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者会斌，2011年考入吉林大学，硕博连读，随我研习先秦历史五载，2016年顺利完成学业，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会斌勤奋好学，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强。思考论文题目时，受我博士学位论文《西周春秋令书研究》的启发，确定将我尚未论及的周代令书的战国部分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并将题目定为《战国令书制作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会斌理论基础扎实，方法运用得当。搜集和阅读了大量传世文献和相关资料，将其与出土文献所载内容及实物外部形制透露的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条分缕析地考证出各种战国令书的源流、书写者、发布者、书写格式和规格形制的具体样态，深入剖析了上述构成因素在不同令书种类之间、同类令书之间和与前代令书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还原了令书这一历史事物在战国时期发展演变的实际脉络及原本规律，使全面而清晰地认识战国令书成为可能。

会斌善于思考，解决问题能力强。通过阅读该书稿，发现了会斌的一个“预谋”，即在全面展现战国令书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通过战国各国令书发展的程度和速度差异，去分析各国在对内改革、对外战争中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如在比较分析秦国与其他国家令书体系发展状况之后，认为秦国之所以能够在统一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与其有着层级更加分明、运作更加高效的令书体系有关。从而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战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尤其是权力的运作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该书虽然距离作者最初设想的“创建一种研究先秦令书制作可行范式”尚存在距离，但毋庸置疑，对中国古文书学理论研究多有启迪意义。既有的中国古文书研究，或许受到学科及理论的限制，文书在运作过程中，参与人员与文书、文书与文书、参与人员和参与人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与分析往往被忽略。该书则专设章节，在第六部分“战国令书制作之诸项关系论析”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提出不少具有创建性的观点。

作为青年学者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并不完美，资料的分析、观点的提炼、语言的推敲等尚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但瑕不掩瑜，从洋洋几十万言的字里行间，已经窥见了作者的学术发展潜力和披荆斩棘的前行步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导师，我为会斌的书稿即将付梓而高兴，也热切地期待着他在未来漫长的研究之路上加倍努力，向社会奉献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是为序。

孙瑞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