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置官属”与文学集团的建立

上述的文学活动是有组织的，上述的文学家也是有组织的，虽然不能说他们像官府里的官员那样班列有序，但他们确也是被组织起来的。这里首先要指出，是当时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把文学家们招揽来的，曹操爱好文学，奖励文学家，所以文学家大都云集于魏。但是，他们被组织起来的契机是曹操为诸子官属设置“文学”。建安八年（203）秋七月，曹操下《修学令》：

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6]

所谓“文学”，略如后世的教官，或文学侍从。本来，汉时郡及王国都有“文学”，经董卓之乱后多有废弃，故曹操下了此令。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邺城，并在此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王，定府为邺。在这几年中，北方的诸文学家或早或晚都陆续来到邺城，成为曹操的属下。在建安十六年（211）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7]，又命曹植为平原侯，曹据为范阳侯，曹豹为饶阳侯^[8]，“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9]曹丕的“置官属”与曹操诸子尤其是曹植的“高选官属”，是当时文学家得以组织起来的开始。

先说曹丕通过“置官属”组织的一批文学家，“五官将博延英儒”^[10]，有以下诸人先后是五官中郎将“文学”：

徐干，字伟长，建安七子之一，为五官将文学。（《三国志·王粲传》）

应玚，字德琏，建安七子之一，先为平原侯曹植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三国志·王粲传》）

苏林，字孝友，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苏林皆释之”。建安中，为五官将文学。（《魏略》，《三国志，刘劭传》注引）

刘廙，宇恭嗣，“著书数十篇”，太祖辟为丞相掾属，转五官将文学。（《三国志·刘廙传》）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太子，陆续又有一些人成为太子文学：

刘桢，字公干，建安七子之一，“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11]，由“太子尝请诸文学”而刘桢又在其中，可知刘桢曾为太子文学。

邢颙，字子昂，先为曹植家丞，后为太子少傅，迁太傅。（《三国志·邢颙传》）

王昶，字文舒，“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王昶曾著有《治论》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三国志·王昶传》）

司马孚，字叔达，曾先为曹植官属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晋书·司马孚传》）

郑冲，字文和，“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魏文帝为太子，搜扬侧陋，命冲为文学”。（《晋书·郑冲传》）

荀纬，字公高，“少喜文学。建安中，召署军谋掾、魏太子庶子”。（荀勖《文章叙录》，《三国志·王粲传》注引）

任曹丕“文学”之职的，不都是诗赋之才，但都是文才，且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应玚、刘桢都在内，也可谓皇皇大观。

再说曹植的“高选官属”，曹植曾先后为平原侯、临淄侯等。

毋丘俭，字仲恭，有诗作传世，“为平原侯文学”。（《三国志·毋丘俭传》）

徐干、郑袤，“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郑）袤与徐干俱为临淄侯文学”。郑袤，字林叔，有识鉴。（《晋书·郑袤传》）

应玚，在为五官将文学前，曾为平原侯庶子。庶子，亦是职同“文学”的教官侍从。（《三国志·王粲传》）

邯郸淳，宇子叔，“邯郸淳为魏临淄侯文学”（汪僧虔《名书录》，《太平广记》卷二〇九引）。

刘桢，为平原侯庶子。（《三国志·邢颙传》）

任嘏，字昭先，“年十四始学，疑不再问，三年中诵五经，皆究其义，兼包群言，无不综览”，“著书三十八篇”，为临淄侯庶子。（《任嘏别传》，《三国志·王昶传》注引）

司马孚，汉末时，他曾“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曹植“清选官属，以孚为文学掾”。（《晋书·司马孚传》）

邢颙，为平原侯家丞。（《三国志·邢颙传》）

当时曹丕曹植争为太子，要当曹操的接班人，他俩争相延纳有才学之士引以为羽翼。如对邯郸淳，曹丕与曹植都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来争取得到其欢心，曹植下的功夫更深一些，史载：

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而于时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12]

曹植对邯郸淳既待之以礼，又耀之以才、享之以酒炙，难怪邯郸淳对他赞叹不已，还多次在曹操面前称颂曹植，于是引起曹丕的不快。又如杨修，与王粲、陈琳诸人齐名，“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淄侯（曹）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13]。当时与曹丕、曹植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些文学家，如曹丕与吴质，曹植与杨修、丁仪、丁廙，这数人虽未名列曹丕或曹植的官属，但实际上常共同参加一些文学活动。

曹丕比起曹植来，年长一些也更成熟与老谋深算一些，在立嗣以长的古训与现实中袁绍立嗣以幼而造成混乱的教训相映下，他更有希望，也更有实力。且建安二十二年（217），他被正式立为太子，则更是“天下向慕，宾客如云”^[14]，他争取到了更多的人才，其中有一些便是因与曹植处不好关系而转到曹丕官属中去的。如司马孚，曾因曹植“负才陵物”而每每“切谏”^[15]，以后便迁太子中庶子。又如邢颙，本为曹植家丞，他“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与曹植）不合”，力主曹丕当太子，称不可“以庶代宗”，曹操“遂以为太子少傅，迁太傅”^[16]。

曹丕与官属成员过从甚为亲密，关系甚为友好，如《典略》载这样一件事：

建安十六年，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刘）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他日公（操）闻，乃收桢，减死输作部。^[17]

曹操这样对待刘桢可说是过于刻薄，但不闻当事人曹丕对刘桢的“独平视”有何意见。张溥《刘公干集题辞》这样称赞曹丕：

公干平视甄夫人，操收治罪，文帝独不见怒。死后致思，悲伤绝弦，中心好之，弗闻其过也。其知公干，诚优钟期、伯牙云。^[18]

张溥将曹丕与刘桢比作伯牙与钟子期般的能相互理解而为知音，这一方面是文学上的，一方面则是友情上的。刘桢去世时，曹丕还表示了万分的悼惜。刘桢则在《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中表达了自己对曹丕的感情，其二云：

余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馀旬。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便复为别辞，游车归西邻。素叶随风起，广路扬埃尘。逝者如流水，哀此遂离分。追问何时会？要我以阳春。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19]

诗中写自己卧病休养在漳水边，曹丕亲来看望，长谈竟日，诗人感动不已，提笔赠以新诗。

曹丕对朝廷中的其他文学之士也很爱惜、眷顾，常常是曹操依法处治他们，而曹丕对之表示叹惋怜惜，并照顾其身后之事。如文才甚好的路粹，“从大军至汉中，坐违禁贱请驴伏法。太子素与粹善，闻其死，为之叹惜。及即帝位，特用其子为长史”^[20]。又如孔融被曹操借故杀掉，而曹丕“深好（孔）融文辞，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21]。为此，张溥比较曹操与曹丕对待文士的态度，其《孔少府集题辞》说：

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馁虎，此南阳管乐所深悲也。曹丕论文，首推北海，金帛募录，比于扬、班，脂元升往哭文举，官以中散，丕好贤知文，十倍于操。^[22]

脂习（字元升）听到孔融被杀，赶去痛哭收尸，曹操听到后大怒，要杀脂习；而曹丕则认为脂习有节操，给他加官中散大夫。

正因为曹丕与曹植延纳有才学之士是为了引为羽翼，所以这两个官属的部分成员及围绕着官属的一些人成为曹丕与曹植政治上的心腹。围绕着争立太子、争当继承人的问题，这两个官属展开了一系列严酷而尖锐的斗争。曹操的大儿子曹昂死后，依立嗣以长的传统，曹丕为太子，当继承人，本该没有问题，但曹操偏偏很喜爱曹植，他“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于是曹丕“御之以术”^[23]。这些斗争当然不是文学组织之间的文学之争，而是政治、权力之争。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曹丕杀起文学家来也是毫不手软的，如他“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24]，原因就是丁仪兄弟站在曹植一边，曾阻碍曹丕当太子即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