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策略

（一）分析策略

本研究主要采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探讨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及其行动对城市基层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商品房小区中业主委员会这一新公共组织的出现对相关组织及基层社会产生的变化与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些方面与社会的基础结构具有密切关系，它可能意味着一种基础关系结构的根本转型。^[56]

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个研究假设：小区类型、区位、房龄不同，业主委员会的面向也不同。通过实践观察，我们认为，业主委员会是多面孔的，维权并不是业主委员会的全部面向，走向治理是业主委员会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为此，我们更关注的是业主委员会的日常形式。其主要理由有：一是以往研究中业主委员会的形象较多是以激烈矛盾与冲突中的维权者出现的，一定程度上，有“标签化”色彩，相对而言，维权是“短暂”的，小区内部关系以及业主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处理才是恒常的；二是制度文本的规定虽然确立了业主委员会的基本形式，但文本制度与日常形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而这将是完善业主委员会运行机制的现实指南；三是在相对稳定的社区环境下，业主委员会与各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相处原则与行动策略可能更常态化，这种常态化的表现对社会整合与社会协同的效应发挥也将更具有建设性意义。因此，我们主要是在治理的语境下来观察业主委员会的日常形式，并认为治理更可能是业主委员会的常态存在方式。总体来说，我们主要是从日常形式中理解业主委员会的治理逻辑与机制，进而认识其对基层社会协同与社会秩序的建构价值。

鉴于已有研究存在着因“利益受损—维护权益”逻辑而表现出更多的“斗争性”，我们尝试着建构一种“权益表达—社会协同”的解释框架，以此来规范性地认识业主委员会的基本属性及其功能，并试图将其置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来看待业主委员会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为此，我们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研究假设是：只有规范性运用业主委员会“权益表达”的基本属性，才能恰当地发挥业主委员会“社会协同”的基本功能。于是，业主委员会在当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社区治理、商品房住宅小区的实践中才能不断地成长并走向成熟。否则，它可能将面临各种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干预而走向“深渊”。

再有，诚如已有研究指出那样，业主委员会具有诸多治理气质的价值丛。在业主委员会制度经过多年发展后，在没有激烈维权的状况下，这些价值显现了吗？或者又遇到了什么问题？业主委员会在业主维权实践中所呈现的那些常用动员机制与组织策略，在日常运行的状态下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吗？那些机制与策略是维权中形成的权宜之计还是内生的治理技术？对于个体研究者而言，回答这些问题，寻找一个类型模式并在这个模式下来细致观察可能是一个研究选择。为此，我们选择了在一个经济社会情境相同、社区治理结构相对定型的社区里来观察不同业主委员会的行动及差异，并从运行顺畅的业主委员会的案例中，总结和发现影响其运行的治理原则，进而思考这些原则是怎样激励集体行动的。

（二）田野调查策略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行政性社区里商品房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建设与运行情况。于是，笔者在选择确定调查点时，既要考虑方便、节约成本等条件，又要考虑基层治理结构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为此，笔者选择了一个典型的商品房社区作为田野调查地。这个社区里的小区都有业主委员会，而且党组织、居委会、社工站等社区组织齐整，结构稳定。在调查期间，这个社区处于常规的、稳步的发展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社区是按照当地政府基于实践提炼而成的社区治理“泰达模式”来运行的。已有研究表明，业主委员会的建设与运行，受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社区行政环境的影响很大，为此，笔者在全面了解当地社会发展状况的同时，又参与观察社区工作站的日常工作，以此进一步了解社区行政活动与日常活动。

城市社区田野调查的主要难点，即在于调查对象的选择难与配合难问题。本研究关注的是城市商品房小区里的业主委员会及其行动，寻找业主委员会成员及业主群体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配合是研究顺利开展的关键。由于现代城市社区生活存在异质性、快节奏、私密性等特点，选择并找到愿意配合的调查对象就成为本研究实地调查时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为此，本研究采取的研究策略是利用与居委会、社工站的“熟悉”关系，通过社工介绍认识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并对负责人或业委会成员进行深入访谈，与此同时，为了解业主意识及其社区参与程度，又对该社区里的18个小区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此更加全面了解普通业主对于业主委员会及其行动的认识。

另外，在对业主委员会负责人或成员的访谈过程中，有可能受到被访谈人的个人经历、个人对小区物业认识的偏好等因素影响，而无法保证所谈情况与问题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可靠性。为此，本研究尽量从不同人（如社工、物业公司负责人、实际部门的工作人员等）的角度对同一小区情况或问题进行了解与认识，尽可能减少研究中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