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亚洲外交的时代特征
（一）战败、占领、媾和与亚洲
曾经广泛侵占亚洲太平洋一带、倡导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帝国于1945年8月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日本瞬间就从“战前”来到“战后”，往昔的亚洲也不复存在。
日本被置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占领下，最终通过新宪法成为所谓“和平国家”。而与之相对，亚洲重燃战火，中国再次爆发内战，还有朝鲜战争、印支人民抗法战争、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以及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独立而发生的第一次印巴战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对日本而言，是“战后”这一“长久和平”的开端，而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却爆发了新战乱。由此看来，战后日本与亚洲，如果从出发点而言毫无共同之处，可以说走上了两条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道路。
二战结束后不久亚洲仍战乱频仍，这与日本帝国的崩溃有着深刻的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投降后，日本仍负隅顽抗，高喊着“本土决战”“一亿玉碎”，进行激烈的抵抗。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计划于1945年秋对日本本土发起进攻。日本遭到两次原子弹轰炸，在苏联参战后，1945年8月中旬，日本最终无条件投降。对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而言，日本的投降比预期早了一些，而国际社会还没有充分想清楚日本投降后的亚洲秩序，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战后构想，亚洲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由此可见，1945年夏季日本投降与此后出现的亚洲战乱可以说构成了历史的表里两面。但是，对于战败后被置于占领之下、丧失了殖民地、与亚洲诸国断绝关系的日本来说，亚洲一下子成为遥远的存在。日本不把自身视为亚洲的一部分而以“日本与亚洲”的视角看问题，正是在这种与亚洲中断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
1951年，为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然而，这个会议与亚洲的关系微乎其微。中国方面，美国想邀请已经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参会，而占据着香港的英国于195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主张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此次会议。最终，美英两国交涉未果，“蒋介石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未被邀请参会。韩国以战争中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曾宣布对日本开战为由，要求以战胜国身份参加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美国也曾讨论过韩国参加会议的问题，但是拥有众多殖民地的英国担心实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提出同样的申请而加以反对，最终韩国也未能参会。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参加了会议。印度尼西亚对日本赔偿仅限于“劳务”的规定感到不满，虽然签订了和平条约，但在国内未能获得批准。
可见，亚洲诸国中很多国家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所以媾和会议并未反映战争中被日本占领过的亚洲的声音，而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全面体现了美国想把亚洲拉入冷战而希望日本尽早实现复兴的冷战逻辑。在媾和会议上，亚洲的声音微乎其微，这大概也是战后日本对亚洲战争责任的讨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比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很多亚洲国家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所以对恢复主权的日本来说，其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与东南亚诸国的赔偿交涉等成为主要问题。在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中，战后处理问题成为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因为其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中没有得到解决。
（二）“民族主义时代”的亚洲与日本——20世纪50年代
战前亚洲遍布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到了战后不断有国家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在20世纪50年代的亚洲，这些新兴独立国家迸发出炙热的民族主义，标志性事件就是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
众所周知，万隆会议主张反殖民主义和亚非合作。对于已经恢复了主权的日本来说，这个会议是其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会议。日本能受邀参加万隆会议是因为巴基斯坦的强烈要求。对巴基斯坦而言，堪称宿敌的印度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共同主导亚非会议而实力大增，巴基斯坦想方设法对此加以阻止。因为欧洲各国无法参加万隆会议，巴基斯坦将目光转向在亚洲能够与中国相对抗的日本，热情地邀请日本参会，最终如愿以偿。
但是，日本与巴基斯坦的想法不同，将受邀参加万隆会议视为实现“回归亚洲的绝好机会”，舆论为之沸腾。此时击败吉田茂坐上首相之位的鸠山一郎将“吉田政策”称为“对美从属”，高举“对美自主”的外交旗号。对鸠山一郎而言，参加万隆会议是实现“对美自主”和“回归亚洲”的绝好机会。但是，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归根结底还是要看美国的脸色。
美国十分警惕万隆会议的召开将增强中立主义势力，最初期望万隆会议因内部矛盾而胎死腹中，但是眼见会议召开在所难免，就转而要求亚洲的自由主义国家积极参加万隆会议，以增强会上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对于日本而言，日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回归亚洲的绝好机会”，但如果按照美国的要求全面展现反共产主义的姿态，将很难处理与亚洲中立主义国家的关系。最后，鸠山一郎政府派出经济审议厅长官、经济界出身的高碕达之助作为日本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提出了不涉及政治问题而专注于经济合作的方针。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主导亚洲的经济合作，在万隆会议上发挥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即便如此，日本也展现出其亚洲外交的最初模式，即不深入政治问题、重视经济关系。
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是印度在日本备受关注的时代。在战后的亚洲，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印度则走上了以糅合计划经济的自由民主主义来建设国家的道路。在国际上，印度的前途引人注目，日本以经济界为中心也形成了“印度热”。当然，这也反映出在与二战前一直保持紧密关系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中断、与东南亚赔偿交涉未果、日本无法“走出去”的情况下，亚洲只剩下印度还向日本开放。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印度经济逐渐停滞，而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赔偿交涉完成后，日本经济界遂开始转而关心与东南亚开展赔偿经贸，对印度的关注渐渐减弱。
（三）战后亚洲的转折点——20世纪60年代
二战后，亚洲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转变。纵览战后亚洲的国际政治史，前半期的亚洲充满了民族主义和政治活力，但也面临战争、社会混乱以及经济停滞等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亚洲则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迹象，经过被称为“东亚的奇迹”的高速经济发展，今日“广义的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战后的世界，除东亚以外再无其他地区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造就了东亚的巨变呢？从国际政治史的脉络来看，笔者认为“十年转折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0]
“十年转折期”指从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未遂军事政变的“9·30事件”开始，经过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缓和，到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的十年。
1965年，“9·30事件”发生后，苏加诺失势，继任者苏哈托施行反共路线，印度尼西亚国内转向发展经济体制，与马来西亚实现和解，使东盟的形成具有了可能。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至此亚洲地区内不再有大规模战乱。这就意味着亚洲初步实现了在政治上摆脱殖民化，广泛形成了以确立发展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治格局。
亚洲从“政治性时代”开始走向“经济性时代”，日本顺应了这种趋势，以经济为中心，加深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1965年，日本与长时间难以建立外交关系的韩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当然其中也有来自美国要求亚洲自由主义阵营团结的压力。日本对韩国的朴正熙政府进行了带有准赔偿色彩的经济援助，这对推动韩国工业化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于1968年赶超联邦德国成为自由主义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美国要求日本在亚洲承担相应的任务，日美贸易摩擦也成为影响日美关系的重要问题。
（四）冷战格局的流动化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是亚洲国际政治版图发生巨变的时代。中国与美国关系缓和使亚洲的冷战格局出现流动化。日本佐藤荣作首相以冲绳返还为契机隐退，在选定继任者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中美关系缓和后的日本对华政策成为一大争论焦点。佐藤政府的外务大臣福田赳夫主张，即便日本与中国接近，也应该在中国与苏联等国之间寻求平衡。与之相对，田中角荣在要求早日与中国实现建交的自民党党内势力的支持下，主张积极促进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田中角荣取得胜利，1972年7月就任首相。他趁着刚刚组建政权之势，于1972年9月实现了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国，致力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这一时期苏联开始尝试接近日本。通过镇压国内共产党势力而取得政权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因为反共立场且担心日本的贸易和援助从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流向中国，期待与自己有着深交的福田赳夫能够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取胜，但希望落空后，转而挖空心思与田中角荣建立关系。日本总是抱有在日美中框架下来看待时局的强烈倾向，在亚洲自由主义阵营中拥有突出经济体量的日本转向尽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反应来看，这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国际性影响。
1975年4月，越南战争结束，亚洲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其一，此时美国不再有介入亚洲的想法；其二，有迹象表明，中苏关系也影响到东南亚等地。
此时，福田赳夫首相在外交上提出一个动议，即“福田主义”（1977年）：一是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二是日本与东南亚建立心与心相通的友好关系；三是作为对等的伙伴，日本要为东南亚的安定做出贡献。“福田主义”的内容乍一看好像不痛不痒，然而若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却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点，美国从越南撤退、英国从新加坡撤退后，东南亚出现军事空白，其间日本再次宣告不做军事大国，以让东南亚各国放心。虽然日本国内有人认为这是脱离现实的空话，因为这很难改变东南亚各国对曾经侵占过该地区的日本抱有的潜在警惕感，并且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已经具有了十分强大的实力。第二点是对当时日本向经济利益一边倒的反省。第三点对日本支援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南半岛三国与东盟共存也具有意义，其目的是避免东南亚成为中苏对立的舞台。此外，第三点的具体目标是阻止统一后的越南追随苏联，与东盟形成共存关系。但事实上越南进攻柬埔寨后，与东盟针锋相对，接着追随苏联。以美苏冷战终结为背景，柬越战争结束、中南半岛三国加入东盟，可以说，“福田主义”的第三点所描绘的东南亚未来蓝图得以实现。
佐藤卸任首相后，激烈争夺首相之位的田中与福田在此后也是自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中心，二人之间的不睦被称为“角福战争”。在亚洲外交方面，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率领自民党田中派（后为竹下派）负责对华关系；而福田领导的派阀（福田派）作为岸信介派阀的继承者，对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外交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自民党内部的派阀与日本的亚洲外交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11]
（五）“经济大国”日本与亚洲——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得以巩固。在亚洲，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后，很多东盟国家走上发展经济的轨道，中国也开始切实推进改革开放政策。日本通过提供日元贷款等，支援了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观点认为，日元贷款需要偿还，并不是援助，但是至少可以说低利率、还款期限长且数额巨大的日元贷款在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20世纪80年代，坐上首相之位的中曾根康弘努力处理在那时仍悬而未决的对韩经济援助问题。韩国以朝鲜半岛的安全保障对日本也很重要为由，向日本求援。对此，日本认为韩国是“军事政权”（全斗焕政权），国内大多持慎重态度。中曾根就任首相后，首先访问韩国，决定为韩国提供援助，而后将其作为成果访问美国，与里根总统会谈。中曾根康弘首相一方面对苏联采取严厉的姿态，另一方面与美国里根总统和中国领导人构筑密切关系，进一步稳定日本与美国、中国的关系。
尽管如此，日美关系并不是没有摩擦。很久以前出现的日本对美贸易黑字就是日美之间的一个大问题，美国为缩小贸易赤字，与发达国家协商，决定通过抛售美元协调介入。其结果是“广场协议”造成日元大幅升值，受此影响，日本企业大举将工厂转移至东南亚等地，促成了日本与亚洲经济关系的深化。如前所述，这使“日中韩+东盟”作为“广义的东亚”的新地区概念登场。
因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并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中曾根此后对参拜一事十分谨慎。[12]
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登上顶峰，此时冷战格局也有所强化。在此之前，日本对是否完全配合美国的冷战战略犹豫不决，而中曾根内阁对苏联明确表现出强硬姿态，由此也进一步稳定了日本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换言之，日本试图通过明确对苏强硬路线，让中国与美国消除对经济大国日本的不满和警惕。此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日本经济也受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日本外交被迫转向。
（六）亚洲地区主义的隆盛——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在亚洲、亚洲太平洋，围绕地区主义的活动日益频繁。在亚洲，地区主义的先行实践是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此后地区主义日益活跃，表现在“亚太”概念的形成上。如前所述，“亚太”概念形成的关键是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合作，1989年促成APEC成立。最初APEC只是部长级的组织，从1993年西雅图会议开始举办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体现了冷战结束后倡导经济优先、意欲灵活利用APEC推进亚太自由贸易的美国克林顿政府的想法。
对日本而言，“亚太”概念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在美国和亚洲之间选边站。战前曾经出现过“亚洲主义”的潮流，在日本摸索构建地区架构之际，多数的想法是“整合亚洲”。而其中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放美国的位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总理提出EAEC构想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日本就被夹在两者中间。与之相对，如果用“亚太”的话，就可以把对日本都很重要的美国和亚洲囊括进来。
与之相比，由日本、中国、朝鲜半岛等构成的“东北亚”（也就是相对于“广义的东亚”的狭义“东亚”概念）的地区主义概念却没有那么好的机运。不论是从地理层面看还是从外交关系层面来看，这一地区主义都很难实现。在外交关系层面，日本于1965年与韩国建立邦交，于1972年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与韩国则于1992年正式建交。东北亚的地区主义是搭了东盟的“便车”，通过“东盟10+3”才最终实现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东亚，存在APEC、协商安全保障问题的东盟地区论坛（ARF）等，而大幅提高地区主义水平的契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盟10+3”定期召开。日本的小渊惠三政府对此抱有浓厚兴趣的原因也在于此。
20世纪90年代，以第一次朝鲜核危机（1993～1994年）为发端，朝鲜核问题迅速凸显，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保障，对日本国内政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发生时，日本正值非自民党的联合政权细川护熙内阁和羽田孜内阁时期。朝鲜核危机的发生恰恰命中了在安全保障政策上联合执政党内部意见不统一的薄弱点，加剧了联合政权的不稳定。
羽田内阁倒台后，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执政的村山富市政权上台，而自民党和社会党能够联合起来的一大因素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朝鲜，暂时避免了朝鲜核危机。假如朝鲜核危机仍持续，自民党和社会党很难就这个问题达成妥协。
担心再次爆发朝鲜核危机的美国，为了强化在朝鲜发生非常事态时的日美合作，强烈要求日本完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该法案在小渊惠三执政时顺利通过，其原因在于除自民党和自由党组建的联合执政党之外，还得到了公明党的支持。“五五年体制”崩溃后，自民党已经无法单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同时获得过半数的议席，为了稳定执政地位，自民党不得不与其他政党联合。此后不久，公明党开始与自民党联合，组成自公联合政权。《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成为检验自公联盟的试金石，为了让今后类似该法案的重要法案能够顺利通过，自民党要求与公明党结成联盟。
（七）21世纪的亚洲与日本
在21世纪的亚洲国际政治中，最大的事件大概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4，现在已经快达到日本的3倍了。另外，朝鲜核危机问题也对日本构成了深刻的威胁。而在日本国内，接二连三地发生戏剧性的事件，如2001年高呼“打碎自民党”的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2009年民主党政权实现了战后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交替。为了实现政权交替，将以小选举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导入众议院，逐步改变了日本的政治面貌。这与日本外交特别是日本的亚洲外交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各种影响。换言之，与此前相比，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的内政和外交密切相连，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的一大特征。
这造成的结果是，小泉内阁实现了五年之久的长期执政。小泉纯一郎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争夺继任森喜朗的首相之位，有不少人认为他的对手桥本龙太郎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小泉为了从桥本手里争取自民党的强有力支持团体日本遗族会的选票，表示在其就任首相伊始便会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当选后，尽管受到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但仍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直至卸任。对于在自民党内基础并不稳固的小泉来讲，有必要做出自己一旦决定就会一以贯之执行的姿态。另一方面，小泉一直说“中国的快速发展对日本而言不是威胁而是机会”，事实也是如此，小泉执政时期，日本经济恢复景气，确实是结构改革外加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让日本企业受益匪浅。
小泉卸任后，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都曾组建过一年左右的短期内阁。其中一大理由是自民党在安倍内阁时期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执政党在参议院中的席位没有过半数而深陷“扭曲国会”困局。在外交层面，安倍与麻生主打“自由与繁荣之弧”，其基本思路是加强与共同拥有民主主义、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间的合作。尽管有内阁成员否认，但还是有人指出这一理念意在与同日本没有共有“价值观”的中国相对抗，构筑一种包围网。福田打出的则是“共鸣外交”，意欲加强与中国、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与区域外交，他认为，日本的对美关系和对亚洲外交并不是“二者择其一”的关系，两者的共鸣可以增强日本的外交实力。小泉卸任后的三位日本首相的外交方针反映出，日本对于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应对快速发展的中国还处于摇摆不定当中。
实现了戏剧性政权交替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三位首相在对亚洲外交上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动调整。鸠山政权对于“东亚共同体”是否应包含美国摇摆不定。继任的菅直人内阁转而意欲稳定对美关系，推出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方针。野田佳彦就任首相后，想要将日美安保与TPP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而他决定先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步将钓鱼岛“国有化”，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再次登上首相之位的安倍晋三，为巩固政权，在内政上主张“安倍主义”，施行大规模的金融缓和政策，在外交上对中国和朝鲜表现出强硬姿态。
综上所述，可以说21世纪的日本政治受到亚洲国际形势的巨大影响，这种倾向今后还将增强，不会减弱。如今，已经进入日本亚洲外交不仅会对其整体外交产生影响，还将对日本国内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
（审校：中鹄）
[1] 宫城大藏，日本上智大学教授。
[2] 唐永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3] 細谷千博編『日米関係通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
[4] 五百旗頭真編『日米関係通史』、有斐閣、2008年。
[5] 吉川洋子『日比賠償外交交渉の研究』、勁草書房、1991年。
[6] 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
[7] 参见宮城大蔵編著『戦後日本のアジア外交』、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年。
[8] 松田宏一郎『江戸の知識から明治の政治へ』、ぺりかん社、2008年。
[9]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公新書、1966年。
[10] 宮城大蔵『「海洋国家」日本の戦後史』、ちくま新書、2008年。
[11] 宮城大蔵「自民党内派閥とアジア外交」、宮城大蔵編『戦後アジアの形成と日本』、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
[12] 中曽根康弘『天地有情—五十年の戦後政治を語る—』、文芸春秋、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