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力量的集聚
意象不仅蕴含着“情”和“意”，而且集聚着“力”。朱自清从情绪调动的角度论述了意象的“力”。他认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艺作品，有别于绘画、音乐等他种艺术，想象的激发和情绪的调动全在意象。“但文艺之力就没有特殊的彩色么？我说有的，在于丰富而明了的意象（idea）。他种艺术都有特别的，复杂的外质，——绘画有形，线，色彩，音乐有声音，节奏——足以掀起深广的情澜在人们心里；而文艺的外质大都只是极简单的无变化的字形，与情潮的涨落无关的。文艺所恃以引起浓厚的情绪的，却全在那些文字里所含的意象与联想（association）（但在诗歌里，还有韵律）。文艺的主力自然仍在情绪，但情绪是伴意象而起的。……他种艺术里也有意象，但没有文艺里的多而明白；情绪非由意象所引起，意象便易为情绪所蔽了。”[8]可见，在诗歌中，除韵律外，意象也担当着重任，它能激发情绪。“我们阅读文艺，只能得着许多鲜活的意象（idea）罢了；这些意象是如此的鲜活，将相联的情绪也微微的带起在读者的心中了。”[9]当然，从意象到情绪，离不开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但原发点仍是意象，意象引导着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从而带动起相关的情绪和情感。朱自清所要阐发的意象的“力”，实质上是伴随意象而生发的情感的“力”、情绪的“力”，是由意象所激发出来的读者的想象的“力”、联想的“力”。这也是由意象的二元性质所决定的。包蕴诗人的心性和审美性的意象，以及这种意象的客观性，必然会带动读者的情绪和想象。朱自清是以比较文艺和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所凭借的媒介来立论的，肯定了文艺作为语言的艺术其内在的“力”主要源自语言中的“意象”。可见，“意象”在文艺特别是诗歌中发挥着“核能”一般的作用，释放着巨大的潜能和力量。
徐迟把诗歌看作一个系统、一个生命体，故而意象是充满力感的、强健的、被赋予生命气息和内在精神的。徐迟在接受意象派的理论话语的同时，又用自己的理解来阐释“意象”。他在《现代》杂志上介绍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时说：“意象是坚硬，鲜明。Concrete本质的而不是Abstract那样的抽象的。是像。石膏像或铜像，众目共见。是感觉能得到的。五官全部能感受到色香味触声的五法。……把新的声音，新的颜色，新的嗅觉，新的感触，新的辨味，渗入了诗，这是意象派诗的任务，也同时是意象派诗的目的。”可见，意象是感性的、立体的、向着人的五官全面开放的，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和体验。徐迟还这样进一步理解诗歌及其意象：“诗应该生活在立体上。要强壮！要有肌肉！要有温度，有组织，有骨骼，有身体的系统！”“意象派诗，所以，是一个意象的抒写或一串意象的抒写。意象派诗，所以，是有着一个力学的精神的，有着诗人的灵魂与生命的，‘东西’的诗。”[10]意象作为诗歌的重要元素，在诗歌这个“身体系统”和“生命组织”中，充当了关键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效能。徐迟强调的是意象的生气，他从立体的角度来把握这种生气，认为关键是要有生命感，是鲜活的、生动的。这与中国古代诗学强调的“气韵生动”“兴象玲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与庞德对意象美的描述也是一致的：“意象是理智和感情刹那间的错综交合。……这种突如其来的‘错综交合’状态会顿时产生无拘无束、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感，也会使人产生在一些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面前所体验的那种豁然开朗、心胸舒展、精力弥满的感觉。哪怕一生只表现一个意象，也强似写下连篇累牍的冗作。”[11]
意象不仅带动人的情绪和想象，参与诗歌生命的组织，而且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秘密。意象以其坚硬、饱满和力的精神，支撑起诗歌的生命体，而又以其幽玄、深蕴和神秘色彩直达人的内心世界。穆木天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强调诗的暗示功能时说：“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12]显然，新诗创作之初，诗歌的散文化写作倾向、诗歌哲理化的价值取向普遍存在，对此，他持反对态度；他强调诗必须用暗示，而这个暗示只有意象才能担当和胜任。穆木天是“五四”后第一个从“纯诗”和“先验”的角度谈“诗”的批评家，他从人的日常生活和普遍生命表现中剥离出“内生活”和“内生命”，而要求“诗”作为“内生活”和“内生命”的表现，主要针对的是“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的“诗”与“散文”的混淆带来的诗歌创作整体上的散文化倾向。[13]他的初衷是分辨诗和散文的界限，但由于对诗的暗示功能的强调，即对诗歌形象和意象的重视，打通了诗歌和人的“内生命”的通道。诗歌能接通人的生命世界和潜意识世界，主要是依靠意象的这种“暗示”效应，换句话说，没有意象，就没有直达人的心灵世界的通行证。他说：“我要深汲到最纤纤的潜在意识，听最深邃的最远的不死的而永远死的音乐。诗的内生命的反射，一般人找不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深的大的最高生命。”[14]显然，他受到了瓦雷里（也译作“瓦莱里”）的启发，瓦雷里认为诗的世界有令人惊奇的特征：“总是力图激起我们的某种幻觉或者对某种世界的幻想，——在这个幻想世界里，事件、形象、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都仍然像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所见的一样，但同时它们与我们的整个感觉领域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在联系。”[15]对“人的内生命的深秘”的敏锐和探寻，对诗的“暗示”功能的确认和看重，必然导致穆木天诗歌创作的转向，即从浪漫主义诗风转向象征主义的试验。他的诗歌的成就与这种及时的转向和自我调整是分不开的。穆木天在回忆自己诗创作时说：“到日本后，即被捉入浪漫主义的空气了。但自己究竟不甘，并且也不能，在浪漫主义里讨生活。我于是盲目地，不顾社会地，步着法国文学的潮流往前走，结果，到了象征圈里了。”[16]在诗歌创作中，正是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对意象的创造性运用，使意象超越了那些简单的自然物象和心造的幻影，抵达人的丰富的精神宇宙，乃至潜意识、无意识的宫殿。正如蓝棣之分析的那样，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用意象来暗示和隐喻内生命的深邃，又是对客观抒情的超越，凸显了新诗意象蕴含的丰富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