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江苏省要素流动与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测度
第一节 江苏省要素流动的测度
毋庸置疑，促进要素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是加速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然而，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公共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额度、利用效率和流动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生产要素在城市与乡村的存在方式、流动方式也极为不同，不同的要素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能力也不相同。因此，为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厘清不同要素对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作用机理，需要对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进行定量分析。
一 劳动力流动的测度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被逐渐破除，劳动力在城乡、产业、区域之间发生大规模流动。劳动力流动成为激发我国经济活力，推动我国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所以，国内外许多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时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不少学者试图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准确、恰当地描述劳动力流动的演变，然而劳动力流动不仅涉及城乡、区域和产业等多层面问题，更存在多层面双向流动的问题，这使测量劳动力流动变得十分复杂。但是，测量要素流动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又必须对这一变量进行准确测度。在对已有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发现目前并没有反映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直接指标，不同学者在测度过程中选用的方法与指标区别很大，测度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
测算方法上，段均（2012）在测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使用了非农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张广婷等（2010）在对我国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构造了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的概念，用于刻画劳动力转移，其实质仍是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程名望、史清华（2007）在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时，对劳动力人口转移口径的鉴定是“到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或者虽然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的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陆学艺（2004）、欧阳峣和张杰飞（2010）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所采用的方法是城镇从业人口减去城镇职工人口加上乡村从业人数减去人口得到农村非农业人口。应瑞瑶和马少晔（2011）、陈光普（2012）采用人口机械增长量来衡量劳动力流动规模，计算方法为“本年末总人口-上年末总人口-上年末总人口×本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沈坤荣、余吉祥（2011）采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代替农村劳动者在城镇的就业比例。除了运用区域统计年鉴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以历次人口普查或历次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衡量劳动力流动，如段成荣、杨舸（2009）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得跨省劳动力流动中85%以上为城乡流动。贺佳丹（2014）利用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及1987年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以省际劳动力流动代替城乡劳动力流动，测算了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也有部分学者如漆世兰等（2009）通过实际调研获得第一手样本数据，估算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在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测算结果上，胡英（2003）在测度1990～2000年城乡人口时利用了1990年、1995年、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表明在这10年中城乡之间迁移总数为1.25亿～1.29亿人。卢向虎等（2005）在测算我国1978～2003年城乡人口迁移规模时，使用城镇总人口增长数量减去城镇人口自然增长数量，结果显示，在这25年间共有2.7762亿人口实现了城乡之间的迁移。盛来运（2008）、蔡昉和王美艳（2010）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分别测算了2001～2005年与2001～2009年城乡劳动力转移人数，使用指标为到城镇就业达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测算结果分别为1.26亿人和1.50亿人。
梳理当前测度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尚没有直接反映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直接指标，并且城乡劳动力流动不仅包括区域内部城乡之间的流动，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来自区域外，这使准确测算城乡劳动力流动变得十分困难。国内外学者在测度城乡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指标、数据和方法分歧很大，因而测算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当然，由于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相关数据的严重缺失，想要准确衡量区域城乡要素流动规模是十分困难的。
本研究试图探讨要素流动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机理，因此尽可能准确地衡量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能力十分关键。在已有测度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中，多数文献将城乡要素流动视为区域内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而忽视了从区域外流入的劳动力。已有文献及媒体公布的数据表明，东南沿海地区吸收了来自西部、中部的大量劳动力，我国省际之间存在大规模人口流动。本研究以江苏省各地级市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但不能忽视从江苏省以外的其他省份流入的劳动力。为尽可能准确地测度劳动力要素流动对江苏省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笔者测算了区域外部流入的劳动力流动比率：
本研究借鉴陈光普（2012）测度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方法。将区域人口机械变动率作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能力的替代变量。因为区域人口机械变动率为一年中流入本地的外地人口在本年末总人口的比重，笔者认为这一比重与流入本地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力总量所占比重接近，因而认为可以将其作为替代变量。
本研究测度江苏省各地级市与外部的人口流动情况，衡量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需要知道各市的人口迁移规模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过查阅各市统计年鉴我们掌握了这两个变量对应的数据（见表4-1、表4-2）。
表4-1 2003～2012年各市人口自然增长率
表4-1 2003～2012年各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续表
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映了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的程度和趋势。从三大区域来看，苏中各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南通市人口2003～2012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全部为负，扬州和泰州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部分年份为负值，苏南各市人口增长率高于苏中各市，但总体上增长率较低，苏北各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且远高于苏中和苏南各市。从各市人口增长率来看，南通市在10年中全为负值，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和徐州在部分年份出现负值，其他城市则全部为正值。从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来看，南京、苏州、盐城和宿迁四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增大，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则呈现无规律的波动态势。从各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来看，南京、无锡和南通等市波动幅度最小，在2%左右，而徐州、连云港和宿迁三市波动幅度最大，都在7%以上，其他各市波动幅度较小。
表4-2 2003～2012年各市人口迁移规模
表4-2 2003～2012年各市人口迁移规模-续表
为更清楚地显示各市人口的流动规模，我们给出了2003～2012年江苏省各市人口迁移规模总和，如图4-1所示。
图4-1 2003～2012年江苏省各市人口迁移规模总和
资料来源：根据2003～2012年《江苏省统计年鉴》数据测算结果整理。
表4-2为江苏省各市2003～2012年人口迁移规模的测算结果，由年末总人口与自然增长人口相减得到。从各市人口迁移的方向来看，南京、无锡、常州和苏州等四市的测度结果全为正值，表明上述四市为人口净迁入城市，其他各市的测度结果有正值也有负值，表明人口在不同年份迁出、迁入情况存在差异。结合图4-1，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大区域中，苏南地区为人口净流入地区，苏中地区为人口净流出地区，苏北地区的人口流入规模大于流出规模。在三大区域内部，就苏南各市而言，南京和苏州人口流入规模较大，无锡和常州次之，镇江最少；在苏中三市中，扬州市为人口流入地区，而南通市和泰州市为人口流出地区，且南通市人口流出的规模较大；在苏北五市中，徐州、连云港和宿迁三市为人口流入地区，淮安和盐城为人口流出地区，其中，徐州人口流入规模较大，而盐城人口流出规模较大。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各市人口流动规模可以将2008年作为分水岭，清晰地分为两个阶：2003～2007年，人口流动规模较大，特别是苏南地区人口流入规模很大，而苏中的南通和泰州，苏北的徐州、连云港和宿迁在这一时期人口流动以迁出为主；而在2008年以后，苏南各市人口流入规模显著缩小，上述以人口迁出为主的城市逐渐转变为以人口迁入为主。因此，作为东部发达省份的江苏省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人口流入地区，但是，由于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口在各市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动现象，而人口的流动方向和规模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2003～2012年江苏各市人口机械变动率如表4-3所示。
表4-3 2003～2012年各市人口机械变动率
如上文所述，人口机械变动率是迁移人口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区域人口流动的能力。据表4-3我们发现，南京、无锡、苏州和徐州的人口机械变动率较高，其他城市的变动率较低。从人口机械变动率的变动趋势来看，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四市在逐渐减小，而镇江、徐州两市在逐步增长，其他城市则呈不规则变动。可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的人口机械变动率也较高。
二 资本流动的测度
自1985年后，资本流向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而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又使资本流向由中西部向东部流动，所以，东部地区城市的迅速发展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乡村和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流入。然而，资本流动的实际情况比人们的认识甚至理论分析要复杂得多，资本并不是从中西部和乡村一直单向流入城市的，流动的规模可能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剧烈变动。肖灿夫（2010）在运用FH模型对我国1985～2006年区域资本流动性进行考察时，发现我国国内资本流动性呈增强趋势，资本的流动规律是追求高回报率，空间距离递减，总体上呈“分散—集中—分散”特征（白井文，2001；陈永国，2006）。文建东（2004）、范剑勇等（2004）、杜跃平（2005）、钱雪亚等（2009）、封福育（2010）在考察区域资本流动时，发现省际资本流动、城乡资本流动与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有关。张艳丽（2011）利用各省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省际资本流动规模做了计算，结果显示，1993～2009年东部地区资本流动表现为先流入后流出，流入规模于2004年达到高峰，为2579.8亿元，2006年资本流入转为流出，2007年资本流出规模达到5773.8亿元，江苏省的情况与此类似。褚保金等（2011）以江苏省39个县（市）为样本考察了农村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发现样本县（市）农村信贷资金净流出量从1997年的380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721亿元，流出比率也由1997年的12.14%上升到2009年的28.87%。
因此，资本流动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的前提是对资本流动规模做定量测度。由于资本流动是经济增长绩效、产业结构调整及空间布局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内容，因而，许多学者利用诸多方法对资本流动的能力、规模及速度做了测度，分析这些方法后可将其概括为两大类。
（1）FH回归法。Feldstein和Horioka（1980）首先提出利用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来测度资本流动的程度，他们用“跨期储蓄—投资”模型考察了21个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家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该方法的基本思想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资本会流动到回报率最高的区域，区域内储蓄和投资相关性较小，储蓄的增加不会增加当地的投资。所以，资本流动性高的地区，当地储蓄与投资的相关度较高，而资本流动度低的地方，二者的相关性低。
Feldstein和Horioka 利用21个OECD国家1960～1974年的平均储蓄率、投资率的数据。
（I/Y）it=αi+β（S/Y）it+μit
其中，I为投资规模，S为储蓄规模，Y为国内生产总值，因而，I/Y为投资率，S/Y为储蓄率，β被称为储蓄保留系数，但更多的被称为FH系数，ε为误差项。β反映资本流动的强弱，取值范围为0～1，β越大，表明资本流动能力越小，反之亦然。
FH模型设计中初衷是检验国际间资本流动效应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但很快就被其他学者改进，并引入国内甚至区域内部资本流动的研究中。Bayoumi和Klein（1995，9；1997）采用改进的FH模型，对OECD成员国加拿大省际的资本流动做了研究，发现加拿大各省之间资本基本可以实现自由流动，而面积大且经济较为繁荣的省份资本流动性面积小且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资本流动性明显要弱一些，因此，文章认为省际边界对资本流动基本没有影响。Kim等（2005，2007）测度了东亚、南亚11个国家的β值，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β值大幅下降，即资本流动能力有所增强。Widjaja等（2002）运用FH模型对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的资本流动性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印度尼西亚各岛资本流动性很弱。
基于国外学者运用FH模型对资本流动测度的成功，国内学者也运用该方法对国内资本流动能力做了测度。胡永平等（2004）采用ARDL-ECM模型测算出东中西部的β值分别为1.41、0.96、0.5。麦勇、李勇（2006）测算的各省1982～2005年的β值在0.083～0.191。贺胜兵（2008）在考虑了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开放度的影响后，测算结果表明β值与储蓄率、投资率存在非线性关系，而且经济增长越快的地方β值越大，经济规模越大的地区β值越小。胡凯（2011）运用FH模型对我国省际资本流动能力做了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资本数量与结构均优于中西部，所以即使通过政府渠道流向中西部的资金，又会经由市场渠道流回东部。张晓莉、刘启仁（2012）基于永久收入模型采用OLS、GMM和Swamy’s随机系数模型等计量方法测度资本流动性，结果表明，我国全国资本流动能力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且多数省份资本流动性较低，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有效提升资本流动性。
（2）资本流动渠道测度法。王绍光、胡鞍钢（1999）和魏后凯（2002）等从金融、银行和政府转移的渠道分析了资金流动规模。樊纲等（2004）提出了一个测算区域资本流动规模的方法，该方法根据资本与货物反向流动，通过测算区域货物流动规模反向推断出资本流动的规模。胡凯、吴清（2012）也应用该方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资本流动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做了测度。唐盛强（2011）、毛文华（2013）将资本流动的渠道分为固定资产投资、政府预算资金、FDI和银行资金，将这四种渠道的资金流动规模各自测算后加总得到各省资金流动的总规模。黄先海、杨君（2011）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对外投资这一渠道。郭金龙、王宏伟（2003）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预算资金、银行资金、民间资金、外资和其他资本流动渠道六种渠道对资本流动规模分别测算并加总得到资金流动总规模。
根据上述对资本流动测度方法的介绍与评述，我们发现在测度资本流动的两种基本方法中，FH回归法运用广泛，国内外学者运用该方法对OECD国家、欧盟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国内区域资本流动规模、流动强度做了测度，其测度结果符合资本流动性增强的现状，而且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测度结果是可置信的。相比FH模型，通过测度资本流动渠道资金规模达到测度资本流动规模的方法，对基本数据要求很高，其中政府预算资金、FDI、民间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规模的相关数据，在地市级层面上很难全面获得。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采用第一种方法的主旨思想作为测度江苏省各地级市资本流动能力的基本方法。
在FH回归法中，测度区域资本流动需要得到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Y）、投资额（I）和储蓄额（S），而资本流动的规模则是二者之间的差额，其流动能力是二者相对变化的速度。所以，我们以投资额与储蓄额之间的差额作为资本流动规模的测度，以差额的变动幅度作为资本流动的流动能力。其中，投资额以该地区资本形成总额表示，即固定资本增加与存货增加的加总；储蓄额用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最终消费的差额表示，其中最终消费差额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笔者从江苏省各市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汇编：1952～2010》等相关统计资料中查找了计算储蓄额和投资额的相关数据，由于各市统计指标设计存在差异，一些城市部分年份的相关数据缺失，笔者运用统计方法做了合理外推，如此，本研究选取了2003～2012年的年度数据作为实证分析样本。
首先，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江苏省各市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变动轨迹，从二者的变动趋势考察2003～2012年各市资源流动的轨迹。在这之前，我们先根据FH回归法的思想，分析各市的资本流动方向，表4-4的资本流动规模由储蓄额减去投资额得到，其中，正值为资本流出，负值为资本流入。
表4-4 2003～2012年江苏省各市资本流动规模
从资本流动方向来看，淮安和宿迁为资本净流入地区；无锡、苏州、扬州市和泰州四市为资本净流出地区；常州、镇江、南通、盐城四市则为资本先流出后流入地区。从三大区域来看，苏南地区除南京外基本上为资本净流出地区，苏中地区也是资本净流出地区，而苏北地区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徐州市则是资本先流出后流入最后又转为流出。从资本流动的绝对规模来看，苏州和无锡的资本流动规模整体上远大于其他各市，扬州和连云港的资本流动规模稍小于其他各市。从三大区域来看，苏南地区、苏中地区和苏北地区在资本流动规模上呈梯次分布，苏南地区最大，苏北地区最小。从资本流动规模的变化趋势来看，南京、扬州、连云港三市的资本流动规模逐年缩小；无锡、常州、南通、泰州、淮安、盐城等六市的资本流动规模逐年扩大；苏州、徐州和宿迁三市的资本流动规模先扩大后缩小；镇江市的资本流动规模则是先缩小后扩大。从资本流动的整体情况来看，经济发达的苏南各市为资本流出地区，苏中各市也为资本流出地区，但流出规模小于苏南各市，而苏北各市则为资本流入地区。
三 技术流动的测度
技术进步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区域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原因之一就是技术要素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而且严重缺乏劳动，以致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持续扩大。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就是推动技术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和自由流动。区域技术流动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跨国公司在国外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将技术转让给其下属公司；二是技术引入国家通过进口商品，将技术引入本国；三是发达国家将本国落后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并赚取技术转让费。由上述技术流动的路径可知，技术转让是经由资本流动实现的，FDI对技术溢出的效应显著为正。关于这一观点，许多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向给予了支持。Xu（2000）认为FDI对多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是技术流动的重要渠道。Djankov和Hoekman（2000）运用捷克企业的微观数据得到FDI对该国企业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Savvides和Zachariadis（2005）对32个欠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做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FDI对这些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存在正向效应。Suyanto和Salim（2013）的研究也表明FDI对印度尼西亚技术引入存在正向效应。针对FDI对中国技术引进和流动的效应，国内外学者也做了丰富的研究。Du等（2011）发现1998～2007年FDI对中国企业向前、向后关联效应均十分显著。谢建国（2006）采用我国1994～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FDI对中国省区技术效率提升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杨亚平（2007）、邱斌（2008）研究了FDI对企业及其向前、向后关联存在正向效应。钟昌标（2010）采用地市级数据验证了FDI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FDI不仅提升了这些地区的生产效率，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生产效率的改进。余长林（2011）研究发现，FDI显著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是我国技术水平提升的重要方式。
既然FDI与技术流动之间存在显著正向效应，那么，运用FDI替代技术流动即是可行的。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的测度方法可分为两类：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是将FDI存量直接量化，间接法是采用替代指标。其中，国内学者多采用FDI存量法。何洁（2000）、何洁和许罗丹（1999）分别检验了1985～1997年我国工业部门的FDI对企业、行业，以及1993～1997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技术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也采用FDI存量研究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并考察了东、中、西部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
江苏省是我国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FDI是该省重要的融资来源，更是该省技术引进的主要渠道，技术溢出对江苏省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江苏省各市技术要素流动的规模和能力可以通过FDI技术溢出效应得到。据此，笔者从江苏省各市统计年鉴中获得了2003～2012年FDI的数据，具体见表4-5。
表4-5 2003～2012年江苏省各市FDI情况
表4-5 2003～2012年江苏省各市FDI情况-续表
由表4-5可知，江苏省各市FDI在2003～2012年均出现了大幅增加，但各市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从三大区域来看，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呈梯次分布，从发展速度来看，苏中地区发展最快、苏南地区次之、苏北地区最慢。从三大区域内部来看，在苏南五市中，苏州市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明显领先于其他各市，无锡稍强于南京，常州与南京之间也存在不小差距，而镇江市明显落后于其他各市，但比苏中与苏南各市稍强，从发展速度来看，常州市的增长最快，镇江市次之，苏州市发展最慢；在苏中三市中，南通市稍强于扬州市，泰州市则显著落后于其他两市，其差距却缩小了，从发展速度来看，南通市发展最慢，泰州市发展最快，扬州市发展速度稍逊于泰州市；在苏北五市中，连云港与宿迁两市明显落后于其他三市，淮安与盐城发展绩效较好，从发展速度来看，淮安与宿迁两市的增长最快，盐城次之，连云港最慢。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吸引外资的能力上，发达地区仍然优于欠发达地区，但最有吸引力的还是那些区域内发展水平居于中上游的城市。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对各市10年中FDI的总规模与增长幅度进行分析，从总体上了解各市FDI的状况（见图4-2）。
图4-2 江苏省各市2003～2012年FDI的总规模与增长幅度
由图4-2我们看到，江苏省13个市中，苏州市FDI超过700亿美元，是各市中规模最大的，宿迁市规模最小，二者差距甚大。此外，南京、无锡和南通三市达到200亿美元以上，常州、镇江和扬州三市在100亿美元以上，而泰州、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和宿迁不足100亿美元，可见各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就增长幅度而言，规模较小的淮安与宿迁两市增长幅度最大，其中，宿迁增幅约为23倍，淮安也超过20倍，盐城市增幅接近10倍，其他各市均为1～5倍，其中增幅最小的城市是苏州市。
四 公共资源流动的测度
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政策上，我国长期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即将优质资源倾向性地配置给城市，使城市公共资源供给持续发展，而农村的公共资源显著滞后，农村公共资源供给未能随着农民的需要提升［蒋时节、祝亚辉（2009），姜鑫、罗佳（2012）］，这就约束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产生。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逐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一体化发展，促使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城促乡，实现城乡的共同发展。”2013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区域城乡不平衡向协调发展，要不断完善农村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可见，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的均衡化在实现城乡一体化中的重要地位。
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体现在多个领域。褚宏启（2009）认为我国城乡公共资源的二元结构具体体现在教育方面，如教师素质、办学条件及教育质量等。和立道（2011）、姜鑫和罗佳（2012）认为城乡公共卫生支出均有大幅增加，但城市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使公共卫生资源在数量与质量的获取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如人员、经费及设备等。
可见，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均有较大差距，所以本研究从卫生这一特定领域测度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具体指标是每万人拥有医院或卫生所床位数。为此，笔者从江苏省各市统计资料中获取了2003～2012年江苏省各市医院或卫生所床位数的相关数据，具体见表4-6。
表4-6 2003～2012年江苏省各市每万人拥有医院或卫生所床位数情况
由表4-6我们看到，江苏省各市每万人拥有医院或卫生所床位数在2003～2012年中增长速度很快，表明江苏省医疗卫生设施发展很快，但各市医疗卫生资源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很大差异。从三大区域来看，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呈现递减的梯次分布。在三大区域内部，在苏南五市中，苏州市的医疗卫生资源水平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城市，无锡次之，南京、常州较为接近，而镇江市水平最低，且明显低于上述四市。在苏中三市中，南通市水平最高，而泰州市水平最低，且这三个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发展水平十分接近。在苏北五市中，徐州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市，连云港与宿迁发展水平较低，其他各市则比较接近。总体而言，江苏省各市医疗卫生资源差距不大。
图4-3为江苏省各市2012年与2003年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所床位数的比值，由此可知在10年中各市医疗卫生资源的发展速度。图中显示，各市医疗卫生资源均有大幅增长。从三大区域来看，苏北各市增长幅度最大，苏南与苏中较小，且增幅接近。在三大区域内部，苏南五市中，苏州市增幅最大，且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南京市增幅最小，除苏州外的其他各市增幅比较接近。苏中三市中，扬州市增幅最低，南通与泰州增幅相对较高，上述三市增幅接近。苏北五市中，淮安市增幅最大，徐州市增幅最小，其他三市居中，且增幅较为接近。
图4-3 江苏省各市2003～2012年每万人拥有床位数增长幅度
五 要素流动测度结果的对比分析
劳动力与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两大生产要素，唯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创造价值。劳动力与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性，然而，这种关联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二者非同步流动，甚至不是始终同步流动，可能表现为在一定时期或部分区域之间是同向流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或另一些地区是反向流动的。江苏省13个地级市按照经济发达程度可以鲜明地划分为三大区域。我们将对三大区域及其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以及二者的关系展开分析。
江苏省是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在“孔雀东南飞”的大形势下，江苏省整体上是人口流入大省，而该省资本流动则相对复杂些，一些研究表明，江苏省等经济发达省份在2006年之前为资本净流入省份，而在2006年以后为资本净流出省份。对江苏省在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和资本流动做宏观分析之后，对比江苏省三大区域之间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变动规律，可以发现，尽管从整体上三大区域均为劳动力流入地区，但苏南各市劳动力的机械变动率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均为正，是明显的劳动力流入地区，而苏中各市中，南通和泰州两市多数年份的劳动力机械变动率为负，可见其劳动力流入规模很小，在局部年份甚至表现为劳动力流出。在苏北各市中，劳动力流动能力小于苏南各市，但远大于苏中各市，而且明显呈现2008年以前劳动力流动规模远小于2008年以后。进一步分析区域内部各市劳动力流动能力，在苏南五市中，除镇江市在2003年、2005年和2012年的劳动力机械变动率为负外，其他各市均为正，而且这些城市的劳动力机械变动率的变化趋势十分相似，基本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上升的趋势，但总体上其人口流入的速度在稳步放缓，这一趋势恰恰与镇江相反。与苏南各市相比，苏中三市的劳动力机械变动率要剧烈得多，而且三市的变动轨迹也十分相似，其中南通市劳动力机械变动率由负转正，即劳动力由流出转为流入，泰州市也表现出相似的流动趋势，但在2010年以后，扬州市劳动力机械变动率迅速下降，到2012年转为负值。泰州市的劳动力机械变动率则由正转负，呈现两波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在苏北五市中，徐州、盐城和淮安三市的劳动力机械变动率变动较为平稳，基本是在横轴附近波动，而连云港和宿迁两市的劳动力机械变动率波动幅度较大。从整体上看，苏北五市的机械变动率也呈现先负后正的特征，即人口迁移规模持续增大。
资本流动能力在时间维度上较为明显，是一个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资本在空间维度上的表现则要复杂一些，从三大区域来看，苏南地区除南京外基本为资本净流出地区，苏中地区也是资本净流出地区，而苏北地区是资本净流入地区。苏南地区、苏中地区和苏北地区在资本流动规模上呈梯次分布，苏南地区最大，苏北地区最小。就资本流动能力而言，苏中三市整体较弱，苏南各市中南京市的资本流动能力极弱，其他城市较强，苏北各市的资本流动能力均较弱。
对比劳动力与资本两大生产要素在空间和时间上流动能力的变动趋势，我们发现，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能力并非完全一致。如南京市的资本流动能力极弱，但从南京市与其他城市在2003～2012年的劳动力流动能力的变动来看，南京市的劳动力流动能力仍然很强。再如，苏中三市中，南通市的资本流动能力最强，而泰州市的资本流动能力最弱，但苏中三市的劳动力流动能力没有体现出这一点。而宿迁市在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但其劳动力流动能力与资本流动能力很强，特别是该市的劳动力流动能力极强。
技术的承载主体是企业，技术流动是随着企业转移发生的。随企业转移的还有劳动力和资本。因此，技术流动与劳动力、资本流动在方向、规模和速度上是一致的。然而，技术毕竟与劳动力、资本有所区别：劳动力与资本在一个时点上只能投到一个地方，而技术能同时投到多个地方。劳动力和资本存在边际生产力递减效应，而技术不存在这种效应。这使技术先进地区的发展可能一直优于技术落后地区，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能有效缩小。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技术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快速流动，缩小其差距。
公共资源配置在城乡一体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政府推动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方向。当前，我国公共资源配置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长期实施，使我国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的差距愈发扩大。乡村在公共资源上的不足，恶化了当地的投资环境，令其吸引资本流入和高素质人才流入的能力很差，特别是拥有高技术的企业不愿进入落后农村或落后地区，也使技术流动受阻，因此，要素流动在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公共资源配置占据着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