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支撑日本“大国梦”的因素

经济大国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在世界史上屡见不鲜。这种转型不仅会深深烙上时代的印记，也因为转型国家不同的内外环境、历史传统和战略文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其中，既有顺利转型的国家，也有半途而废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家，既有高歌猛进的岁月，也有举步维艰的时刻。那么，近40年来日本执政当局在推动国家政治转型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经验？哪些因素支撑着日本不断追求其“大国梦”？

（一）通过持续的政策争辩凝聚朝野共识，让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渐趋清晰

近40年来，日本精英阶层围绕日本的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朝野各种政治势力、利益集团纷纷提出自己的国家发展构想。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刚刚奠定其在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便遭到石油危机的冲击，举国上下都感到强烈的不安。1978年12月，时任首相大平正芳邀集一些官僚和学者精英进行研讨，提出了著名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这一战略强调世界和平正在由美国一国担保演变为各国分担责任，日本的作用基本上以经济为中心，但也要发挥相当的政治上的作用；日本的安全保障应该是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应对大规模地震灾害在内的综合安全保障。[35]《朝日新闻》记者本田优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历届政权中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将国家战略明文化的尝试”。[36]

从日本参众两院的审议记录来看，20世纪70年代，国会讨论时，“国家战略”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差不多是一年一次，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增加为每年数次，从1995年起差不多就是两位数，2002年第一次突破了100次。[37]在国会讨论时首次使用“国家战略”这个概念的是中曾根康弘。[38]他是历届日本首相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之一，在1982年出任首相后不久便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要求对战后被占领时期以来的政策方针进行全面评估与纠正。让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就是他为日本设计的新国家定位。中曾根康弘明确指出，所谓“政治大国”就是“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39]这是与日本政府沿袭多年的习惯做法截然不同的一张“路线图”。

战后，日本政界的主流思潮是被称为“保守主流”的“吉田主义”，这是一条遵循和平宪法、维持日美同盟、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路线。它奠定了日本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的基础，但是冷战结束以后，这条路线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继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国”论之后，90年代风靡日本政坛的是前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倡导的“正常国家”论。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时还不敢公开点名吉田茂，小泽一郎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在1993年问世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强调“经济优先”不应该成为“一成不变的政治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应该尽快地从‘吉田主义’的说教中解放出来，制定一个新的战略。当然，要成为‘正常国家’，并非只要实施政治改革就可以了。日本国民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成为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正常的国民’。”“日本除了成为‘国际国家’外，别无其他的生存方式。”[40]

但是，“吉田主义”的影响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摆脱的。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坛有关日本未来走向的构想，除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倡导的“政治大国”论和“正常国家”论以外，小渊惠三担任首相后提出的“全球民生大国”论也有很多支持者。1999年，小渊惠三委托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河合隼雄牵头成立了“日本21世纪恳谈会”，其汇总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日本的新边疆就在日本》提出，日本应该从战后一贯的“非军事经济大国”走向“全球民生大国”。具体来说，日本要运用民生的手段而不是军事的手段，在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缩小贫富差距、保护环境、保障人权以及联合国维和活动等领域，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在21世纪，日本要更加有意识地朝这一适合自身特征的国家形态努力。同时，也要让国际社会接受这样的日本。”[41]不难发现，“全球民生大国”论依然有非常明显的“吉田主义”痕迹。

正是在各种似乎相互对立的战略构想持续不断的碰撞中，日本新的国家战略的基本轮廓渐趋清晰。比如，“全球民生大国”论的内涵这些年来也有变化，主要是增加了要增强日本的防卫力量、在安全保障领域履行国际贡献的义务。这就意味着它在某些方面开始接近“正常大国”论的主张，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细谷雄一称之为“全球民生大国”论的“2.0版”[42]。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这两位长期掌握日本权力中枢的强人首相任内，日本统治阶层围绕日本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终于达成了若干共识，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答案。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五点。其一，日本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发挥更大的影响，特别是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既是对日本长期作为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的回报，也是日本彻底摘掉“战败国”帽子、成为国际主导国家的标志。其二，日本的对外经贸活动必须服务其国家利益。正如2003年修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时所强调的，日本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实施政府开发援助应增强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43]其三，日本应积极参与和主导制定国际经贸规则。1997年，日本筹划和主办世界气候大会，通过了第一份以日本地名命名的《京都议定书》，对温室气体减排、防止地球气候变暖规定了具体的目标；2019年，日本在G20峰会上又启动了关于数据治理的“大阪轨道”。其四，日本要持续加大推行全球性战略外交力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为结束柬埔寨冲突进行斡旋，出台欧亚大陆外交政策，到进入21世纪后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密切与非洲各国的关系等，日本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成为活跃而有影响的角色。其五，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应逐渐凸显军事存在感。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加大军事领域的投入，在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的同时，推进“有事立法”，出台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为自卫队海外派兵彻底“松绑”。

战后日本在国际社会从保持沉默到积极发声，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出招，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到全面融入战略考量，在各种驱动因素中，核心因素也是最能持久发挥影响的就是上述正在成为涵盖朝野两大阵营、指导历届内阁行动的战略共识。

（二）审慎处理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关系，确保日本国家转型有序推进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它不能容忍任何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竞争对手。美国在发展对外关系中有所谓的“60%”潜规则，即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其GDP达到美国的60%，美国就会将其视为潜在挑战者而予以遏制。二战前的德国和二战后的苏联都曾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遭到打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其GDP一度接近美国的60%且人均GDP赶超美国后，日美关系异乎寻常地紧张起来，90年代初更出现了所谓“同盟漂流”[44]的局面。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骤然加大。为了避免来自美国的“敲打”，确保国家政治转型的有序推进，日本当权者可谓煞费苦心。

首先，坚持日美同盟关系定位，消除美国的战略疑虑。1960年，日美两国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后，日本当权者始终将其视为日本外交的基轴。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界对于与美国结盟尚有疑虑。1981年，铃木善幸结束访美时在联合声明中第一次写进了“同盟”一词，尽管他再三强调“同盟”一词并无军事上的含义，但还是在日本政坛引起了轩然大波，时任外务大臣伊东正义被迫辞职。[45]随着时间的推移，“同盟”一词在首相施政演说和政府出版物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并成为政坛主流普遍的共识。冷战结束后，通过日美同盟“再定义”结束所谓“同盟漂流”局面的是桥本龙太郎首相。1996年4月，他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将日美同盟由单纯的双边军事同盟“升级”为“21世纪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此后，日本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实行“对美一边倒”，使美国对日本的战略疑虑明显减少。近40年来，日本经历了四次政权轮替，分别是1993年七党一派联合政权问世，1994年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执政，2009年民主党上台和2012年自民党、公明党夺回政权，但是日本与美国结盟的政治定位没有丝毫动摇。在小泉纯一郎任内，日美同盟更被提升为“全球规模的伙伴关系”，被奉为不可动摇的圭臬。

其次，密切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始终以美国为选边对象。20世纪8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出现新的紧张态势，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宣布将在必要时封锁津轻、宗谷、对马三海峡，阻止苏联太平洋舰队南下，确保日本成为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9·11”事件发生后，除英国外，日本在美国所有盟国中表态最快、支持美国的态度最鲜明。在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后，日本还通过相关法律分别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赴印度洋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燃料补给，派遣陆上自卫队到伊拉克从事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日本的表现远比欧洲的法、德两国让美国满意。另外，从联合国大会表决的记录来看，日本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比例与英国并驾齐驱，高于法、德两国。[46]

再次，精心维护在日美军基地，为美国提供地区战略支撑。日本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生效、恢复独立国家地位后仍接受美国在日本驻军。截至2019年3月，美国在日本13个都道府县总共拥有78个基地，占地总面积逾263平方千米，驻军3.3万人。其中，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冲绳县的嘉手纳分别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从1978年起，日本政府在每年预算中都列出专项资金用来补贴基地内美军雇员工资和水电煤气等费用。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资料，日本政府承担的驻军费用比例为74.5%，远高于意大利的41.0%、韩国的40.0%和德国的32.6%。[47]日本防卫省统计的这一比例更高达84.6%（2015年）。[48]尽管驻日美军给驻地附近居民带来噪声、环境污染甚至发生盗窃和性犯罪等扰民事件，日本民众中反对美国驻军、要求撤销基地的呼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但日本历届内阁一直加以压制，心甘情愿地将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最后，妥善管控与美国的经济摩擦，避免日美关系整体脱轨。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美日两国间一直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对立和经济博弈，摩擦领域从纺织品、钢铁、电器、汽车到半导体、金融保险，几乎涵盖所有的产品领域和服务领域。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经济摩擦加剧一度导致日美尖锐对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敲打”日本的做法，日本也开始对美国“离心离德”，出现了如日本著名评论家船桥洋一所形容的“同盟漂流”的状态。但是，为了避免日美关系的整体脱轨，日本历届内阁采取“一拖二磨三让步”的方针，在化解美国贸易攻势的同时，尽可能维持对日本有利的经贸环境。具体而言，有三种比较成功的模式。一是自主设限模式，即通过对特定产品对美出口设定上限的办法化解美国的压力。二是产业融合模式。以汽车行业为例，日本各大汽车公司在本土对美出口受限的情况下，纷纷赴美投资设厂。2017年，日本在美销售汽车达670万辆，市场占有率接近40%。其中，在美国当地生产的有377万辆，远超从日本出口美国的174万辆。[49]三是开放市场模式，典型事例是农产品摩擦和半导体摩擦。日本在对美国产品进口开放问题上，步步为营、逐步放开，必要时还接受进口数量的约束，以缓和美国的贸易攻势。

整体而言，日本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美国的打压和排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发展机遇。当然，它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多国家很难接受的。

（三）发挥对外投资和援助等经济筹码的作用，提高对外话语权和规则主导权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自此后的40年里，东西方冷战由紧张趋于缓和直至终结，综合国力竞争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内容。日本利用自己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技术积累，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以政府开发援助为轴心的对外援助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通过缔结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利用作为G7和G20成员的双重身份，为日本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主导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援助对象以亚洲为主，印尼、中国和印度曾先后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最大受援国。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由无偿援助、无偿技术援助和有偿资金援助构成。其中，有偿资金援助即通常所说的日元贷款，其利率为0.75%～2.2%，偿还期为30～40年，还有为期10年的宽限期。对受援国来说，日元贷款的还本付息负担较轻，有利于兴办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对于日本而言，政府开发援助是其按照和平宪法履行国际贡献义务的特殊手段。在日本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初期，曾附带必须购买日本产品和服务的条件，显然政府开发援助是为日本拓展商品市场服务的，具有既赚名声又获实利的“一箭双雕”效应。不过，随着国际社会对这种变相扩大出口的援助方案的不满日益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附带条件的日元贷款下降为总体的30%以下。

截至2018年，全世界一共有190个国家和地区接受过或正在接受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50]，总金额达61万亿日元，日本先后派遣了18万名专家和5万多名志愿者。[51]应该说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成绩单。同时，日本也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中收获了战略利益，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其投资环境，为日本企业提供能获利的投资机会；二是日本致力于拓展全球市场，赚取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它拿出一部分资金“还流”给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缓解美欧等贸易逆差国对日本的不满；三是政府开发援助让日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感，对外援助的业绩以及在受援国的良好口碑成为日本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在1964年才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是美欧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和经贸规则的遵从者。但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特别是在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日本越来越热衷于参与国际秩序和经贸规则的谈判，在改善自身贸易环境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1975年11月，在巴黎近郊朗布依埃举行了由美、英、德、法、意、日六国首脑参加的旨在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的会议。翌年，加拿大加入其中，使这一机制成为一年一度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日本一直是这一“富国俱乐部”的积极成员。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个新的探讨和解决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的平台——G20应运而生。日本审时度势，充分利用G20平台，积极推销自己的主张。这从它在2019年G20大阪峰会上倡导所谓数据治理的“大阪轨道”中可见一斑。[52]

日本以2001年与新加坡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为开端，积极推进各种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截至2020年1月，与日本缔结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已覆盖日本对外贸易对象国的51%，这一比例高于美国和欧盟。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缔约谈判中致力于改善和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例如，在日本主导的CPTPP中，不仅规定互相减免关税，还对保护知识产权、限制政府补贴、规范国有企业行为等做出规定。在2020年1月生效的日美贸易协定中，也有关于数据自由流通、禁止政府强制企业提供源代码等规定。日本自诩这是为未来全球数据治理立规矩。

（四）增强文化领域的传播力和吸引力，提高日本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谋求增强文化领域的对外传播能力和吸引力，使之成为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他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的一种能力。其核心是文化，是让别的国家感受其魅力的文化。一国软实力越强，国际社会对它的好感度也越高。

日本在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注重软实力的建设。1979～1980年在位的大平正芳首相最早提出“文化立国”的口号，他在首次施政演说中即提出，日本已从“经济中心的时代过渡到了重视文化的时代”。大平内阁推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指出，日本未来应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前提，综合运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种非军事手段，为日本争取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大战略”。

大平以后的历任日本首相在增强文化领域传播力和话语权方面都有不小的动作。例如，以倡导“政治大国”著称的中曾根康弘在其任内创设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海外日本问题学者从事客座研究，在向全世界推广日本文化、深化日本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小泉纯一郎首相任内，日本先后出台了《知识财富战略大纲》和题为“创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国家日本”的战略报告，明确提出日本21世纪文化外交的目标有三个：一是要促进外界对日本的了解，提升日本的对外形象；二是要增进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相互理解，避免彼此间的冲突；三是为培育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理念做出贡献。其中尤其提到，东亚与中东应作为日本开展文化外交的重点。[53]

从具体实践来看，日本也一直注重利用文化交流提升自身国际形象、改善国际舆论环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着眼全球布局，推动日语教育普及。这项工作主要由国际交流基金会负责。每年都拨出巨款，大量增设海外的日语教学点；向海外的日语教育机构派遣专家；扩大海外日本语能力测试的网点。2018年的调查显示，全球有142个国家开展了日语教育，日语学习者的总数达384.7万人，相当于1979年的30.3倍。[54]其二，弘扬人文精神，推介日本影视文学。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购买了人气电视连续剧《阿信》的版权，无偿提供给中国、新加坡等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播放，向世界展示日本人善良、坚韧和同情弱者的人性之光。进入21世纪后，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又悄然兴起了一股“村上春树热”。其三，引领世界潮流，弘扬日本动漫文化。漫画是日本政府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最成功的一项事业。日本政府通过设立面向海外的日本动画和电视剧的专用电视频道、向发展中国家赠送动漫版权、举办以海外年轻漫画家为对象的国际漫画大奖赛，甚至将卡通形象机器猫“哆啦A梦”任命为“动漫文化大使”，不遗余力地推广日本的动漫文化。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生产的。日本动漫作品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世界各国成功地培养起一个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有好感的庞大群体。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日本国民酷总值》一文中指出，衡量一国的实力除了国民生产总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国民酷总值”（Gross National Cool，GNC），它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形态。日本的“国民酷总值”遥遥领先，成为超越20世纪80年代经济大国的文化强国。对于21世纪的日本来说，“魅力”远比“经济”更能成为有用的指标。[55]2007年4月28日，时任外务大臣的麻生太郎发表演讲时也称，日本的动漫作者将现代的日本文化推向世界，让各国年轻人从心底里倾慕日本，成为日本的“粉丝”，这是外务省官员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到的。他强调：“我们这代人是在吸收莎士比亚、贝多芬等西欧文化的精神食粮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要让漫画、动画、日本料理和大相扑等源自日本的文化，成为世界各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毫不逊色的精神食粮。”[56]

应该说，日本提高文化领域传播力和话语权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度明显提高。从2004年起，英国BBC广播电视台委托国际著名调查企业Globe Scan公司与美国马里兰大学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PIPA）在全球33个国家共同实施一项调查，了解各国对主要大国在世界上所发挥作用的评价。从2005年起，日本也被列入调查对象，这一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日本的平均好感度是55%，居第1位。2007年后，BBC与Globe Scan公司将调查范围缩小为27个国家，日本在所有国家中获得的正面评价平均值是54%，与加拿大并列第一。2008年的调查中，日本在所有国家中与德国并列第一（56%）。2009年以后，日本的排名有所下降，但最低也是第5位（2011年、2014年）。2017年，日本的排名上升为第3位，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日本获得的正面评价平均值是56%，仅次于加拿大（61%）和德国（59%）。[57]

（五）在军事领域用“切香肠”方式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派兵出国的限制

日本要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最关键的是自卫队能否堂堂正正地在海外施展拳脚。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根据美国占领当局的旨意建立了警察预备队，后来又先后改名为“保安队”和“自卫队”，但自卫队问世的1954年，日本国会曾专门通过决议禁止自卫队向海外派兵。至20世纪80年代初，自卫队已发展为东亚地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然而，囿于宪法第九条和《自卫队法》，向海外派兵始终是自卫队一道难以逾越的“红线”。1987年9月，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曾有意派遣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到波斯湾为维护航行安全做“贡献”，但遭到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的激烈反对，只得放弃。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间，日本先后进行了三轮防卫政策的调整，用“切香肠”的方式，终于突破了这道“红线”。

第一轮调整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背景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4年的朝核危机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日本国会在1992年6月通过“PKO法”，为自卫队颁发了派兵出国的“通行证”。1996年4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之际，日美两国发表了有关安全保障的联合宣言，强调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1997年9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1999年5月《周边事态法》的出台，标志着日美同盟已从“防御日本”变质为“预防和遏制地区冲突”，揭开了《日美安全条约》重新定义的序幕。

第二轮调整是在21世纪头十年。以2001年“9·11”事件为契机，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两场反恐战争，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推动国会在2001年10月和2003年7月先后通过了《反恐活动特别措施法》和《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根据前一项法律，日本海上自卫队赴印度洋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舰艇提供燃油；而后一项法律则使日本陆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能够进入仍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主要是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也开展了一些象征性的复兴援助活动。2003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小泉内阁提出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立法”，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体系化、法制化取得进展，日本朝“正常大国”的目标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第三轮调整发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入主首相官邸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安倍内阁在2013年12月接连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3个文件被称为安倍的“安保三箭”，与构成“安倍经济学”的3支“箭”相得益彰。2014年7月，安倍内阁通过决议，对明确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进行了修改，规定日本在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到外敌攻击，导致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从根本上被颠覆的危险时，日本可以行使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武力。[58]

2015年是新一轮防卫政策调整的收官阶段，其标志是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新安保法案的出台。2015年4月，日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公布了修改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要点包括：一是将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合作地域从日本的“周边地区”扩展到全球；二是规定了日美在军事领域实行“无缝”合作，维和、救援、预警、情报分享、监控、侦察、训练、演习、拦截弹道导弹、舰船护卫等均涵盖在内。同年7月和9月，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由安倍内阁提出的《国际和平支援法》的新法律和对原有十项法律进行修改合并而成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这两项法律就是通常所称的日本“新安保法案”。

按照新安保法案，日本自卫队可以随时向海外出动，以支援处理国际纷争的他国军队。支援内容不仅包括供水和加油等物资补给、人员与物资运送、伤者医疗、建造工事等常规项目，甚至允许自卫队为他国军队提供弹药。而且，自卫队在出现介于战争与和平状态的“灰色地带”或日本“存立”受到威胁时也能出动。《朝日新闻》发表评论称，新保安法案意味着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战后最深刻、最重大的转折”。[59]就这样，日本当权者一步步给自卫队“松绑”，争取海外派兵的永久化、制度化，导致日本和平宪法遭到实质性的“阉割”。

（六）进行一系列旨在强化中央集权和提高决策效率的改革

战后，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由在众议院掌握过半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建内阁，进行政治运作。自民党长期垄断权力中枢，在制定政策和具体实施政策时，依靠一支专业素质较高、具有较强渗透能力和主导能力的公务员队伍，对企业和各类社会团体实施所谓的“行政指导”。这套独特的政治制度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在日本赶超欧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治理体制的弊端也日渐突出，出现了日本媒体所形容的“制度疲劳”的现象。备受诟病的是中央各省厅在政治家和利益集团间扮演输送利益的中介角色，形成相互勾连、盘根错节的“政官财”铁三角构造。“改革”成为这40年日本经济政治领域的“热词”，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改革“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曾根康弘首相力推国有铁道、烟草专卖公社、电报电话公社和日本航空公司实行民营化改革。其结果，不仅使政府摆脱了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入不敷出而背上的财政包袱，也大大削弱了最大工会组织“总评”的影响力。

第二，改革“饥渴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执政的自民党不断曝出“金权政治”丑闻，日本国内要求在政治领域进行改革的呼声与日俱增。细川护熙首相任内推进的选举制度改革以及桥本龙太郎首相任内启动的中央省厅改革对改变日本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改革“狂躁期”。21世纪以后，日本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小泉纯一郎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喊出了“整垮自民党”的口号，而取代自民党执政的民主党更是企图颠覆沿袭几十年的官僚统治体系。它向日本国内外展现了除弊兴利、重振日本的坚定理念和前所未有的改革姿态。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加上官僚体系顽强抵抗，民主党在各个领域推进的改革措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度后退的局面。

第四，改革“疲惫期”。2012年，民主党执政的失败为安倍晋三再次入主首相官邸铺平了道路。日本政界再没有人扯起“改革”的旗号，学术界、传媒界在改革问题上也出现了集体“失语”。一方面，安倍利用各种机会抨击民主党执政的失败，将民主党执政的三年形容为日本的“至暗时刻”；另一方面，安倍肆无忌惮地扩张自己的权力，使首相官邸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权力中枢。安倍复出后，诸如修改宪法解释、出台新安保法案等有悖于传统决策模式的独断专行引起了日本政坛一次又一次的震撼。

概括地说，40年来日本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三大转变。

其一，由“官僚主导”向“政党主导”转变。[60]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官僚体制及其管理国家的模式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长期以来日本流行“官高政低”的说法，历届内阁在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上都听命于官僚。日本学者饭田润将日本这种统治结构概括为“官僚内阁制”。[61]“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持续滑坡的事实粉碎了“官僚万能”的神话，一系列渎职、贪污丑闻更加剧了国民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小泉纯一郎是第一个公开挑战官僚主导体制的首相。打着结束“官僚主导”体制旗号上台的民主党政权对这一体制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废除了沿袭123年的事务次官会议。安倍复出后，不仅没有恢复这一制度，还在内阁府设立人事局，掌握了各省厅局长以上干部的任免权。这就如同掐住了官僚体制的命脉，迫使各省厅官僚对安倍及其率领的自民党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其二，由“两党对峙”向“一强多弱”转变。近40年里，日本政坛先后有过自民党与社会党，自民党、公明党与民主党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也曾多次出现众参两院分别由朝野政党掌控的“扭曲国会”现象。但是，自民主党在2012年丢失政权后，日本政坛出现了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如今，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在众参两院的席位还不及自民党的“零头”。而且，在野党还互相倾轧、互相拆台。这就为安倍内阁一意孤行利用国会的多数席位，出台各种有悖民意的内外政策铺平了道路。

其三，由“派系均衡”向“官邸主导”转变。自民党自成立起，一直派系林立，派系间相互竞争又相互牵制。首相由派系领袖轮流担任，受到各派势力牵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近年来，随着政治资金和职务肥缺越来越集中到总裁和干事长手里，派系的凝聚力越来越弱。借用日本著名评论家御厨贵的话来说：“第二次安倍政权最大的特征就是‘强有力的官邸主导’……（日本）还不曾有过官邸力量如此强大的时代。”“如今的派系领袖已经沦落到相当于‘公寓管理人’那样的地步。让人吃惊的是派系领袖完全没有昔日的那种霸气了。”[62]安倍自己经常说的话就是，过去的内阁总是“议而不决”，如今是可以立即做决断了。这说明日本的中央集权有所加强，决策机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高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