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曹魏时代的文学家地位

曹魏时代，文学家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两汉时代的文学家的地位却并非如此。两汉时代堪称文学家的大都以辞赋见称，他们在朝廷中常常感到有如俳优一类的地位，枚皋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32]，扬雄自以为作赋“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33]，蔡邕自己也写过赋，但他十分看不起为赋者。曹魏时代文学家的地位是随文学地位的提高而提高的，曹丕《典论·论文》把“文章”的地位抬得极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认为文学家的名声可凭借作品而流芳百世。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言，如果不能“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就将“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可见，曹植对文学及文学家的地位亦十分看重的，并俨然有以文学为业的思想。曹氏父子在当日十分重视网罗文学人才，曹植《与杨德祖书》言：“昔仲宣（王粲）独步于汉南，孔璋（陈琳）鹰扬于河朔，伟长（徐干）擅名于青土，公干（刘桢）振藻于海隅，德琏（应玚）发迹于此魏，足下（指杨修）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34]《文心雕龙·才略篇》称之为“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35]。其后，魏明帝青龙四年，“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36]。据上，可知这些人都是以文学之才（其中亦包括诗才）而在曹氏政权中获得地位的。

从文学家获得政治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曹魏时代与前代不同的风尚。

第一，曹魏时代既认为诗歌是给人们提供审美对象的，又认为诗人以之“托身”可以“声名自传于后”，足为“君子”足为“勋绩”，可见与两汉时代养赋家，让他们提供审美对象，而又视之为“俳优”而鄙薄之的观念是何等的不同。这是与认为诗及其他文学活动是“经国之大业”，是具有认识作用、实践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这样，曹魏时代视诗歌为一种供人欣赏和感受的审美对象，诗歌具有观赏性质的认识，就与美感上的享乐主义区别开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里说：“把文学局限在美感上的享乐主义，这就是把它的界限限制到荒唐的程度，而陷到了最狭窄的片面化和偏执里。”^[37]即批评认为文学仅仅只有观赏性质的观点及作法，而两汉之养赋家，正是皇帝夸奢淫逸之心的表现，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声色享受。因此我们说，曹魏时代既认识到诗歌是一种审美对象，具有观赏性质，又认识到诗歌还具有实践性质，认识到诗歌所起的现实社会作用，这是全面把握诗歌本质的表现。

第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里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38]这是片面强调诗歌实用目的性的实践性质的观点，从班固所说可以看出，“可以为大夫”的原因是因为其人有诗歌之才，由其诗歌之才推知其有政治之才，而这种推知又是以诗歌之实用于政治的过程中发现的，“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搜罗招集并给予地位的目的是让他发挥政治之才，而不是继续发挥诗歌之才，搞诗歌创作。曹魏时代给予诗人、文学家地位，固然也有从其诗才观其政才的缘由，也有让其“图事”的目的，但也是让其发挥诗歌之才，进行诗歌创作。此外，上文所述曹魏时代诗人作诗“自娱”的事实，也是在诗人的地位得到社会公认以后才可能出现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