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拟乐府的引发与新文体的力量

建安诗歌的兴盛在于五言诗的繁荣，是什么引发了建安诗人的五言诗创作？或称建安诗歌创作继汉末古诗如《古诗十九首》而来，建安诗作与《古诗十九首》同一类型者，据《文选》所录，有王仲宣（粲）《杂诗》一首、刘公幹（桢）《杂诗》一首、魏文帝（曹丕）《杂诗》一首、曹子建（植）《朔风诗》一首、《杂诗》六首、《情诗》一首，如此看来，数量并不多。我们说，建安五言诗的兴盛，是从拟乐府创作起步的。今存曹操的诗歌作品全为乐府歌辞，《魏书》载其“登高必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2]，有四言，有五言，或为杂言。且曹操不用楚歌体，其原因或如刘勰所说：“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3]西汉自武帝起倡乐府，但西汉袭用民间乐府之五言体的文人拟作只有班婕妤《怨歌行》一首而已。到了东汉，拟乐府作者渐繁，傅毅有《冉冉孤生竹》，张衡有《同声歌》，蔡邕有《饮马长城窟行》，辛延年有《羽林郎》，宋子侯有《董娇娆》等。到了曹操的时代，拟乐府更盛，曹操很注意恢复汉乐府传统，“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4]。他也非常喜欢乐府作品，如“《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5]。曹植《鼙舞歌序》云：“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颎，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6]建安诗人的乐府创作，绝少创调，大都为“依前曲改作新歌”，所谓拟乐府。

拟乐府对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乐府诗本多五言，拟乐府五言诗，则诗歌创作上有法可依，张华曰：“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7]诗句章节的“韵逗曲折”，可“皆系于旧”，依原有曲调、原有歌辞，使诗歌创作不成为难事，“一皆因就”而容易操作。再说建安诗歌创作的“作新歌”上，当建安时期的“礼崩乐坏”，乐府规则散亡严重，故拟乐府创作多出现题、义不和的情况，胡应麟说：“乐府自魏失传，文人拟作，多与题左，前辈历有辩论，愚意当时但取声调之谐，不必词义之合也。”^[8]萧涤非云：“不欲为旧题所囿，于是借题寓意。”^[9]所谓以古题写时事。进而形成建安拟乐府最注重歌辞的局面，刘勰称：“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10]称其按照“三调”创作的新歌，歌辞并不典雅，而是另有时代风格；曹植曾说：“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11]如此说法，也是为自己的拟乐府创作突破乐曲的束缚而张本。于是，“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吟咏神灵，赞扬来飨。”^[12]所谓重辞不重乐，为五言脱离乐府奠定基础。

进而建安诗人的乐府诗创作开始有脱离音乐性的尝试，早期如王粲《从军诗》《七哀诗》，起于汉末，大概是当时的乐府新题，或是从乐府向徒诗过渡的作品，乐府的身份并不明确。后如曹植的乐府作品，刘勰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13]如徐公持说：曹植的作品“不用旧曲、旧题，全部自拟新撰，如《盘石篇》《驱车篇》《种葛篇》《名都篇》《白马篇》等，据现有史料，其题、辞皆无所依傍，与汉乐府作品以及其他作品无任何方面的关连，其篇题皆以歌辞首句为文，可以判断全出作者自创”^[14]。脱离了音乐性，就是纯粹的五言诗了。所以刘永济称：“今综观当时文制，五言一体，实多杰构，推原其故”，有“五言新制，天机乍启。人力未臻，后起之杰，得以使才”^[15]。

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热潮是由拟乐府兴起的；而建安时期乐曲的散亡，对乐府诗创作来说是不幸，但建安诗人以此作为自主创作的、自主创新的起步，即注重辞而不怎么注重曲，乃至脱离于曲，逐步以徒诗的五言为主。所以说，拟乐府成为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兴盛的契机，也成为五言诗发展的契机，建安诗歌可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模板，新兴文体焕发出魅力，诗人们创制新文体，在新开辟的天地里尽情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