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神王形象探讨

以往对于神王图像的研究着眼于个体，探讨其印度的渊源。但是形象相似的，往往含义不同；同类的神，又往往形象无甚关联。“神王”是印度没有的概念，其中很多神，中国在此之前也没有形成固定图像。虽然有些神王形象，明显是根据含义创造的，但是他们整体有一个模式，以兽头表示动物类神王、以手中持物代表身份、散发上扬如火焰等。就这种模式而言，笔者认为同时代的降魔变中的魔众形象为神王形象提供了创作源泉。这样的形象有佛教文字赋予他们正统性，又和中国传统中同时期的畏兽类神怪达成某种程度的契合。

降魔成道是释迦牟尼一生最重要的事迹之一，因此降魔图是佛教艺术里常见的题材。云冈石窟第5、6（图5）、8、10（图6）、29、35（图7）窟有北魏的降魔图。中原的这种降魔图样式，沿着河西走廊、丝路北道，一直可以追溯到印度犍陀罗。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4、260、263窟和北周第428（图8）窟有类似的降魔图，克孜尔第76、98、110、205等窟也有，其构图和人物形象与犍陀罗的几个降魔图如出一辙（图9、图10）。山神王、树神王、风神王、动物类神王等都能在这种降魔图中找到对应形象。

山神王，降魔图最上方，常有一魔众手举岩石，见于云冈第5、6、10窟，敦煌第263、428窟。犍陀罗的图像中，他出现在同样的位置。犍陀罗和克孜尔的岩石呈圆形，敦煌和云冈的岩石常作山峰状。山神王托举山峰的形态，有一种就是敦煌、云冈这样的。

树神王，云冈第6窟降魔图左上角一魔众手持树枝，是常见的树神王形象。云冈第35窟右上角也有。树枝不是常规武器，魔众中罕见这种形象，几例都只见于云冈。不过，树木是降魔图左右上角可能出现的背景，如果由此演变成手持树枝也不奇怪。

图5 降魔图，云冈第6窟（《云冈石窟》第三卷，图版105）

图6 降魔图，云冈第10窟（《云冈石窟》第七卷，图版55）

图7 降魔图，云冈第35窟（《云冈石窟》第十五卷，图版72）

图8 降魔图，敦煌莫高窟，北周（428）

图9 降魔图（现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图10 降魔图（现藏纽约弗利尔美术馆）

风神王，云冈第6窟降魔图佛右上方一魔众，焰发上扬，手持圆形物，状若风袋，总体形象如神王像中的风神。

人身兽头形象在降魔图中很多，常见的有牛、羊、猪、马、猴、狮子。象头出现于云冈石窟第6窟和第10窟（图5、图6）。神王中的狮皮帽见于犍陀罗的降魔图（图9）。披着狮子皮是犍陀罗、西域常见的金刚力士的一种形象。另外，巩义石窟神王中吐蛇的形象（图11），在降魔图中亦很常见，如云冈第6窟，阿旃陀第1窟。手中执蛇就更为常见，如云冈第35窟降魔图左上角第二排的魔兵，敦煌第428窟的有两个魔兵持蛇，图9、图10两例犍陀罗的降魔图也都有手握蛇的魔兵。云冈第35窟降魔图中还有怀抱其他动物的，怀抱一动物也是神王的一种图像表示方法。

图11 中心柱基层四面神王像，巩义石窟第三窟

印度本土较早的降魔图，如桑奇大塔（1世纪）的，也没有兽头人身的魔众。[41]犍陀罗的降魔图其实大多比较简单，魔王手下魔兵为人形，手持武器。复杂的兽头的魔众不多，常为学界引用的是本文反复提到的弗利尔美术馆和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浮雕。图9佛头两侧有羊头、马头；图10佛右边有马头、羊头、猴头，佛左边有狮头，还有全兽型的猴骑马和大象。这两例，从其成熟的风格看，可以断代到3、4世纪，大约为这一样式的最早版本。阿旃陀壁画为5世纪，阿旃陀第1、26窟的降魔图里，都出现了各种兽类形象。

佛经对降魔成道的描述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较早的文献中没有魔军容貌的细节，巴利语的佛传、《因缘记》（Nidanakat）中也没有。降魔细节在一些梵文佛传中剧增起来，同时出现了兽头形象的魔兵，见竺法护所译《普曜经》（西晋永嘉二年，308）；求那跋陀罗所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南朝宋元嘉二十三年，446）；马鸣撰、宝云译《佛本行经》（376～449）；马鸣撰、昙无谶译《佛所行赞》（414～427），以及《方广大庄严经》。《方广大庄严经》，唐地婆诃罗译，译出较晚，不过其梵文本成于3世纪。[42]

《普曜经·降魔品第十八》中魔军变化为狮子、熊、罴、虎、兕、象、龙、牛、马、犬、豕、猴、猿之形，皆是凶猛之兽。[43]《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中提到各种兽头，如：猪、鱼、驴、马、狮子、龙、熊、罴、虎、兕。[44]

《佛所行赞》卷三中的魔军有猪、鱼、驴、马、驼、牛、兕、虎等形。[45]《太子瑞应本起经》是狮子、熊、罴、虎、兕、象、龙、牛、马、犬、豕、猴。[46]《佛本行集经·降魔品第十六》中人禽、鱼族形象结合：鸟面、摩竭龟鱼等首。此经专门提到执蛇吞蛇：“赤体以蛇缠身，或从眼耳鼻出诸蛇，其蛇黑色，以手执取，于菩萨前而口瞰食。”[47]《方广大庄严经》中魔军“一身能现多身、畜头人身、人头畜身”，也有“执毒蛇而食、以蛇缠颈”。[48]前文提到的兽首、持蛇的形象都可以对应上了。

魔军攻击佛的方法，除了常规的兵器，《普曜经·降魔品第十八》还提到吐火、担山、雷电。[49]《方广大庄严经》有布黑云雷电霹雳、雨沙土瓦石、擎大山、放猛火、吐毒蛇。[50]在所持武器中，《佛本行集经》特别提到树，如：“或执弓箭、刀、矛戟，或戴山树、金刚杵。”[51]这样，擎山持树的形象也有了合理的依据。此外，《佛本行集经》中专门提到魔王幻化成风。看来，风神在降魔图中的出现也有来源。

对于佛经中魔军的怪异形象和种种恐怖，一种解释是六欲三毒等的化现。《佛本行集经》对此表述最完整——爱欲化火战具；恚毒召祸害化成满毒蛇虺；嫉嫌化箭；恶口化龙；㤭慢化成象；妄言调戏化成风；悭贪吝恶化成雾；阴盖睡眠化成云；邪见化成邪冥。这个说法总该是在怪异形象产生之后。在怪异形象出现之前，魔兵又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通行的认知就是魔兵是夜叉类神。实际上，确切地说，在印度神系中，死神魔王统领的是鸠盘荼（Kumbhˉan.-d.a），一种身如侏儒、大腹如瓮的神怪，见桑奇大塔上的鸠盘荼形象。《方广大庄严经》提到魔王率领的是夜叉、鸠盘荼和罗刹[52]，说明这一印度概念到该经成文的地区和时代时已经变得模糊，夜叉是由倶吠罗（Kubera）或毗沙门天统领的。夜叉、罗刹等类印度神，手持武器呈现种种包括兽形在内的恐怖怪异之状，这不是释迦牟尼成道降魔时独有的，《大吉义神咒经》中也有此类描述：

有诸夜叉罗刹鬼等作种种形，师子象虎鹿马牛驴驼羊等形，或作大头其身瘦小，或作青形或时腹赤，一头两面或有三面或时四面，粗毛竖发如师子毛。……以此异形为世作畏。或持矛戟并三奇叉，或时捉剑或捉铁椎或捉刀杖，扬声大叫，甚可怖惧。[53]

此经486年由昙曜译，昙曜领导修建了云冈最早的五大石窟。当年此经确有使用，上文所引可以代表时人对夜叉、罗刹类神的认识。

鸠盘荼也好，夜叉也好，都是印度传统里独有的对神怪的分类，其他文化的人不容易理解。在犍陀罗一带，人身兽头和散发上扬的魔怪开始出现在佛传故事里和图像里。这一类的文字和图像从中亚一路传到中原。我们不知道这种神怪观渊源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解释中原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形象来创造神王形象。神王所代表的是异域印度的神，在中国人眼里降魔图是正宗的印度图像，其中的形象就是正宗的印度神怪的样子。同时，他们正好也符合中国的神怪传统。[54]

以《山海经》为代表，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神怪的形象是各种各样的人与禽兽的结合体。大量的墓葬里的神怪图像可为证，这种神怪观延续至汉代六朝。沂南汉墓画像石上的蚩尤，兽头鹰爪人身；与神王像同时期的北朝墓葬里，常有各种畏兽形象，兽头、发毛上扬、鹰爪。北魏正光三年（522）的元氏墓志上刻十八身畏兽，每个畏兽还被标出了名字，如护天、发走等，实为难得（图12）。[55]这样的畏兽形象还出现在巩义石窟底层，即传统的夜叉的位置。西安出土过一尊北周佛像（547），其基座上的九个神王像就完全是畏兽的样子。[56]同时，北魏时代的墓葬图像中也出现了担山、抱鱼之类主题的图案，与神王像有共通之处。

图12 畏兽，元氏墓志，北魏（522）

如果不做这种具体的神王像，佛教建筑的基层部位，与神王图像相应的位置，有装饰神怪的传统，如印度那希克（Nāsik）石窟僧房窟第3窟的窟前底层装饰。但是更多的还是在中亚流行，如图13所示的哈达（Hada）地区Tapa Kalan寺院遗址出土的TK95号塔（4～5世纪）。敦煌北魏石窟底层的夜叉像也反映了这一传统。在比神王像盛行的时间稍晚的7世纪，唐代著名法师道宣（596～667）在他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记载了一座著名戒坛——位于北印度乌仗那国之东的一座三层石戒坛，并详细描绘了戒坛的结构和装饰。其中提到戒坛最下面一层“四面坛身并列龛窟，窟内安诸神王”。[57]戒坛，在道宣此处笔下，“即佛塔也”。[58]道宣所言说明塔基一层装饰神怪像被认为是一种正宗的印度传统，这种装饰在底层的神怪可以称为“神王”。在这样的底层装饰夜叉神王像的大传统里，中原创造了特殊的十神王像。

图13 TK95号塔，Tapa Kalan寺院遗址，阿富汗哈达，4～5世纪，吉美博物馆藏

动物类的神王形象，和中国墓葬中出现的坐式生肖俑很像。以商甲骨文为证，中国古代发明了天干地支计数计时法。至少从战国开始，十二生肖便与地支相配。[59]汉代，阴阳、五行乃至八卦这些在中国文化思想里构成造化运作的基本元素，都与地支对应起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天干地支不再只是计时的标识，而是代表了其所示时间段的宇宙能量，进而十二生肖成了掌管这股能量的神。6世纪中国北方墓葬中出现了动物形象的生肖俑。[60]隋唐时期，生肖俑盛行，并出现了兽首人身坐相的生肖俑。[61]是不是同时期对十二生肖的兴趣或多或少也影响了神王形象的形成？神王形象反过来又影响了兽头人形坐式生肖俑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