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文化研究的必然逻辑

当今时代，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由当代文化本有的深刻内涵所决定，文化传播研究的思路则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当代文化是一种媒介文化。“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得以连用，一则因为媒介技术高度发达，二则因为媒介具有实用功能。总体上看，媒介充实和塑造了文化，而后者修饰着前者，当代文化实为媒介文化。具体地说，媒介工具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再生产的物质产品，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存在，它是显现实体；所谓实体，意指不可再行分解的“东西”。就此而言，媒介就有三大价值功能。其一，媒介工具密集地出现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恰如手机、电脑之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亦如大众传媒之于广告商、媒体机构等，媒介总是率先体现出它的实用功能。其二，媒介工具因其空间特质而具有结构功能。不断发展的技术促进媒介工具极速地更新换代，新媒介不只会保留旧媒介的内容，还会在不断地淘汰更新过程中使自己多元立体。而变得立体的媒介自然会给社会文化发展以结构化元素和空间感价值。其三，媒介具有联结功能，媒介之为工具，其显著的特征是成为“良媒”的可能性与“做媒”的功能。在互联网时代，人类通过虚拟网络进行远距离传播，人际传播日渐发达；随着媒介地位日益突出，“物”的元素得到彰显，世界正在进入“物物互联，感知世界”的“物联网”时代。物联网突出“物”的属性，降低了人类直接参与社会活动的必要性，媒介物的联结功能得以彰显。很显然，这是一种全面的联通，天罗地网式的覆盖，媒介因此具有全方位的文化意义。日益彰显的三种功能，在巩固媒介工具的实体结构之时，形成重实品格，培养实用主义风格，整体性地对社会文化产生一种烘托效应。也或者说，媒介搭建了实体框架，媒体介质附着人的属性，成为“人属自然”，物与物之间密切关联，整个世界形成一个“物联体”，文化形态也因此而改变，我们因而才将当代文化称为媒介文化，并认为这是当代文化的首要特征。

其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文化是一种以消费型为主导而非以生产型为主导的文化形态。生产和消费，这一对概念是自人类社会开始形成时就已相伴相生。生产和消费相对均衡的状态，总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阶段才出现，只不过这种平衡状态很难达到。一些长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研究者认为，“消费主义与媒介饱和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方面”，其必然导致的后果是“为了生产的需要，必然使消费得到满足”^[15]。这样的分析结果客观说明媒介在后现代语境中将变得更为重要，而通俗文化将越来越发达。胡翼青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希望研究者们高度重视传播的“文化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差异^[16]，因为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下，文化向度的传播与社会向度的传播将变得同等重要，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问题势必成为传播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生活现场，高度发达的媒介滋养流行文化，催生民间文化，形成全新的精神文化样态，而生产与消费一体两面，共时发生，最终产生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媒介实体搭建“物联网”体系，数字化信息环境均会对它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实际上，人类在不断地生产消费中建构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系统并又自居其中；人类投入社会生产，正是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快速发展的物质生产又影响着大众心态。换言之，正是因为急速发展的物质生产使得消费心理发生转变，人类在物质生产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而需要在高额消费、精品消费中获得弥补。于是，我们将此描述为消费大于生产的状态。

再次，当代文化发展呈现出产业化的趋势。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产品成为生活图景的文化符号，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显露它的重要性，即加速经济转轨，促成文化转型。媒介工具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作为前沿文化的表现元素，它同时打开文化的符号空间和经济空间，并逐渐形成新的传播方式和行为模式。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趋势，形塑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新样态。文化产业化发展具有“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17]的特征，从而加速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另外，文化发展具有的自发性、传承性和符号化等特征，客观上加快了生产模式由社会生产向产品加工的转变进程。而文化的经济化也意味着对传统的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正是文化发展的内生力量激活了文化血脉，打开了传播的可能；而文化的传承性则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相关资源的挖掘、开发与再利用，比如“天仙配”“西厢记”等作为经典爱情故事，“桃花源”“云梦泽”作为令人向往的精神栖息地，被各地竞相开放利用。所谓重返现实、关注当下，重视眼球经济，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文化产业内部，产业发展意味着对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前者诸如人类的民居建筑、饮食、服饰，后者意味着精神、观念、信仰等。它们通过横向的扩散和纵向的延伸，形成了当代文化传播的宏大格局。总之，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以及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产业开发、传播利用，是当代文化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最后，当代文化呈现出圈层化发展的趋势。圈层化是刻画和描述群体生成、群体传播、群体发展的重要概念。作为对群体行为、文化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行为的具体描述，圈层化是描述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共性特征，它具体表现为人际传播所呈现出来的分化与集群的趋势。它与媒介工具所具有的凝聚力不无关联。在新兴的媒介时代，当代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呈现出圈层化的特征，比如社区文化、广场文化等，都是明显的表现形式。事实上，文化的圈层化发展意味着不断发展的亚文化，诸如青年亚文化、族群亚文化、中产阶级文化等，虽则这些文化形态出自不一样的划分标准，但往往都是对主流文化的细致划分。只不过，就圈层文化发展而言，我们也应当发现它是公共生活发达的外在表现，它的发展意味着公共权力空间的延伸扩展。在这个自然发展与主动延伸的过程中，媒介的快速发展促使大众文化兴盛，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化形成冲击，亚文化逐渐占据文化市场的高地，一方面是个性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媒介生产带来的标准化趋势。而这样的生产、拓殖模式曾被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仔细描绘过，他同时指出，标准化与个性化的辩证法磨合出的大众文化是“一种‘中等水平’的文化”。^[18]而如何将现有的“中等文化”提升至更高水平，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资本陷阱”以及“泛娱乐化陷阱”等的束缚，是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命题。

综上，当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由社会生产的时代内涵所决定，在发展过程中凝聚着文化研究的核心动力。总体上看，当代文化发展具有的水平高、物性强、关联度高等特征，深层次地塑造当代文化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精神，形成具有崭新特点的文化趋势。尽管如此，当代文化传播研究依然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因其中存在的关系拉扯和心态撕裂，加重了当代文化隐忧。其主要问题有二：首先，泛文化研究因为现实风险而面临挑战。宽泛的文化传播研究不能对现有的媒介文化、产业文化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特别是虚拟泛化的文化研究不便于对当代传播现场充分关照、直接回应。其次，文本解读及其影响具有局限性。文化研究具有关注文本，注重解读文本的特性，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当代文化场景，文本阅读往往是受限的。现有文化局面以及文化研究的局限呼吁着全新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