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史学(2020上半年/总第1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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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随着佛教的传来,供养佛舍利的宗教活动也传入了中国。舍利供养的主要方式是将佛舍利盛放在舍利容器中并瘗藏于佛塔内或塔基下。文献中最早出现有关舍利的记载可上溯至三国东吴的孙权时期,康僧会因感应而获得舍利并造塔的故事。[2]但目前所见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为河北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建于太平兴国二年)出土的北魏兴安二年(453)石函(图1),以及河北定州华塔(建于咸平年间)遗址出土的,由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发愿修建的五级佛图石函(图2)。[3]

图1 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大代兴安二年(453)石函

(浙江省博物馆、定州市博物馆编《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中国书店,2014,第41页)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陆续进行了舍利塔基的发掘,并不断发现了舍利容器等瘗埋文物。据此,徐苹芳先生1994年在《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一文中,按年代顺序列举了舍利塔基,讨论了中国舍利瘗埋制度以及舍利塔基形制的演变。[4]他关注《法苑珠林》卷三八中武则天在显庆五年(660)为了迎奉法门寺的真身舍利“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5],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6]的记载,并且根据考古发现中最早金棺银椁的实例,即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出土的武周延载元年(694)舍利容器(图3、图4),首先指出到唐代武则天时期,瘗埋舍利的制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地宫正式出现,盛装舍利使用了金棺银椁。之后,杨泓先生也基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的遗迹和获得的遗物,考察了舍利容器的形制变化,针对棺椁形制得出了与徐苹芳先生同样的看法:泾川大云寺舍利塔基地宫和舍利容器的发现,清楚地表明了这时瘗埋舍利的方式已经完全脱离了印度原来的方式,出现了效仿中国墓葬制度构筑模拟墓室的地宫,并用中国式的棺椁来进行瘗藏。[7]究其根源,其由来是武则天的创新。此外,冉万里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早期至宋元明时期的古代瘗埋舍利制度进行了综合研究,也认为棺椁作为舍利容器始于武则天时期。[8]

图2 定州华塔遗址塔基出土大代太和五年(481)石函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刘来成):《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图版5、2]

图3 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出土延载元年(694)舍利容器

[李永良主编《河陇文化:链接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走廊》,甘肃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8,第203图]

图4 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出土延载元年(694)石函

(浙江省博物馆编《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佛教金铜造像》,文物出版社,2018,第294页,第256图)

目前,高宗显庆年间为盛装法门寺的真身舍利,武则天开始采用中国式的棺椁形制作为舍利容器的这一说法,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通说,笔者也认为极为妥当。但是,其中仍有一些问题待商榷:其一,关于武则天在显庆五年为法门寺真身舍利所造金棺银椁形制的舍利容器,文献记载仅能说明是由她主持施造的而已,并未注明这种形制的舍利容器首创于武则天,因此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其二,通过以往的研究得知,至今所发现的最早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是泾川大云寺的延载元年遗物,其后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盛行于中国各地,在陕西、江苏、河北、山西、四川等地都有出土遗物。不过,对此现象的历史背景,学界尚未进行过深入考察。本文拟在前人之研究基础上,对以上两个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