试论人本主义总体性的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借助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关注焦点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围绕总体性这个范畴，在表达上呈现多种意蕴，而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呈现不同寓意，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人本主义的总体性，强调总体性对人的关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总体性，强调总体性的科学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这篇文章主要从人本主义的总体性出发，试图呈现其独特的理论内涵。
总体性体现人本主义特征有着深刻历史和现实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但由于社会主义是从未有过的新形式，苏联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加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的倾向，引起了西方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尤其是苏联的强权政治、官僚等级式管理体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问题的存在，加上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非科学的评价，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与此同时，20世纪30～40年代，自然科学的整体革命，人们对战争的理性反思，以及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一些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公开打出了人学旗帜。他们通过总体性范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化，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起就强调人的主体性，并且把人的发展作为其思想的主线。他们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一切社会问题，以人道主义的伦理和“自由”“仁爱”等道义标准来衡量和改造当代社会。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关注与重视，把“人”作为存在的本原和出发点，并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同时，他们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规定为“批判”，强调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取得的。具体来说，在人本主义思潮下，总体性的内在表现形式是辨证的方法论体现总体性的革命价值，文化批判模式体现总体性的社会价值，人道主义关怀体现总体性的人文价值。
一 辩证的方法论体现总体性的革命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哲学，这是首先应当肯定和坚持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正在赤裸裸地扩张。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们不顾工人的死活，最大限度地压榨他们的劳动成果。这就迫切需要找寻一种可以拯救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而且这种思想武器必须能够迅速转化为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1]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卢卡奇正是秉承马克思这一哲学传统，确立了总体性的革命价值。1920年前后，西方一些国家相续效仿俄国十月革命，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不久都失败了，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了低谷。于是，一些革命家兼理论家们，如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开始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找切实可行的理论支撑来实现革命的胜利。卢卡奇通过理论分析和革命实践，最终认为，总体性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工具。首先，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说道：“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卢卡奇认为，总体性是一种辩证的方法论，具有革命性价值。具体说来，他的总体性思想主要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经济决定论的。他以总体性观念来讨伐庸俗经济决定论，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功能，并克服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总是从个人观点出发来考察社会现象，它是代表少数人的；相反，无产阶级是以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总体性，才能整体地把握世界。他提出了具体的总体是主体的观点，认为哲学明显的特点是世界不是独立于认识主体的，而是必须被看作这个主体的产物。他把黑格尔统一的主体-客体是“绝对精神”的观点改造成为统一的主体—客体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具有了自我意识，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就可以成为一个同一的主体-客体，就能战胜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实现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总体性，无产阶级才能凸显其阶级意识，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走上革命的舞台，实现革命的最终胜利。总体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特色。他认为，总体性是具体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总体性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总体性是革命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总体性是乌托邦情怀与关怀人的统一。卢卡奇通过《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点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潜力、现实的革命性、恢复了总体性的价值。正如他所述：“毫无疑问，《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a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3]总之，他唤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重新思考，同时使总体性思想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和理论生长点。
与卢卡奇同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认为，既然社会是一个具体联系的整体，社会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整体。在看待社会革命问题时，就应从整体角度出发，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是总体性的，因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应当是总体性的。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革命时，同时也要进行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4]在葛兰西提出的“总体革命”理论中，他反对那种把历史运动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直线型决定论，主张建立一种反经济因素单一主导论的总体性革命学说。他强调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高度统一。
以卢卡奇、柯尔施与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了总体性作为辨证的方法论的革命意义，强调马克思的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反对把马克思哲学理解成为一种脱离工人斗争的纯科学的书斋哲学。这与他们的背景相关，他们都不是单纯的理论家，都曾在党内担任过要职，并参与过第一线的实践斗争。因此，在他们那里，总体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革命性和实践性。
二 社会批判模式体现总体性的批判价值
自从卢卡奇把总体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思想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揭开了以总体性为核心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序幕。总体性不仅表现出强烈的革命价值，同时还显示出强烈的社会价值，这主要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之中。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深受卢卡奇总体性思想影响。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哈贝马斯，都从总体性理论中获得了深刻的启迪。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之初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在总体性中理解和认识社会生活，并对其进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研究主题是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异化进行社会批判。他们借助总体性把视角对准了社会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内涵，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革命维度向哲学文化领域的转移，但这并不是说法兰克福学派不关心社会革命。在其早期理论中，他们也如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一样十分关心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但是，随着欧洲革命陷入低谷，资产阶级在社会内部实行了各种改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不断弱化，在这种新条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重心自然发生转移，开始从无产阶级革命转向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当然，这也与他们的身份背景相关，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主要进行研究工作，而不是革命运动。他们从理论出发，试图通过理论批判实现对人类的拯救，使人类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异化”状态，使资本主义社会走向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新社会。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又被称为“社会批判”学派。
霍克海默坚持认为，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强有力工具。在科学研究中，社会是作为整体的一个功能出现的，而“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5]他还把社会历史当作一个主客体统一的总体。具体来说，他把总体性作为他学术的核心，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证主义。他引用黑格尔的格言：“真实之物是整体”来反对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理论的不可知性，实证主义是缺少整体观念的不完善理论。他还认为，把一切都还原为经验是不真实的，因为理性在认识事物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支配理性的原则显然不是由经验和逻辑所能证明的，只注重经验会使我们的认识走向单一化，最终走向不可知论。实证主义由于把一切事物还原为经验，而把理性原则排除在事物之外，这就肢解了哲学的批判功能。总之，霍克海默利用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形成的观点来捍卫总体性的必然性。他相信：一个总体化的社会研究可以分析与研究经验数据而不会缺失总体性观念；同时，他还把心理学的各种理论引入了对社会总体性的分析之中。他批判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个人意识，不考虑个人心理状况对整个事件的影响。的确，卢卡奇对心理因素采取敌视态度，柯尔施也有反对情绪，葛兰西则是漠视心理因素。但霍克海默十分重视心理因素的作用，他试图证明把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他在乐观主义的基础之上强调总体性概念与实践的统一。他赋予总体性实践的含义。实践并不是理论的附庸，它存在于理论之后，一旦与理论结合在一起，就很难分离。可以说，霍克海默的总体性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但他把总体性从一种革命观念转变成为一种研究计划。
马尔库塞更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实践政治的影响。他提出的总体社会主义是要说明：社会主义的提出不能限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张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可能性。他认为，当今社会总体性功能越来越明显，理性的总体优先于部分。马尔库塞是一个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忠实于总体性的观点，他一直寻找“极权主义”的缺点。在这个过程中，他坚持总体分析的必然性，并把社会概念化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总而言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性是对卢卡奇等人理论的延续和深化。他们在继承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核心的同时，创造性地把总体性运用到了社会批判领域，这不仅扩大了总体性概念的理论内涵，同时也拓宽了研究视域。
三 人道主义关怀体现总体性的人文价值
现代西方哲学早在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那里就开始了非理性之旅。非理性主义是把不被传统哲学所重视的人，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性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强调非理性因素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强调，这里的人是真正的人，他已不再是理性的化身，而是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马克思也注意到近代哲学中所提出的人是抽象的，他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因此，马克思所要拯救的是现实的人，所要关怀的也是真实存在于社会中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理性的、高高在上的观念上的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机械性和技术的分工造成了人的分裂，人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真正的人，而被机器所规定，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成为异化的人，他不再是整体的人，而是成为个体的人。他没有现实意义，只具有物的意义。他不是其自身，而是成为一种机器。在实践中，如果忘记了人的总体性存在，那么这种存在只不过是控制和操纵的实践，即“拜物教化的实践”。一旦人的总体性被忽略，实践就会降到一种工艺和操作层面。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物化理论的最好现实印证，它高扬物的特性而忽视真实的人的存在，把人降低到物的附属层面。
在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他们借助总体性实现了人道主义关怀。无论是卢卡奇、马尔库塞，还是萨特、梅洛-庞蒂，他们都认为总体性是具有人文价值的。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概念成为一种规范性范畴，成为一种借以衡量现实的价值尺度，是人道主义理想的准则。总体性范畴担负起重建主体，弘扬人的道德使命。“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特别重要”在于借助它才能真正把握历史，把握人在历史中的位置，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实现真正的人、完整的人。只有在总体中人才是完整的，只有在总体中人作为尽善尽美的整体，他的内心才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理论和实践、理性和感性、形式和内容的分离。人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成为独立的真实存在。
马尔库塞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具体生存境遇。他认为，发达社会已经演变成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它压迫社会中反对力量与反对意见，压迫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于是，这样的社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社会、人成为一个单向度人。单向度人就是指丧失总体性的人，他全身心地融入社会，成为一个被动的存在。马尔库塞极力地批判这种单向度人的存在，认为人的总体存在出现在艺术的魅力之中。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接受了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思想，同时丰富与发展了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思想。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第三条道路上或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名义下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指从恩格斯以来的哲学）不重视人，形成了一个人学空场，他要用存在主义的人学补充马克思主义。他从历史主客体理论出发，建立了以“人学辩证法”为内容的总体理论。他反对总体性，提出了总体化。他认为总体性是无生命的，总体化是一种多元综合的动态进行过程，它以个人实践为基础，历史向前地以实现整体为目的。总体化比总体性更为深刻。从词源上讲“总体化（totalisation）”是“总体性（totality）”动词化后的名词形式，它所标注的是“总体性”的形成过程。因此，相对于“总体性”静态状态而言，“总体化”是一个动态进行时。萨特把总体化等同于实践，包括个人实践，人民群众的惰性实践，集团的共同实践。他强调人并不是孤立的单个人，相反是在历史中、集体中、社会中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中同时地既是个体又是整体。”[7]
梅洛-庞蒂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这样一个现象学概念与黑格尔总体性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包含的哲学。他强调身与心、人与世界、个人与团体、目前行为与历史语境的辩证法的渗透。但是，后期梅洛-庞蒂试图通过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阻止主客体二分。这时，他的总体性思想已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而是融合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整体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总体性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把关注焦点对准了具体的人，从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凸显了人的历史地位，这便直接指向了问题所在：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哲学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总而言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总体性的人道主义关怀体现了其人文价值。
人本主义思潮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为目标，从而展开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维护。在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总体性有着多重含义，他们把总体看作一种方法、一种主客体统一、一种实践活动过程、一种先于事实而存在的理想等。总体性具有革命价值、批判价值和人文价值。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总体性范畴，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试图借此来克服第二国际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化、教条化倾向，克服人的现实困境（异化状态），最终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也正如戈德曼所说：“人类和社会生活是需要总体的。”[8]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2]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77页。
[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5页。
[4] 〔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22～23页。
[5]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23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1页。
[7] 〔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第192页。
[8] Martin Gay，Marxism and Total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