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化传播的伦理策略及其文化动能
文化研究确立了当代文化传播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文化实践引导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历史文化的整体感受提出“重返生活世界”的要求，它们共同塑造着当代媒介文化景观。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视文化实践与劳动价值，关注历史转型，主张在社会整体的联动中突出道德哲学及实践，所有的一切均指向文化传播的伦理实践。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党圣元先生才会在当代网络文学研究中认为摆脱研究的伦理困境的具体思路是“积极借鉴‘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资源，通过二者的‘结合’，实现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批评创新”，并强调说这是实现网络文学研究理论突围的关键。[30]我们或可认为，“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两相结合的趋势，将会派生出传播伦理的研究路径。
（一）“物”的伦理空间与文化主体生成
当代文化的实践特质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共同将文化传播导向伦理实体层面。传播过程凸显实实在在的具体物；实在物不仅是人类社会大生产的劳动成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产物。总而言之，文化传播中的实体物不只是交易中的商品而更应当归类于文化产品。实际存在的媒介物突出物质硬性，伦理作为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着力点，渐渐具有了媒介属性。这种媒介属性具有物质硬性，具有过渡属性，也因其独特的“关系”联动，媒介因此能充实既有空间。大众传媒与传播技术影响下的传播伦理渐渐获得媒介的特性，不只作为过渡物，而且取得实体硬性。这些，在经济交流往来，文化资源挖掘与开发，区域化的基础设施、网络设施建设以及文化产品加工等社会行动中同样得以体现。另外，伦理的实体特性加强了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基础设施建设意在突出社会生活的基础性作用；又因其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使得它能很快被转换为文化符号，构筑实在的社会结构和传播实体。文化传播的实体性活动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当代文化传播注重产品的生产，强调产品加工，将生产的具体产品转换为传播符号，并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强化文化传播的力量。而这也是物联网的真谛，“物联网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和传播文化的媒介，它不断以技术的创新值创造文化的附加值，在更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更新着思想文化的内容和传播方式”。[31]文化传播活动注重物质文化生产，强调内容为王，注重文化繁衍和增值，一切皆由伦理的实体特性所决定。从耗损的消费立场转变到生产、创造的视角，不断丰富的物质文化生产增强了传播的基础性力量，文化传播将因为伦理实体特质而获得多种可能性。
新媒体环境突出“物”的维度，增强了文化传播的现场感，也为思想观念的演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带给大众以真切的感受，并增强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最终成为社会生产的动力源泉。随着物质生产形式、生产成果的丰富多样，社会对扩大化的交流和全方位的交往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在不断扩大化的文化传播场域中，物质产品一面成为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力量，一面又拓殖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体现在具体的社会构造层面，就是社会组织结构构造和现实的制度文化建设。在当代文化传播场景中，在伦理实体原则指导下的媒体不断创生发展，夯实社会基础，形成文化品格，凸显创造力量。可以说，跨越实体抵达主体，透过实体硬性而获得主体自主性，是文化传播者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也应当是文化传播的“物联”后解决信息传播和交往主体分离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伦理分层塑形与伦理贯通超越
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实践特性，要求学术研究者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社会行动者。一如许茨所指出的，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只能是“有限的意义域” [32]，而非最高的实在的社会领域。因此，思考当代文化传播诸多问题，研究者应当关注伦理界限、伦理有限性以及相应的伦理分层功能。这当然也由伦理作为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的中介所决定，即由它具有的媒介属性所规约。樊浩教授就曾通过“个体—家庭—集团—社会—国家—生态—世界”的伦理分层模式建构具有递进关系的伦理体系。[33]事实上，如此充满层次感和具有对应性的分层将当代文化传播问题分离出来，利益相关方将因此可以具体对应，以便做到权责分明。
具体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场景中，传播者应当识别伦理冲突由“得—德矛盾”到“优—忧冲突”的转变趋势，进而放下“优位”姿态，避免“错位”思考，致力于建设“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而传播伦理与媒介观念是一体同构的关系，导引着文化传播的重实品格，而这将源源不断地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动力。又因为“物联网激发的消费文化将加大主流意识传播难度”[34]，文化传播活动有必要防止文化传播群体失范和集体越轨行为，具体措施是在文化传播活动中重视社会教育，通过全民素质的提高进而增强整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力，从而牢固文化传播的伦理属性。
而伦理贯通则是对“新天下主义”秩序观的坚守，强调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意指超越利益与利害关系的义理贯通和精神聚合。这里称其为伦理精神。这样的伦理精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中，体现为“天下主义”的观念，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高度统一的伦理精神必将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只是士大夫的天下情怀，也不就是传统文化心理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突出“互助共赢”、强调“普惠”发展的普遍伦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在于共同发展，破解文化心理的隐忧，消除文化发展的隐患，增强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稳定系数。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关键词汇进行整理，就可以发现倡议是在“‘一个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的伦理分层塑形的基础上实现“‘三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伦理贯通。[35]其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共赢和共享，可以说，这势必为当代文化传播提供一种普遍伦理的典型范式。要言之，构建传播伦理有助于国家、企业、个人抵御各自遭遇的道德风险，也有利于应对扩大化的政治、经济、法律风险。专注实体的伦理建设有利于通过物质强化改良社会构造，而伦理分层对应则裨益于关系联动，其共同目标是增强文化传播力。
（三）“脱域”——“嵌入”传播与关系联动的伦理动力
实际上，文化的圈层化发展对既有社会生产模式和文化精神形成冲击，推动文化裂变的深层原因则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实践特性被标注出来，文化发展越来越超越现有的“身体”的束缚，展现出全新的交往可能。超越了原来的生命本体，打开了交往的可能性，“脱域”传播和发展的可能性将会自然增加。如果说在局域网内部，个体的差异经过传播可能很快被缩小，阶层分化可能会被快速定型，那么，在宏大的世界场景中，我们更会发现文化传播自然延伸的强大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才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发生的事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36]而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则将全球化与文化实践联系起来，“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 [37]因此，从关系联动产生伦理实践的角度看，全球化仍是一种扩大版的“关系联动”，其趋势将不可逆转，因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生活叙事正派生出强大的伦理力量。
虽然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思想潮流不可忽视，但是，从传播伦理视野下考察全球化发展趋势，就会发现，正如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所指出，人类的自由发展就是为了抵达“情之求尽性也，用之求得体”的完美状态，不免遭遇“有顺有逆”的过程；但传播的正向，伦理实践、道德修养的要旨，在于将社会现有发展的动力势能全面合理的转换和开发，即“变动之极，势归于理，势归于理则尽顺绝逆”。[38]“尽顺绝逆”，归势于理，全面深刻的伸展的“理”是“伦理之理”。它传达出了中国伦理的普世意味，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智慧，而这也应成为顺应世界经济文化格局的现实逻辑。
（四）人工智能发展与“理”长“类”行的伦理生态
人类学家将人类分为欧罗巴人种、蒙古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而以地理大发现及其带来的人口大迁移为界，人种分布格局前后大有不同。人类学家同样按一定的科学指标，根据肤色、发型、鼻型、血型等不同的体质特征来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何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素质，怎样又形成了庞大的地域性的文化区。所以，思考当代文化传播的诸多问题，便不能回避种族、民族等诸多的伦理问题。
除此而外，科技给人类的思考和思维方式带来全新的改变，而带来人工智能发展。大体说，人工智能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开发人的智力能力，人工智能模拟人类的意识、思维过程，对人类的思维能力极大地延伸和扩展，其发展态势良好且不可遏制。不过，这又使得人类生命应该是自然延展还是应该受到管束的思考题——成为一个现实而不可回避的问题。人工智能因其独特的超越性而造成人类难以预测的伦理困境。总而言之，人工智能产生新的智能体，却也引起对强人工智能进行伦理规范的必要性。
人类是文化创造的根本，而生命是文化延续最重要的载体；深层次地说，个体生命的确立与道德直贯是个体性的问题，但万物互联的趋势却加强了既有生命能力“膨胀”和扩张的本能。应当说，人工智能是现有伦理关系下人类创造精神以及人类“极限体验”的再出发，它通过学习、推理、思考、规划能力的培植生产全新的人类能力。人类在人工智能开放中如何保存生命——延续生命，保持“种”的属性和“类本质特征”，应予以重视。人工智能是新媒介“再生长”的产物，既有纵的代际的关系延续，又有横的关系扩展，生命伦理学和生境伦理学应当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