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粮商及其商铺

早在明代，崇文门外就有大粮商。“京师如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1]。“崇文门外板井胡同，有祝姓，人称米祝。盖自明代巨商，至今家犹殷实，京师素封之最久者，无出其右。祝氏园向最有名，后改茶肆，今亦毁尽”[2]。此外，还有郭姓商人开设的六必居粮店，嘉靖九年，被山西人“用价银共三千两整，倒得前手字号六必居郭姓粮店。倒得后改开今业”[3]。清代前期粮商仍然活跃在京城内外。

一 碓房、碾房

碓房是专门将带壳稻米用捣米的器具捣去米壳然后出售的商人店铺。碾房是将小麦、杂粮等碾磨成粉的商铺。“碾房与碓房一样，是专门加工粮食的，如将麦子或一些杂粮碾磨成面粉”[4]。从功能看，碓房、碾房应当是零售粮食的商铺。雍正元年，吏部左侍郎巴泰奏称，漕粮中的粟米运到京师后，发给官兵，“系舂过之粮”。但剩余之米则难贮藏，因“有谷之米，可以久贮，舂过之粮，易于红朽”[5]。由于脱壳米难于久贮，而带壳粮食可以较长期存贮，所以仓储的米粮是带壳稻谷。内外城都有许多开设碓房、碾房的商人。八旗官员所领俸米、甲米，基本上就是仓储稻谷，需要自行舂碓，即用捣米的器具，捣去米壳。“八旗官兵自定鼎以来，居住内城，所关粮米原系自行舂碾，未见有雇旁人者。乃数十年来，享国家升平之福，惮劳苦而习宴安，遂有山东、山西两省来历不明之人，入京开设碓、碾。而旗人所关之粮，交与舂碾，久久习熟，竟有关米出仓，并不载运回家，而直送至碾、碓，听其销算者”[6]。“数十年来”似可以看成从康熙年间开始的。通州百姓李道就在普济闸地方开碾房。[7]碾房与当地人习惯食麦杂粮有关，如档案中记载，设立经营碓房、碾房的主要是山东和山西两省商人。

乾隆二年，有记载称，“内外城碓房不下千余所”，[8]且“碓房所售乃多细米”。[9]史料记载说明，自乾隆之后出现碓房的名称，而且碓房数量很多，不论内城、外城都有。“京城附近居民贸易者多，耕种者少，粜卖官米，原以接济民食，使人人得沾减价之实惠。内外城碓房不下千余所，率每日买米舂碓，肩挑出门，沿街货卖，少藉余利，以资糊口。而民间买米之人，有离厂遥远，老幼妇女，每藉小贩到门，就便买食。此等小铺正须有米舂碓，然后米仓流通，价不昂贵”[10]。“五城内外，大小行铺，同风相应，兼之通衢僻巷，多设碓房，既收舂斛之利，更为敛囤之区。”[11]但没有史料记载商人的籍贯。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载当时有旗人五勒棍布购买正黄旗常清祖遗房一处，共2间，开设碓房，坐落在护国寺东边路南。[12]如果这所房子仍然开设碓房，可能是出租给商人经营。据刘小萌研究，位于宣武门内的通泰号，又称玉皇阁通泰号，存有借据，最早的为乾隆五十七年，晚至光绪年间。[13]这个在宣武门内玉皇阁地面开设的通泰号，是商人张三开设的碓房。[14]但张三是何省人不明。另外，在乾隆年间，德胜门也有粮商开设碾房。[15]同期，山西祁县人郝良立等四人合伙开粮店，“郝还与同县人郭大另外开了一家粮店”[16]。

嘉庆时，“车大在朝阳门外并通州两处开设碾房”[17]。十三年，广兴[18]购买“大沟巷碓房六间”。“隆福寺碓房四间”[19]。十四年，在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中，据宗人府查复，“和郡王绵偱历年余剩俸米”，卖与“白庙（北路西）纪姓增盛（店）碓房”[20]。这些经营碓房商人的省籍不确知。

道光时，大兴县民梅善自盖瓦房三间，开设碓房生理，坐落东四牌楼隆福寺西口外北边路东。[21]十六年，张瑞秀称：“系捐职从九（品），向在四五府小府地方居住，并开有碾房生理。”[22]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西安门内大街路南碓房失火”[23]。另据时人穆齐贤日记[24]记载，碓房六处，西城石老娘胡同宝兴局，也称宝兴碓房；三泰碓房孙姓正掌柜，住孟端胡同；正阳门外新丰口胡同有德成号碓房；杨梅竹斜街朱家胡同有复成号碓房；还有天福号碓房。这些碓房经营人都是山东商人。

时人李光庭称：“碓房多山东登州人。”[25]后人也称：“北京民食，向恃南漕，昔有碓房，皆山东人，专司碓米，代汉官旗员领碓俸米，兼营放款，其势力最伟。”[26]应该说，碓房多由山东商人经营是事实。但是如果说，“山东商人经营一千多个粮店，这些粮店被称为碓房”[27]似不准确，因为乾隆时“内外城碓房不下千余所”，并不全是山东商人经营的，也有山西商人在经营。山西祁县商人开设天复昌碾房；徐沟商人石大“开碾房”；“祁县人王治泰，原开粮行生理，因遭遇亏空关张，只好降格以求，到德胜成碾房成为一名伙计”。“马田永，祁县人，开粮店为生，粮店关张后，情绪低落，一直闲住”[28]。有研究者认为，“据文献记载，清代北京的粮食业最初掌握在山西人手中。但是随着山东人的插足，山西人逐渐失去了对粮食业的垄断地位”[29]。该文并未指出出自何文献，似与档案记载不相符。

二 米铺

米铺，包括杂粮铺、米店、粮店，均是零售粮食的商铺。“米铺”，或称“老米碓房”，实际上就是经营米粮的坐贾铺户。康熙年间，在皇城内外、京城内外都有米铺。[30]雍正时，亦有“铺户贾人”，购买八旗兵甲米。[31]乾隆八年，山西汾州府汾阳县民周二称，在朝阳门外，“新桥地方开杂粮米铺生理”[32]。三十八年，正阳门外有天丰粮店。[33]有吴桥人于腾宵，“在长巷头条胡同得源店，失去银四百五十两零”。其“在家乡水泊地方领原任甘肃知州侯作吴银七千两，（在京）伙开福来号估衣铺带杂粮店生理”[34]。五十二年，据官员在京城内外，“查封米、麦共计六万余石，铺户共有数百余家”[35]。米铺向米局购米，再将购得的带壳米，即粗米，舂碾去壳成细米，零星贩出。

嘉庆五年，“罗兴琬祖遗粮店，坐落彰仪门内大街路北”[36]。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通州义盛号米铺人董四”到山西榆次县人孙二在朝阳门外开设的米局，“买粗米二十石。公义号米铺人施姓”，到孙氏米局买粗米二十石。“广义号米铺人张姓”，亦买孙氏米局粗米十八石。[37]六至八年，保定府人王二偷盗丰益仓米三次，每次都“卖给添顺字号粮食店”。[38]八年《重修临襄会馆碑》显示，有顺成粮店、庆元粮店等粮行各商号。其中有“粮行各□□□（原刻字不清）”“粮行各”三字为大号，估计以下记载了不少粮行各商号名称，因抄写横竖不一，无法计算商号数量。不过这些都是山西临汾、襄阳两地经营粮食的商人。[39]十年，有广宁门内“德成粮店铺户郭奎义，德聚粮店铺户吴沛元”，将麦子卖给“涿州成泰粮店姚姓”。[40]十一年正月，“南城地方阎王庙前街”，有张姓米铺。[41]二月，有“南城复兴米店”。[42]同月，巡视南城礼科给事中明舒等奏称，在广渠门外抓获马大等拉运小米出京一案。据马大称：“我在马驹桥地方开吉成号杂粮铺生理，向在各城门外米店贩买小米回铺给附近农民食用，不止一次。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在东便门外椿树园地方董畛米店，买得小米三十七石一斗二升，雇高通葛大张二车三辆，装载拉运。”又据董畛称：“我在东便门外椿树园地方开设光裕米店，因该处与太平万安裕丰储济四仓相近，每月初十日以后，各仓陆续开放，旗人关出米豆，或因雇运车脚需用钱文，或因人口无多，米豆敷用，将多余米豆就便在城外，照时价售卖。我用现钱零星收买，陆续卖给城外各铺户乡农食用。”当时东便门外椿树园有一个院子，其内“房屋共十九间，都是高大的”。据高大供称，其中自己开天合号，又有万恒号安大、天聚号邢大、隆昌号李二、天源号高大、隆合号孙二、世兴号吴二，一共八家，都租房开设的米铺。“每逢买米一石，给高大制钱五文，作为房租”[43]。同年十一月，官兵又在朝阳门外抓获送“米铺十九家，广宁门内拿送米铺八家，门头等村拿送米铺四家，共被拿米铺三十一家”。其中有彭大开设隆丰米店，王万全开设永兴米店、兴胜号杂米铺，岳四开设隆昌米店，王显益开设庆泰米店，高玉开设万兴米店，侯起富开设义恒米店，龚廷锡开设庆丰米店，王三开设云懋号粮店，要三开设亨顺号粮店，“铺民车大，既在朝阳门开设米店，又在通州开设碾房”。这些米铺基本是零星出售的。“岳四开设隆昌米店，现存粗稄米四百四十六石，细稄米一百八十石，小米三百石，内已经卖与种菜园之李大粗稄米一百五十石，卖与王二粗稄米一百五十石，卖与天宁寺稄米六十石，小米一百四十石。”“王万全开设永兴米店，现存粗稄米一百三十石，细稄米一百一十石，内已经卖与普济堂细米一百石”。“王显益开设广泰米店，现存稄米二百三十五石，仓米八十石，小米一百八十石，内已经卖与善果寺稄米一百石、小米一百石，卖与秦姓仓米五十石、稄米三十石”。“高玉开设万兴米店，现存稄米一百九十五石，小米一百四五十石，仓米三十石，老米三十五石，内已经卖与种菜园之马姓稄米五十石”。“要三开设亨顺号粮店，现存高粱一百八十石，麦子一百七十五石”。还有稄米，因“已经卖完甫向光裕米局买得稄米三十九石”。“盖大向种地亩，并开设万盛号米店，除所存黑豆二百七十石不在例禁外，现存麦子八百五十石，内种地收获七百一十九石零，高粱二百七十石，内种地收获一百四十一石零”。除去种地收获，还有余存稄米二百一十石，其中“已经卖与工头张德米四十五石”。盖大又“买得万恒米局稄米四十石”。这些铺户的粮食处于流转贩卖中。[44]十二年，广兴购买“铁轳靶聚隆粮店房三十四间半”“栏杆市源昌号粮食店房十七间”“琉璃厂米铺房二间半”。十三年，有“交道口南边切面铺房一间”[45]。十四年，山东福山县人刘大与高添凤，“在灯市口伙开天得兴米铺一座。言明赔赚均分，我得身股一股，高添凤本钱作为一股”[46]。十五年，巡视西城礼科给事中庆明等奏称，抓获“右安门内义成粮店奸商陈永等，运米出城”。该店“现存粳稄粗米约计六七百石，已属违例囤积。且追出账簿二本，内开交易字号多系京汛以外洪门、黄村、庞各庄、固安县等处。一年之内约出粳、稄米数千石，更为贩运出境确据”[47]。同年，又查获“自新街口起至西直门止，共有米铺三十二座”。“西直门外共有米铺二十座”[48]。十七年九月一日，《新建宛平县城隍行宫山门碑记》碑阴刻有捐资商号一百二十余家，其中就有粮店。[49]十八年五月初十日，“有武清县属河西务地方开设粮店之赵九等，在京城广渠、东便二门内粮店陆续买米，贩运出境，至该处销售之事”。“广渠门内开铺卖米出城出境之王呈云”等，“东便门内开铺卖米之高明祥”在西直门外，卖米之铺户李二、段廷喜等人。“赵九在武清县河西务开张永和粮店，本年三月在广渠门内天泰号王呈云粮店内买稄米十五石，谦益号刘善相米铺，四次买稄米九十七石。又于家维民人贾大买谦益号粮店内稄米二十二石。于家维民人杨七买广渠门内兴义号赵大成粮店稄米老米四十石。杨七又在东便门内买未传之广盛、广兴、永德兴粮店稄米四十八石。又通州双树村民人刘大，在东便门内高明祥吉兴粮店买稄米二十六石。又东便门外南花园民人宋九买吉兴祥粮店稄米十六石，毛二买稄米十五石。据供系铺户包送出城至河西务等处。凭经纪赵五、邓四评价，贩卖属实。”“又讯得京汛四王府等处民人李大、高五、杨三、杨二、艾大”等人“在西直门李二永义公粮店、段廷喜广隆粮店，许佩永泰粮店，各买米三四斗不等，亦系铺户包送出城。该城门官兵知情放出。”“广渠门内天泰店等十铺，东便门内广顺和店等七铺。”[50]十九年，王二“在广渠门内天泰号王大米店内打杂”。山东福山县人姜二，“在广渠门内开广兴粮店为生”[51]。同年三月，天津武清县王二等人，“来京贩运米石，在左安门内陞元粮店杜德仁铺内，并永兴粮店杜大铺内，每次买米二三石至四五石不等，俱系铺户杜德仁等包运出城，放在陞和粮店内堆贮，驮至武清县贩卖”。另有“张大开设元兴粮店”。[52]二十年，俞琇称，“我系山东宁海州人，在北新桥开天源号米铺”[53]。

道光二年，“副指挥沈云呈报，在永定门外协同营捕拿获张五等押送出城米车二辆”。据当事人周若旭称，他“在前门外珠市口开设复兴粮店生理”[54]。四年，官兵报称，广安门外桥边开城门后，“即见有驴驮米石，络绎出城”。抓获运米人查验，所运米“系去皮稄米”，他们是“广安门内开设云生号、云聚隆号粮店出贩之米”。云生号粮店是马大开设的，“积米大小二十二囤”。云聚隆号粮店是杨三开设的，“积米大小二十囤”[55]。十一年八月，巡视西城御史琦琛等奏称，本月二十六日，“前往西直门外，查至八里庄地方，见有骆驼一只，骡驴十余头，驮载布袋，自东而西”。“拦住查看，除黑豆、麦面外，其余均系糙稄米共计十二石有零。当向运米人闫四等究出，系西直门内万和、永裕、广兴隆、丰隆、永和等铺发卖之米”[56]。十月，山西阳曲县人李二，“来京在广安门内开广兴粮店生理”[57]。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朝鲜使臣“与诸人出正阳门外，于路上见骆驼数百匹，载米而去，驱者不过数人。时方河冰未解，不能行舟，故陆运入于米铺云”[58]。据道光十三年七月《华嘉寺碑》碑刻，碑阴记有复兴面斤铺。[59]十五年八月，给事中富彰奏报：“东直门出米甚多，均由各粮店发给，陆续运至长营村地方，再递运至通州城大斗铺，以便上船交纳。”[60]十六年四月，据有人奏报，太平、南新、禄米等仓革职花户多名，“现在朝阳门内豆瓣胡同，设立三合永字号下处”。[61]十七年六月，山西阳曲县人高霳，“来京在朝阳门外大街裕泰粮店管事”。铺中“实存粗老米四百三十余石”[62]。据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调查后称：道光十四年，《重修临襄会馆碑》碑刻有“粮行募化众善捐资各铺号开列于左”。[63]这些都是山西临汾、襄阳两地经营粮食的商人。万丰粮店“在彰仪门大街路北”[64]。

再以“六必居”商号为例，据史料记载，明代嘉靖九年，“用价银共三千两整，倒得前手字号六必居郭姓粮店。倒得后改开今业”。买房时，六必居经营的是粮食，估计是杂粮，因“六必居”字号是向顾客说明本店备有多种杂粮，或具体指六种杂粮。到乾隆六年，六必居建酱厂，说明这时增加了制酱业，即“改开今业”。[65]乾隆八年八月《重修临襄会馆碑》碑刻中，碑阴记有六必居商号，还是首事。[66]嘉庆十七年八月《宛平县城隍庙碑》碑刻中，记有六必居、六珍号。[67]据邓拓遗稿抄录六必居原始资料记载，道光时，赵珏、赵瑜、赵贺年、赵庆年“四宅共备本银一万二千两，今在京都前门外粮食店街西开设六必居、六珍号油盐杂粮铺生理”[68]。

三 米局

史料中有私立米局、私局、米局等称谓，同时也有官立米局的记载。私立米局是何时开始设立的，目前笔者没有找到确切资料记载，但史料中记载康熙时期，就有商人收购八旗俸米、甲米，只是未见私立米局的名称。

乾隆时期，据嘉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东便门外椿树园地方房主高大供称：“我们开设米店房屋，从前原系山东人殷大父子在彼开店买米。殷大于前年回山东原籍，我将房屋租住，随自开天合号米铺。”[69]如果前追两辈，至少也是乾隆时期，山东人殷氏父子，就在东便门外椿树园地方开设粮店，收买俸米、甲米了，实际起到的是米局作用，由此也可以说，私立米局比官立米局出现更早。四年，“通州米局铺户，多有贿嘱仓役撞斛多量等弊，应令仓场严行察治”[70]。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御史屏治奏称，在通州城内，“有民人私立米局十有余座。此等米局并非卖米行店，专为囤积俸米而设，终年闭户，临时开张”[71]。“查通州民人向来私立米局十二座，专为囤积俸米而设，每季八旗俸、暨王俸，计数十万石，半系卖与米局。”[72]私立米局平常存储米谷，并不开门。在八旗开放仓米时才开张，伴随仓米支放而营业，专门零星收购八旗官兵的俸米、甲米，待仓粮支放之后，再向外批发。这类情况在嘉庆、道光年间更加明显。

嘉庆五年，祁韵士说：“现朝阳门外，接近仓廒已有开设米局十余处。”[73]六年，卖米之山西榆次县人孙二，“在朝阳门外开设米局生理”[74]。十年，在广渠门外，官兵曾经抓获“高通等米车三车，共三十七石一斗二升零”。其米均购自“东便门外椿树园米局”。[75]这里一个院子里有十九间房，就有八家开设米局，所存米数“计一百四十石，及数十石不等”。后来有人称：“京师各城外开设米局，由来已久，俱系民间自行开设，听其买卖。又东便、朝阳各门外米局，每逢各仓开放，城外甲米陆续承买，随时出粜。”[76]十月，有官员奏报：“朝阳门外逼近各仓，开设米局甚多。”“朝阳门外北河沿起至东便门外一带地方，共有米局九十七家。”其中有邢大等开设七十八家米局，又有王大等开设的十八家米局。即王大开设永通米局，刘二开设万通米局，吴大开设兴泰米局，胡大开设大成米局，李大开设天顺米局，齐六开设玉和米局，张二开设万兴米局，许四开设广丰盛米局，陈大开设顺和米局，毕大开设庆和米局，齐三开设义成米局，畅大开设同义米局，要大开设庆来米局，张大开设恒昌米局，王三开设永来米局，吴大开设裕合米局，陆大开设隆盛米局，陆二开设隆元米局。[77]还有张二、李大伙开万兴米局，杨义开设元丰米局，郑元吉开设恒源米局，王三开设永来米局，胡大开设大成米局。[78]十三年，据步军统领“衙门查得朝阳门外向设有太平、储济、裕丰、大万安、小万安五仓坐落北左二营地方，其附近仓廒河沿等处，向来开设米局甚多，左营地方开有米局二十九座。北营地方开有米局三十七座”[79]。同年广兴购买的米局，在内城有西堂子胡同永吉米局房二间，西堂子胡同公顺米局房三间，西堂子胡同同聚米局房二间，西堂子胡同义□米局房三间，西堂子胡同全顺米局房二间，西堂子胡同恒隆兴隆米局房十四间，金鱼胡同恒源米局房四间，金鱼胡同西德盛米局房六间，金鱼胡同逢源米局房六间。[80]十四年，在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中，“据宗人府查复，和郡王绵偱历年余剩俸米俱卖与东四牌楼（北十一条胡同西口外路东）孙姓广聚米局”[81]。在通州，高添凤称：“我又于九年上开设德和米局，收买各官俸票赴仓领米，粜卖赚钱使用。”[82]

道光时，在北新仓花户张凯涉舞弊案中，有“张三碓房囤积过多，恐致招人耳目，复转卖与东四牌楼灯市口裕顺米局及合顺成米局二处”[83]。“万安仓已革花户许九”，曾在八年十二月间，“商同张老各入本钱，在西安门外伙开裕诚米局”[84]。穆齐贤记录了与他生活有关系的西城米局，即三盛米局，在三道栅栏，经营人华年。集成居米店，掌柜赵姓。石老娘胡同宝兴米局，也称宝兴碓房，铺主鹤年。广安伯街米店，铺主椿年。[85]道光十三年七月《华嘉寺碑》碑刻，碑阴刻有米局。[86]

通常，私立米局主要经营批发业务，将米粮卖给米铺。西直门内铺户称：“系买自东、西两市各米局，零星售卖粜卖，实不敢发卖粗米。”[87]东、西两市，当指东四和西四牌楼市场。[88]“每逢各仓开放”，私立米局收买俸米、甲米后，“随时出粜”给“小本铺户”[89]。“王三开设云懋号粮店，现存小米二百八十石，黑豆二百石，计存米逾额一百二十石，又因铺内稄米卖完，甫向德润米局买得稄米九十六石，万恒米局买得稄米五十八石。”“王大开设永通米局，现存仓米七百五十石内，已经卖与西顶并六里屯地方同裕等四家杂粮铺，各一百五十石，尚未拉去。传讯同裕等四家米铺属实。”“吴天开设兴泰米局，现存仓米五百五十石，内有已经卖与兴胜号杂米铺一百石，田大、白二、五二各一百石。”“郑元吉开设恒源米局，现存仓米一百六十石，稄米一百四十石，老米七十七石，小米十石，又另存仓米六百石，系广育勉善两堂买备，每日煮粥，施舍贫民暂铺内，陆续取用。”[90]

可见，米局的功能是零星收购，批发卖出。时人穆齐贤记录了与他生活有关系的在西城的部分米局情况，其中石老娘胡同宝兴米局，也称宝兴碓房，铺主鹤年。又记载，道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三盛店，叫送米。”“晚，华年送米来。”三盛米局在西城三道栅栏，亦称三盛店。[91]这里的米局也称碓房，可见米局内有舂米器具，可将粗米舂碓成细米。米局可以起到零星售卖的米铺作用。前述碓房已经有收购俸米、甲米，及出售细米的功能了。因此，道光年间，碓房、米局与米店（米铺）的功能已经有合一趋势了。

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看，碓房、米局大概以山东籍商人为主，开设米铺的商人以山西籍为主，当然也有山东、河北等粮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本地人参与，即大兴县和宛平县人。有人说：“内外城的米铺及碓房却靠俸米发展起来。”[92]这里，内城商铺、碓房是靠俸米、甲米发展起来的。而外城的米铺、米店并非都是依靠俸米、甲米发展起来的，因为外城商铺主要是以商人贩运的杂粮、麦子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还有部分是自己种植的杂粮、麦子，自营商铺。吴桥人于腾宵，“在家乡水泊地方领原任甘肃知州侯作吴银七千两，（在京）伙开福来号估衣铺带杂粮店生理”[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