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怎样书写日本的亚洲外交

此前学者们在书写战后日本外交通史时，多以日美关系为中心，本文的目的是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外交的整体情况及其特征。

若列举出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事件，《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以及《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1951年）、《日美安全条约》的修订（1960年）、冲绳返还（1972年）等都是与日美关系相关联的。在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为主要政党的“五五年体制”下，两党争论的焦点是《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和日美安保问题，这些与美国有着紧密联系。战后的日本外交史研究发现，战后的日本主要政权都在尝试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外交路线，要么走“对美协调”路线，要么走“对美自主”路线。日本学界时常有学者整理日美关系史方面的著作出版，代表性著作如细谷千博所编《日美关系通史》[3]、五百旗头真所编《日美关系通史》[4]等，显示出日美关系在日本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再看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作为战后日本起点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只有东南亚一部分国家参与签署，中国、韩国、印度等国都未参加。此后的日本与亚洲关系则表现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东南亚诸国进行赔偿交涉、日韩邦交正常化（1965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等，这些都以处理战后问题为中心。日本的战后外交研究，大多以个别事件、现象为中心，比如吉川洋子的《日菲赔偿外交交涉研究》[5]、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6]等。

可以说，近些年全面研究战后日本与亚洲的外交关系很有必要，对当下而言更显得特别重要。在日本外交中，以《日美安全条约》为中心的对美关系今后仍居于中心位置，而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对日本来说也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因为存在战争、侵略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会刺激日本与相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事态变得复杂。了解现代形塑前的历史中存在的问题，就能知晓通过怎样的智慧和努力解决问题或管控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亚洲外交史研究无疑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亚洲各国间经济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地区主义也日新月异，在此时将亚洲作为一个地区加以把握，考察其发展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亚洲外交，就是要从“日本与亚洲”转变为“亚洲中的日本”。直至20世纪60年代，除日本等一部分地区外，“亚洲”仍然是战乱和混乱的代名词，经济上也很难看到发展的契机。与之相对，将自身标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经过经济高速增长，走上了通往发达国家的道路。在这种状况下，日本认为自己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并以“日本与亚洲”的观念来思考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亚洲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纵观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地区能够像亚洲一样在经济上如此富有活力。整个亚洲都获得了发展，在经济上亚洲已不再只有日本独树一帜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亚洲乃至亚太地区，地区主义迅速发展，地区主义也成了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基于这种状况，日本的亚洲外交发生了从过去的“日本与亚洲”转变为“亚洲中的日本”的巨大改变。[7]

下文将在梳理日本视角下的亚洲地区概念变迁的基础上，考察日本亚洲外交的不同时代特征，以期把握日本亚洲外交的整体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