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岸通婚的基本概况

第一节 两岸通婚的演变

人类的历史证明，无论是社会的生存、发展，还是个人自我的需求，都离不开婚姻的缔结与存续。婚姻形成了因血缘的连接而成为亲属（姻亲）的关系，由此构建起错综复杂的家族、宗族网络，形成利益结盟，制约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稳定。两岸同根同源，跨越台湾海峡的婚姻人口迁徙从未停歇。随着经济社会日益全球化，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人口流动、人口迁移日趋频繁，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群创造了更加宽阔的接触和沟通平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联姻现象越来越普遍。自1987年台湾解严并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经贸、文化、民间交流交往不断加深，随着两岸民众交往的日趋增多，两岸通婚也得以恢复并呈现出持续发展态势。

一 通婚人数的变化

截至2016年11月底，在大陆民政部门登记的跨两岸婚姻已超过37万例，其中约有33.5万例在大陆民政部门登记后又到台湾地区民政部门登记，成为“手续齐全”的跨两岸婚姻。[1]

1989年，台湾旅行团到厦门旅游，女游客与厦门导游结婚，成为两岸分离40年之后的第一对夫妻，由此拉开了两岸通婚的帷幕。但据陈玲的研究，她认为首例涉台婚姻是在浙江舟山，而不是在厦门。舟山档案馆的馆藏资料显示，1988年8月15日，就有一对涉台婚姻在舟山登记，这应该是两岸实施开放政策后的第一对两岸婚姻。[2]当然，不管两岸通婚第一例是在厦门还是在舟山，都表明两岸的大门一经打开，就阻挡不住婚姻联结的历史车轮。从历年涉台婚姻登记量的变化情况来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是两岸通婚的初期阶段，1989～1996年，两岸婚姻登记量呈逐年上升走势，但年总量均在1万对以下；二是两岸通婚的高潮阶段，1997～2003年，两岸婚姻登记量大幅度增长，从10500对迅速增至37178对；三是两岸婚姻的骤降阶段，2004～2007年，两岸婚姻登记量由最高峰开始下降；四是两岸婚姻的稳定阶段，2008年至今，两岸婚姻登记量渐趋稳定之势，每年保持在1万对左右。（见表1-1、表1-2）

表1-1 1990～2015年大陆与港澳台、华侨、外籍人通婚统计（大陆数据）

表1-1 1990～2015年大陆与港澳台、华侨、外籍人通婚统计（大陆数据）-续表

表1-2 两岸通婚数量及其占全台结婚数量的比例（1998～2013年）（台湾数据）

表1-2 两岸通婚数量及其占全台结婚数量的比例（1998～2013年）（台湾数据）-续表

从表1-1可以看出，1990年涉台婚姻只有518对，到1993年已经突破5000对，两年时间增长超过了9倍。到了1997年更是超过了1万对，达到10500对，与1993年相比，翻了近一番。2000年涉台婚姻为24820对，三年时间又翻了一番。到2001年，已突破3万对，2003年涉台婚姻量达到37178对，成为两岸通婚人数的最高峰。

与之相比，大陆与港澳、华侨、外籍华人通婚从1990年以来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大陆与台湾、大陆与外国人的通婚规模却不断发展，其中1990年是最少的年份，1990年以后发展迅速，1999～2003年大陆与台湾的通婚规模一直居领先地位，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通婚形式。

2004年因台湾设置面谈制度等因素，两岸通婚数量急剧下降，此后两岸通婚数量渐趋稳定状态，每年在1万对左右。

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大陆赴台配偶已达330069人，占台湾居民与外籍和大陆、港澳地区居民通婚总数的64.69%（见表1-3）。这些数据显现出两岸婚姻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地区，都已是近十几年来日益突出的社会现象。

表1-3 台湾外籍配偶[3]与大陆、港澳地区配偶数据统计（2004～2015年）

二 地域分布的变化

（一）来源地分布

在两岸开放探亲的早期，与台湾通婚的大陆配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经济较发达省市，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在历史上与台湾联系紧密，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经贸、人员往来较为密切，具有两岸通婚的“先发优势”。而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的涉台婚姻后来居上。1996年后，广西与台湾通婚的人数出现较大增长，从562对上升到1997年的1055对，仅一年时间增长了近一倍，到1999年，又翻了近一番，达2062对。湖南的涉台婚姻量1996年为735对，居大陆第4位，在1999年和2000年上升到第3位，而2001年更升至第2位，成为仅次于福建的涉台婚姻大省。四川省1992年只有38对，1994年上升到534对，位列大陆第3位，1996年则升至第2位（见表1-4）。

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如此大规模与台湾通婚，一方面与其在台老兵多、返乡找配偶的因素相关。乡里乡亲的血脉亲情是隐藏在两岸通婚之下的文化推动力。对不少老兵而言，返乡的目的主要在于寻找配偶。配偶健在的，成为一时佳话，配偶不在人世或者已嫁作他人妇的，退役老兵们也往往希望能物色到一个满口乡音的伴侣。[4]另一方面与这几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滞后相关，大陆女性一般通过与台湾男子通婚谋求经济上的依靠，而台湾男子也多是因为这些省份的婚嫁聘礼较为便宜，通过联姻达到娶妻的目的。

到目前为止两岸通婚人数最多的省份是福建（见表1-4）。从1993年起，福建省的涉台婚姻人数就一直排在最前面，特别是1997年后其通婚人数与第二位相比遥遥领先。出现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主要在于福建与台湾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关系。首先，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福建在两岸婚姻市场上所具有的地缘优势。较近的地理距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层面地理位置的接近，是促进两地通婚的重要原因。其次，闽台两地深厚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得两地交往比其他地区更为密切。历史上福建有几次大规模移民台湾的浪潮，可以说80%的台湾人祖籍是福建。因而两地的文化、语言、习俗基本相同，夫妻双方容易理解对方和适应家庭生活，极大地降低了通婚成本和生活成本。相似的文化背景是促使闽台通婚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两地通婚数量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

2008年以来，两岸的交流与福建的先行先试极大地促进了两岸通婚的发展。闽台民间交流拓宽了两地居民择偶的空间。福建是台商、台生、台湾居民与农民创业、两岸民间往来最为集中的地区；福建是台湾居民探亲、谒祖、朝拜及民间文化交流最集中的地区；福建沿海的对台贸易点、对台渔工劳务合作点以及“小三通”的便捷通道等带动逐步形成的“闽台生活圈”；等等。毫无疑问，民间交流与合作增加了闽台两地居民相识相知与择偶的空间。[5]如晋江围头，一个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小渔村，最近处仅5.2海里。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告结束军事对抗。围头人就开始和金门开展海上小额贸易，民间往来日益密切。围头建成了十万吨级的集装箱码头，成为对台贸易的重要港口。随着海上交易的日渐频繁，台轮成了围头码头的常客。地缘带活商缘，商缘则搭起两岸互通姻缘的金桥。20世纪90年代，到围头做生意的金门青年陈应超爱上了村里的洪双飞，两人结成了连理。洪双飞成了村里第一位“远嫁”金门的新娘。至今，已经有130名围头女成为台湾人家的媳妇。[6]

表1-4 1990～2013年大陆涉台通婚人数前6位地区分布

表1-4 1990～2013年大陆涉台通婚人数前6位地区分布-续表

台湾方面的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大陆配偶移出省份的统计部分，历年状况累计情形大致相符，未有明显差异，前五名为福建、湖南、四川、广东、广西，其中福建自2001年起，历年申请来台依亲居留的人数均超过30%，超过第二名至第五名等四个地区的加总；沿海的福建、广东、浙江、海南均在榜上，显示“地利”性在两岸婚姻中具有相当重要性，而来台老兵祖籍较多的四川、湖南也排在榜上第二、三名，显示开放大陆探亲后形成的“人和”性，也是两岸婚姻大陆配偶的主要来源（见表1-5）。[7]

表1-5 1998～2007年大陆配偶申请来台依亲居留人数前6位移出地统计[8]

2008年以后，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扩大，两岸通婚地域在不断由东向西进而向大陆各地扩展。主要原因是马英九时代两岸关系的积极变化，表现在：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及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两岸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海协会和海基会协商机制的恢复，为两岸交流合作创造了技术性的平台；两岸经贸、文化和人员等各方面的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入；两岸双向直接通航、开放观光、陆资入台等陆续得到落实，两岸经济交流出现重大积极变化。如台商在华投资地域扩大，台干的增加，以及教育、旅游等各种形式的接触，使两岸民众增加了互相认识了解的机会。

（二）迁入地分布状况

大陆配偶远嫁台湾后，也分布在不同县市区域，其基本走向是从北部城市逐渐往中部、南部城市及至遍布全台。大陆配偶人数超过1万人的县市有：新北市65125人、高雄市41477人、台北市40675人、台中市35612人、桃园县34483人、台南市21092人、彰化县11718人、屏东县10513人。其他县市的大陆配偶数量均在1万人以下。其中新北市、高雄市、台北市、台中市和桃园县大陆配偶人数均超过3万人，新北市大陆配偶人数更是超过6万人，成为大陆配偶人数最多的一个市（见表1-6）。

表1-6 大陆配偶在台湾各县市的分布情况（从1987年1月至2015年12月底）

如果从台湾地区大区域分布情况来看，有近半数大陆配偶人数集中在台湾北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和南部，东部和离岛最少（见表1-7）。从客观原因来看，首先这一分布符合人口推拉理论，大陆配偶之所以会嫁到台湾，首先就是看中它的经济发展，因此会选择台湾经济较发达的北部地区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也符合婚姻梯度理论。台湾中南部男性因为经济弱或是娶妻难等原因选择大陆择偶。

表1-7 大陆配偶在台湾各区域的分布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