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 研究理论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跨海峡婚姻迁移引起的社会适应问题，因而有必要探讨相关的婚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融合理论及社会性别理论，并以此作为本书的理论支撑。
（一）婚姻理论
通婚是伴随人类文明的一个古老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及民俗学研究者都对这一问题给以了高度关注，相关的理论解释也非常丰富。
1.关于婚姻本质的理论
对于这个问题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专偶制婚姻产生的“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5]强调确立父系财产继承的经济因素是专偶制婚姻的内在需要。费孝通认为“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立父母的手段”，“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子女的责任就是婚姻”，“婚姻的意义——是在确立双系抚育”，[6]突出婚姻在抚育后代以维系人类绵续中的意义。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婚姻是植根于生物性需求（性和生育）之上的一种社会关系，“社会要存在，只有两性的结合以及生育子女在其成员中建立起生物性的联系是不够的”，“在任何人类社会中，一个家庭出现，其先决条件必须是存在另外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中，一个家庭出一个男的，另一个家庭出一个女的，从这两人的婚姻中产生第三个家庭，且如此无限反复下去。没有家庭就没有社会。”[7]他强调婚姻是保证社会存在的一种制度设置。
2.关于婚姻规则的理论
围绕这一问题，影响最大的有三种观点。古德通过观察和分析东、西方婚姻的经验实践，提出了同类婚姻规则，即“人们往往与具有同类特点的人结婚”，“这既因为群体强迫人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伴侣，也因为市场商议过程会使人们认识到，最好的机遇是选择同等类型的人”，并列举了同类婚姻在过程、文化、性别、年龄、居住地、种族、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具体表现。[8]布劳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是个人为了获取回报而又真正得到回报的自愿性活动，社会交换“不仅在市场关系中而且在友谊中，甚至（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爱情中，以及在这些以亲密形式出现的极端之间的多种社会关系中”。[9]也就是说，在婚姻关系中，婚姻本质上也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贝克尔从经济学视角来思考婚姻规则，他认为人们结婚的目的在于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因此人们“都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配偶”，在效用最大化的机制下，“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总是有完全相称的婚配，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成亲，尽管有时不相称的婚配也是重要的”。[10]可以说，在婚姻规则理论中，社会学视角较为强调婚姻的社会性或婚姻当事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学视角则更多地突出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中的个人利益追求，其结果也在一定意义上把婚姻作为只考虑经济得失的一种交易。
3.关于通婚圈理论
通婚圈是男女两性从文化、地理、经济等不同角度选择配偶的范围。从文化角度进行选择，形成通婚的文化圈；从民族认同角度出发进行选择，形成通婚的族体圈；从地理的角度进行选择，形成通婚的地理圈。有关通婚圈的研究，有三种代表性的理论。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的通婚圈存在着某种结构，一个区域内往往存在着几个通婚集团，其中某一集团总向另一集团提供婚配对象，而其他集团又为该集团提供婚配对象。择偶受到通婚结构的决定，人们所能选择的，仅仅是在结构范围之内的选择，而整体的框架是不变的。[11]施坚雅提出市场体系理论，他认为通婚圈与基层初级市场是一致的，人们往往从初级市场圈内寻娶媳妇，初级市场所在地是通婚圈的中心。[12]杜赞奇提出独立通婚圈理论，认为通婚圈是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并不一定和市场圈重合。[13]
（二）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研究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的范式和视角。社会网络是指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个体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国家；个体间的关系可以是人际关系，也可以是交流渠道、商业交换或贸易往来。网络分析者认为，整个社会是由一个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向个体施加着外在的影响。研究者们将社会系统视为一种依赖性的联系网络，社会成员按照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稀有资源并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网络分析的独特性特征是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行动者的内驱力来解释行为。[14]
在社会网络研究中，社会网络、社会支持这些概念比较接近，同是网络分析，二者在实际研究中常连在一起使用，社会网络时常扮演着支持性的角色。[15]具体来说，社会网络是行动者之间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即社会结构，它强调的是行动者对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而不是对某种资源的占有状况。社会网络并不都是支持网络。它仅仅是一种关系、一种结构。而社会支持网是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是那些提供给个人情感、工具性的以及社会交往方面帮助的一个子集，它更加强调网络的支持功能。个体的社会支持网一般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的人组成。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可以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的困难与问题，应付人生的危机，有利于缓解生活压力，增进身心健康。同时在社会层面上可以缓冲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促进社会的稳定。而个人从其社会网络，特别是社会支持网络那里所获得的各种帮助称为社会支持。
虽然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会被混淆使用，但二者仍是有区别的。社会网络可以区分为结构面的网络结构与行动面的网络功能，而且不同的网络结构会影响到网络的功能。在网络结构的特性中，除了包括社会整合、组成成分及关系质量之外，还有大小、频率、互惠性、强度、持久性、密度、同构型等；而网络功能主要指的是网络内成员之间获得、提供和互换协助的情形，即所谓的社会支持。因此社会支持是考量功能之层面。狭义的社会支持以个人的人际联系为出发点，所看到的是个人从人际关系中得到的资源与生活凭借为何；广义的社会支持则可以扩大到社会整体，着重于社会系统中各种资源的流通。一般而言，社会支持较属于对他人支持行为之主观上的感知概念，也就是当事者须感受到某些支持性的行为，能满足其需求或解决问题；且当个人生活中面临困境或难题时，它兼具保护、缓冲及实际帮助的作用。同时，社会支持也是各种生理、心理、信息、工具或物质的协助，以使个人更能应对压力，维持心理健康并促进适应。然而，社会网络的存在并不一定就有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提供与感受则必须借由社会网络与社会整合的结构关系来运作。
（三）社会融合理论
社会融合作为一个社会政策概念起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由于被社会排斥群体通常是脆弱群体，又往往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且社会排斥常常表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排斥与疏离以及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因此，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为社会融合提供理论依据。[16]
社会融合在社会学视野中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一方面它是有关社会整合的宏大理论，是社会秩序理论范式中的核心概念。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提出了社会团结理论，强调了国家在社会融合中的重要性，尤其突出法人团体和集体意识在社会融合中的重要性，成为当代社会融合理论的重要源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则为社会融合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理论源泉，是社会融合理论和实践影响力最大的社会学家。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概念，即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这些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协调和控制。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将社会整合概念纳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构架之中，从而使社会整合成为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帕森斯不仅将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发展得更为宏观，更加系统化，为社会融合提供了一个系统化、抽象化的宏大理论基础，而且将社会整合视为行动系统和社会系统不可缺少的功能之一，并突出了法律和宗教等规范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
社会融合第二层面的理解是族群关系中的社会融合，是指外来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相互适应和相互同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同化模式，即不同族群自愿朝一个共同的主流文化融合，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逐步趋向一体化；二是多元化模式，即不同族群在文化上保持平等，但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应整合在一个体系内，实现多元共存。当然，族群融合的两种模式产生的时间不同，适用的范围也不同。同化模式可能更适用于某些社会和群体，而多元化模式更适合于另一些社会和群体。一般而言，强调逐渐融合的同化模式适用于多族群社会中那些自愿迁入的群体，而多元化模式则适用于那些通过非自愿迁移、征服、扩张而进入的群体。在现实社会中，群体间的结构同化或者和谐相处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因为在各种条件制约下，移民与当地主流群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支配-从属关系，作为弱势的一方在结构上并不能与强势一方完全平等，即使在表面看起来和平、稳定的关系中群体冲突仍可能显现，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群体冲突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形式，“社会融合”正是作为一种考察、去除群体间不平等，出于对弱势群体一方的关怀而提出的概念和分析框架。
社会融合第三层面的理解是心理建构，主要围绕认同和接纳展开。个体通过自我认同来明确身份，识别我群的同一性和他群的差异性，这是个体融入我群的心理建构，也为个体融入他群提供心理基础。社会认同旨在解决“我们是谁”的问题。因此围绕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展开，中心问题是个体如何主动积极融入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应如何维护团结和凝聚力。社会接纳理论强调群体或个体实施接纳的积极效用，尤其强调同伴接纳对个体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认为社会接纳不仅可以体验如思想、情感和感觉等所有心理事件，而且通过接纳能够更有效地以适合自身价值观和目标的方式去行动。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接纳理论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融合的心理建构进行阐述，而自我认同或自我接纳理论则成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接纳理论的基础，因为自我认同或自我接纳不仅影响个体对群体或社会的认同，而且影响个体对他人的接纳。
（四）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认识深化的成果之一，也是女性解放运动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和理论武器。它是针对西方知识传统在两性关系上的“自然主义态度”和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提出的。该理论将人的性别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认为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决定的，而是由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造成的。
所谓生理性别，是指两性因基因、解剖、荷尔蒙分泌等不同而造成的生理上的差异。生理决定论者相信，是激素造成了男女身体的不同。那些有犯罪、吸毒、暴力、虐待倾向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较高，攻击性行为程度较高。雄性激素水平高还导致了热衷于争夺领导权、企图影响或统治他人、容易表达愤怒等。生理决定论者认为，男性智力分布比女性大，即女性智力中常，男性智力或者很高，或者很低，更有可能出现天才或智力迟滞者。这一假说流行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证明假说不能成立。
所谓社会性别，是指社会及文化基于两性的生理差异而延伸出的对两性气质特征和行为角色的不同期待和界定。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性别、社会性别和社会》一书中，对性别和社会性别做出明确划分。该书论证了生理上的性别（sex）与心理和文化上的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差异。美国人类学者盖尔·卢宾在论文《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性别制度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在其《社会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中指出，社会性别是区分社会地位和组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表明社会造就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费尔斯通在她的著作《性的辩证法》中指出：社会性别的差别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些差别是男性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一个精心组织的体系，女权主义的理论任务就是认识这一体系，而其政治任务便是终结这一体系。
虽然女性主义学者和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对社会性别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取向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社会性别不同于生理性别，前者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两性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期待并不是由生理决定而是在社会文化制约中形成，且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性别并不是个人的因素，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表示权力的一种途径。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建构，也是一种文化积淀。
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分析范畴，社会性别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对女性问题及社会两性问题深层次思考的理论视野及重要的分析范畴、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主义学者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考察不同的现象，立足于社会性别研究的本土化，分析中国妇女问题和男女两性关系问题，如学者李小江、金一虹、高小贤、王金铃、佟新、李银河等。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女性在社会发展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传统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意识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并未完全形成，社会政策的中性化或隐性的歧视仍大量存在，使得女性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从婚姻迁移来看，迁移者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既与流出地对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生产与再生产上设定的一种社会角色所决定有关，也与流入地劳动力市场有密切联系。相对于男性，女性的迁移历程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她们的社会地位，突破来自男性、传统和地域的种种限制。这个过程是女性在传统思想与现代生存压力夹缝中的一个缩影。
本研究试图从上述分析的这些理论视角来观照两岸通婚的状况及其变迁，并寻绎阐释两岸通婚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本土视角。
二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由于福建与台湾之间独特的“五缘”关系，两地通婚现象尤为突出，1989年大陆第一例涉台婚姻就在福建省登记。截止到2017年，福建省涉台婚姻登记数为114957对，通婚人数在大陆居于首位，因而本课题主要以福建涉台婚姻为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课题力图将两岸通婚研究放在两岸关系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角度对新时期涉台通婚问题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多维度的研究与剖析。
两岸通婚人口的社会融合应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话题，也是两岸关系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从社会适应、社会支持、社会认同直至社会融合，虽然作为学术用语多为学者在使用，但在具体的访谈调查过程中使用这些术语时，访谈对象并不陌生，说明这些问题确实是这些访谈对象会遇到、会接触到，并且也会思考的问题。也许他们并不如我们思考的那么深，而仅仅是顺其自然，去克服，去“生活”而已，但这恰恰就是我们学者应该介入的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观察他们、去感受他们的婚姻状态和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心路历程、迷惑困扰甚至矛盾冲突用理性的方式描述出来，进行归纳整理，深入剖析，这既是对他们生存发展的现实回应，也是我们进行学术探索的价值所在。
本书共分为八个部分，结构见图0-1。
图0-1 本书研究框架
第一部分，绪论，阐明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研究理论与方法，并对相关的文献作了回顾与述评。
第二部分，较为全面地考察两岸通婚的历史演变与特质，时间跨度从1990年至2016年，结合两岸收集到的数据，力图全景式分析两岸通婚的全貌。
第三部分，剖析两岸通婚的动因，从宏观背景、中观因素以及大陆配偶个人的经历中进行多层次立体式的分析。
第四部分，对大陆配偶在台湾的社会适应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家庭层面进行分析，结合田野调查收集到的资料，较为全面深入地描绘大陆配偶在台湾面临的困境，并从纵向上对其社会适应的时代变迁作了对比分析。
第五部分，对大陆配偶的社会认同进行考察，聚焦于地域认同与身份认同，揭示大陆配偶对地域社会的观感、评价及对身份的自我诠释。
第六部分，剖析大陆配偶的社会支持特征，并用实证材料总结分析大陆配偶的社会支持策略。
第七部分，运用具体案例分析两岸通婚无论是对台湾社会还是大陆社会既带来正面的效应，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两岸通婚与两岸关系的密切联系进行阐述，表明两岸婚姻既是两岸关系的产物，很难摆脱两岸关系的影子，同时又是两岸交流与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两岸社会、经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八部分，着重探讨影响大陆配偶社会融合的因素，从两岸互动的角度研究改善两岸通婚质量、促进两岸通婚正常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并对两岸通婚的发展趋势进行描述。最后，对两岸通婚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提出研究的局限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与内容。
研究的最终本质是什么？应该是人本身，只有人才是最主要的研究出发点和途径。通过与每个个体的接触、交流交往，不断获得他们的人格形象，本书试图从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与社会性别的脉络来分析这个群体的行为、态度和想法，以社会学式的同理心对人的经历有比较立体、多元的理解。
（二）研究方法
1.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质性研究资料
实际上最早开始设计这个课题时确定了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效果并不是太理想。主要缘由在于这个群体、这个话题并不太适合用问卷调查这种客观式的、平面式的方法。因此最终选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收集质性研究资料。本书的主题是探讨两岸通婚的现状、趋势及其影响研究，本质上属于质化研究，诠释资料的方式不同于量化研究，是借由赋予、翻译资料意义，使之成为可读得懂的资料，而研究者赋予资料的意义，则是出于被研究者的观点，借由找出被研究者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界定这个情境，或是情境对他们的意义等的方式来诠释资料。因此，质化研究提供一个忠于报道研究对象世界观的深度描述，深入挖掘某一社会情境，并借此说明维持稳定社会互动的微观过程。[17]本书希望能通过对两岸通婚当事人的访谈，从其生活脉络中理解两岸通婚过程中的种种经验，找出当事人对两岸通婚的体认、对两岸社会的感知以及对异地生活社会融合的程度。
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8]质的研究方法在大陆社会学界被越来越多的人运用。根据本书的研究目的，笔者在文中采用质的研究方法。笔者将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从其个人经历出发，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在不断的调查与思考中建构研究的思路与分析的框架。
从2008年开始进行两岸通婚的研究，展开田野调查与深入访谈。一直到现在，这种对两岸通婚当事人的随性访谈并没有间断，访谈的人数没有很确定的数字，可称其为随性访谈，遇上了，就聊一聊，因此我想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变化，对这个群体的研究将会伴随终身。就受访的对象而言，绝大部分是两岸通婚当事人，涉及家属、政府涉台工作人员、相关的社会团体等。出于对访谈者隐私的尊重和保护，书中的人名均经过了处理。
本书运用半结构式的大纲问卷，以开放性问题来进行访谈，尽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与引导问题，鼓励访谈对象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环境里，就主题自由地谈论自己的意见，增加资料收集的多元性，并借此了解访谈对象对问题的想法与态度，通过研究者与访谈对象的互动过程，对问题重新加以厘清，确认访谈对象内心的真实感受与行为认知。
在立意或理论性抽样中，样本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决定何者是最适合其研究领域的。在母体是隐密的时候，滚雪球抽样就成为一种特别有用的技术，因为这种情况下的母体很难被指认。这项技术的意思是，研究者必须与母体中的一个合适个案产生联系，接下来，利用这个个案的人际网络帮助研究者与其他相似个案产生联系。基本上是根据社会网络联结，并且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方法，去取得所需的母体。[19]本书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获得访谈对象。一是请相关部门联系当地的两岸通婚当事人。二是通过参与海峡两岸婚姻家庭等论坛，主动与参会的通婚当事人联系。三是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请受访对象介绍新的受访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主题逐渐清晰，就采用立意抽样方式，尽量挑选符合研究需要的受访者。当然这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和限制的。
情感和抽象的知识无法被具体检验，也无法以数字的形态表示，但是不可否认它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也是主观的。不能以其无法被量化或是无法检证而认为其不客观、不科学而否定其意义。同时，学术界对这种解剖麻雀式的微观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的争论一直未断。费孝通指出江村虽然不是中国所有农村的典型，但由于大多数农村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大体相同，也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有的“类型”。因此借用前人的说法，希望通过对这些赴台大陆配偶的微观研究，向世人展现其所代表的一种婚姻移民的类型。让被研究对象展示自己情绪与欲望的内在世界，使世人了解她们在台湾生活的酸甜苦辣、喜乐悲欢。通过梳理大陆配偶在台湾的经历与感受，借由她们的生命叙事来探索大陆配偶在台湾的生活状况和所面临的困境或失落，呈现她们的心路历程与生活期望，进而了解她们又是如何看待所处的境遇与赋予在台湾生活经验的意义，也让研究者尽量达致共识与理解。
2.文献的收集与分析方法
第一类，主要是学术界对两岸通婚研究的文献，2005年前后大陆学界在这方面的资料极度缺乏，只有一些零星的论文。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台湾学者的学位论文和相关学术论文，这些作为笔者对该问题最基本信息研究的初始来源，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梳理、分析，从中挖掘出关于此类议题的不足之处，成为本书研究的基础与动向。
第二类，主要是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包括涉台工作部门的相关文件、调研材料、社会团体的研讨会论文集等。
第三类，主要是电视报纸杂志中对两岸通婚问题的采写、报道、访谈等，这些也极大地丰富了笔者的资料来源。
3.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婚姻关系既是个人的私事，又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制度上，离不开社会的宏观背景与文化情境。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把两岸通婚现象与问题放置到丰富、复杂、变动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的情境中去理解、去解释，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分析的多维视角。
（三）创新之处
（1）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两岸通婚问题。特别是借助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对个案的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以弥补大陆学界在两岸通婚问题研究中实证材料的缺乏。
（2）注重社会变迁的分析。当前研究者对两岸婚姻的现状更注重静态分析，而缺乏动态分析。本研究认为两岸婚姻与两岸社会变迁无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研究两岸婚姻现象时较注重二者双向互动的过程，注重运用历史和时代的线索，结合社会整体环境，厘清历史脉络和时代变迁，使研究更具有动态性和整体性。
（3）重点考察大陆配偶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现有的研究一味关注大陆配偶赴台湾以后的被排斥、无助、无能等问题的探讨，而没有呈现这个群体的其他经验与多样生活面貌。因此，本研究注重从主观能动性的视角去探讨大陆配偶如何能在受约制的环境中抗拒协商、如何成为社会行动者、如何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展现其能动性与获得权力资源。
（4）社会性别研究的视角。两岸通婚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因此本研究将目光聚焦在移居台湾的“大陆女性配偶”，了解她们的通婚动机、社会融入及心理状态等，揭示女性婚姻移民在哪些方面仍存在权力不平等问题，在哪些方面冲破了传统性别文化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