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女真民族的人口流向
1234年，一度雄踞中国北方的大金王朝为蒙古所灭，时仅距其建国的1115年不过120年，其间演绎着北方民族那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喜剧。金王朝的灭亡，对于女真民族无异于灭顶之灾。先是在蒙古人的打击下金之国势益弱，而“括地”引起了民族“憎疾”，以“红袄军”为代表的大起义此起彼伏。《大金国志·宣宗皇帝下》记载其道：“两河既为战争所扰，山东群盗大起。”这种民族的“憎疾”是残酷的。《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记：“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女真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尽净，无复噍类。”[82]而蒙古人“攻城（汴京）十六昼夜，相传内外死者以百万计”[83]，如此更加剧了民族间的相互仇杀。金亡国后，迁入中原的女真人分崩离析，为躲避迫害纷纷融入其他各族，独立的女真民族不复存在。
一 融入汉族的女真人
数以百万计的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户，在与汉民族交错杂居的长期交往中，相互了解、彼此血胤，不可避免地发生民族融合。然更为广泛的女真融入汉族则发生在金亡以后，虽然这种融合带有女真人的些许被迫与无奈，但元代女真人等同于汉人已是一不争的事实。
元代“汉人”的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统治者强行将治下百姓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把契丹、女真、高丽等合为汉人。关于女真人改汉姓，史料典籍记载颇多，后人研究成果颇多，举其要者，如下。
1.史料典籍记载
（1）《金史·金国语解·姓氏》载女真改汉姓31个，并强调“其后氏族或因人变易，难以遍举，姑载其可知者云”。
（2）《元史·赵良弼传》卷一五九载：“赵良弼字辅之，女直人也。本姓朮要甲，音讹为赵家，因以赵为氏。”
（3）《元史·李庭传》卷一六二载：“李庭小字劳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来中原，改称李氏，家于济阴，后徙寿光。”
（4）《金史·刘国杰传》卷一六二载：“刘国杰字国宝，本女真人也，姓乌古伦，后入中州，改姓刘氏。”
（5）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氏族》卷一载：蒙古72种，色目31种，汉人8种，金人改汉姓31种。
2.今人研究记载
（1）陈述先生在《金史拾补五种·女真汉姓考》中写道：“所改汉姓，多数是比较常见的刘、王、李、赵之类，也有比较罕见的如朮氏、乌氏。严格说，朮、乌两姓，只是原来氏族的简化，不必叫作汉姓，但是他们把自己的氏族全称简为一字姓，显然是受汉姓影响。”
（2）《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6期发表贾敬颜先生《汉人考》一文，其中补充女真人改汉姓6种。
（3）高凯军先生在其《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一书中，综合前人研究做成“元代女真姓改汉姓对应”表[84]（见表3-1）。
表3-1 元代女真姓改汉姓对应
同时，高凯军先生还引入计算公式，“从1153年海陵王迁都北京并将女真人大规模南迁或西移，到1284年女真人的汉化或蒙古化的过程基本完成，历时131年。加上此间南迁或西移的女真人的自然增长率，则可知融入汉族和蒙古族的总数是2061158人。其中融入汉族的约180万”[85]。使用公式为Sn=P（1+1.40‰）n。其中Sn为终值，P为现值，这里为1716000口，1.40‰为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人口自然增长率，n为年数，这里为131年。虽然，这里我们可能对一些数据存有认识上的差异，但这种计量方法的引用还是让人耳目一新。
（4）《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发表任崇岳先生《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一文，其中谈到20世纪80年代，在安徽肥东县居住着约2000名金代完颜氏后裔。据《完颜氏家谱》记载，这支女真人在金亡后流落云内州（今山西大同），为避元朝迫害而改单姓完氏。元末，其族人完佩投朱元璋队伍位至将军。洪武初，率部屯田庐州，从此定居肥东。1983年，肥东县人民政府应这些女真遗族的请求，批准他们恢复完颜姓氏并将其民族成分改为满族。
二 融入蒙古的女真人
在大批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的同时，另有一些女真人移居西北、东北等地方，有人统计临潢府路有7个猛安，西北路有6个猛安，西南路有5个猛安，东北路有6个猛安，共计24个猛安。[86]若按猛安谋克编制，“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24个猛安应有72000户，每户按6.5口算，应有46万余人。另，李薇刊文认为“有18个猛安迁往内蒙古东部地区（西京路12个，临潢府路6个）”[87]。依上述算式约有35万人，换句话说，有三五十万女真人迁入了西北等蒙古人的居住地。
这些迁居的女真人长期与蒙古民族杂居，共同的游牧生活使之很快拉近了民族间距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相互濡染，以致蒙古人起兵时竟有很多女真人掺杂其间征讨效力。如《元史·粘合重山传》载：“粘合重山，金源贵族也。国初为质子，知金将亡，遂委质焉。太祖赐畜马四百匹，使为宿卫官必阇赤。从平诸国有功……立中书省，以重山有积勋，授左丞相。”另，《元史·高闹儿传》载：“高闹儿，女直人。事太祖，从征西域；复从阔出太子、察罕那演，连岁出征，累有功，授金符，总管，管领山前十路匠军。”又，《元史·谒只里传》载：“谒只里，女直人也。大父昔宝味也不干，登金进士第，金亡，归太宗。谒只里幼聪颖，能记诵，及长，以孝友闻。事世祖潜邸，得备宿卫。”复，《元史·完颜石柱传》载：“完颜石柱，祖德住，仕金为管军千户。父拿住，归太祖，从征西域、河西……有功，赐号八都儿……总管八都军。”除仕于元朝的女真人外，还有一些人托蒙古人名义混迹于乡间社会。即使是假势于蒙古，这些女真人必定要在语言、习俗、生产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相近或相似，久之其结果可以想象。对此，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收获如下：
另有一个叫三家庄的村子。据传说，在元朝初年“移来三家姓金的蒙古人，故名三家庄”。所谓“姓金的蒙古人”，必是当地人把金国遗民误认为蒙古人，或者是女真人怕引起蒙古人的猜忌，把自己说成是蒙古人，因为蒙古人无一姓金者，姓仝的也绝不是蒙古人。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其家谱上都无一例外地说自己是蒙古人。河南“南阳地区的仝姓（夹古氏），分明出自女真，但却自认是鞑子”。这并非他们出于无知而数典忘祖，而是因为身处元代，有意作弊，好侧身于统治民族——蒙古人之中。[88]
女真人移居融入蒙古民族是一个很快的过程，这应是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使然。元王朝建立（1271）后仅十余年的光景，世祖忽必烈便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要求“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语同列以所奏……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89]。看来，元统治者已经承认了民族融合的事实。另外，蒙古民族效仿中原实行屯田策。史载：“古者寓兵于农，汉、魏而下，始置屯田为守边之计。有国者善用其法，则养兵息民之要道也。”[90]而在西北的屯田军里往往可见女真人身影。下面的两条史料足以说明进入西北地区屯田的女真人大多融入蒙古民族中了，因为此后在这些地方很少出现关于女真人的记载，女真人或被统称为蒙古人，或形成了新的锡伯族。
镇海，怯烈台氏。初以军伍长从太祖同饮班朱尼河水。与诸王百官大会兀难河……从攻塔塔儿、钦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直、河西诸国，所俘生口万计……命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戍守之。[91]
丞相名扎哈，即清哈，系出克埒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克埒……为扎尔固齐征太阳国……赐珠旗、金虎符、银印为埒里巴总属官，金符十人、银符五十人征塔塔尔、钦察、唐古、哲衮、回回、契丹、女直皆有功，承命辟乌梁海等地为屯田，且城之因公名名其地，曰扎哈，又曰清哈。[92]
对于克埒公屯田的史实，丘处机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及耶律楚材据此编成的《玄风庆会录》中均有记载。这两本典籍为我国学界所重视，从清代的钱大昕、段玉裁、徐松等，到现代的王国维、侯仁之、纪流、陈正祥、于希贤等都围绕于此做了大量的考证、注释、校注工作，极大地推进了西北史地研究工作的开展。1988年中国旅游出版社以《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为名出版了这两本书，在其三“戈壁死域白骨甸”章中写道：“行到水穷山尽处，斜阳依旧向西倾。邮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镇海‘八剌喝孙’也。‘八剌喝孙’汉语为‘城’，中多仓廪，故又呼曰‘仓头’。”纪流随之对文中“田镇海”注译曰：
田镇海，初以军伍长从元太祖起兵。曾上尊号：成吉思皇帝，受太祖喜爱重用。他征乃蛮有功，太祖赐良马。从攻塔塔儿、钦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真、河西诸国，俘虏敌兵生口万计，悉以上献。太祖赐御用服器、白金等物，任阇里必总管。后受命屯田于鄂尔浑河，立镇海城，累进右丞相。陈正祥博士认为，其屯田处可能在科布多东南，哈拉乌苏泊南侧。
丘处机一行在图拉河向南转弯处碰到一大聚落，并对这里人们的饮食、装束、民风与生活习俗等做了颇为详细的记载，从中可窥见于此屯田的“塔塔儿、钦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真、河西诸国”的“万计生口”，已和蒙古民族融为一体难以区分。纪流先生对原文做了如下注译：
又向前走了十天，值夏至，用八尺之杆量日影，得三尺六七寸。逐渐看到峭拔耸立的大山，是库伦（乌兰巴托）以南的高山。从这里往西，渐有土山，人烟颇多，也都是以黑色的辘辘车白色的毛毡房为家。当地习俗，既游牧又狩猎。穿的衣服是羊皮白板做成的毳衣，象僧人穿的大袍子，吃的是牛羊肉和奶制品。男人在耳朵上各打一个发结。妇女戴的帽子用桦树皮装饰帽围，帽子高约二尺，往往用黑色、褐色的织物镶裹一番。有钱人家，以红绸缠绕帽上伸出的长角。其角，似鹅鸭伸出的长颈，名称叫“故故”。最忌讳用手触摸，出入蒙古包时须低头，眼能回顾身后，低姿出门，才不会撞到“故故”。这里，没有图文书籍，人们订契约仅凭口头说定，或者刻木为据，借多少钱就在木头上刻几道，算作契约。有食物大家分享，遇战争、灾害则争相奔赴。头人有命令，则服从命令，不借故推辞。说出话来则信守照办，绝不食言，有上古之遗风。丘处机以诗记其风，云：“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93]
史料记载女真人的西北屯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若干年后其已不见踪影，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女真人融入了当地民族之中。
三 东真（夏）国女真人的聚集与离散
正当中原、西北地区的女真人以各种方式融入汉族、蒙古族时，辽东以北的女真人也在经历着时代的变革。在蒙古兴起灭金的过程中，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于元太祖十年、金贞祐三年（1215）自立，先号大真，后改东真（夏）国。[94]据原金曷懒路、率宾路、胡里改路、上京路等地。这一地域内的民族成分主要是女真人，有鸭绿江女真、南女真、曷苏馆女真、北女真等。这里仍依《金史·食货志》所记，兴定元年（1217）时，“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十七万六千有余”，另咸平路还有女真猛安十几个，总计人口百余万人，而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女真人。
金贞祐四年（1216）木华黎率领蒙古铁骑横扫辽东，蒲鲜万奴“伪降”使之“仍保有其已得境土而未受兵”[95]，然蒙古军屡屡屠城，蒲鲜万奴惧之“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96]。关于“海岛”的具体所指，清末史学家屠寄认为，海岛不详何名，当在凤凰厅濒海。日本蒙元史学家箭内亘认为，在今图们江流域。另一日本学者岩井大慧则认为在朝鲜半岛西北的椴岛，即皮岛及其以东身弥岛。[97]随之成吉思汗诏木华黎撤军转向南伐，用兵中原。蒲鲜万奴“既而复叛”，出“海岛”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并向辽东发展，迅速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局面，拥兵自重，建立政权并称之。不出几年，蒲鲜万奴的东真国经过巩固政权、拓展疆域，“势力所及，包有了金的曷懒路、速频路和胡里改路地区，疆域范围大致为东至日本海，西北至胡里改城（金黑龙江依兰县），西至张广才岭，南至婆速府与朝鲜青州（今朝鲜咸镜北道一带）”[98]。蒲鲜万奴聚众东徙建立东夏政权，其都城所在自然也就是女真族众的新居处。于此，学界有诸多说法，可从王慎荣、赵明岐先生的《东夏史》一书中窥知：
就目前已经发表的著述和文章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五说：一为屠寄、柯劭忞的女真故地金会宁府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东南白城子）说；一为箭内亘、金毓黻的蒲鲜万奴被擒地南京（今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山城）说；一为孟森的元开元万户府治因袭地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说；一为景爱的既是路治又是都城的开元（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城子后山城）、南京说；一为张博泉、朴真奭、张泰湘、李健才的“僭号于开元”的开元（张博泉谓即渤海上京、朴说谓在牡丹江中下游、张泰湘谓在今苏联乌苏里斯克附近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李说在今绥芬河流域的双城子南面的山城）说。我们认为，东夏都城应为开元，其地点应在绥芬河流域。
据此，开元城西南距朝鲜庆源府250里，东距海参崴120里，西距东京城370里。按其方位道里推之，正当绥芬河下游双城子，今苏联乌苏里斯克。这就是蒲鲜万奴东夏国都城上京开元城之所在。
关于东真国的疆域四至，历史上说法颇多，经专家考证后的结论是：“东夏国的疆域，在最盛时为南起西逾大岭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省的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起今吉林省中部偏西至黑龙江省南部当中一带（后期包括金上京在内），东至日本海。”[99]在这一广大地域内，东真国的行政系统仍沿金之旧制，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少府监、引进使、审计院等；军事系统有兵马都元帅、副元帅、同知元帅府事、大将军、都统、副统、军政、兵马按抚使、兵马使司、万户、行军万户等；地方组织有行部、路、府、州、总押所、监造提控所、劝农官、广盈仓、勾当公事等齐全的中央、地方，行政、军事机构。东真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因为牡丹江、绥芬河、图们江、海兰江流域的河谷冲积平原十分利于农业生产，水稻是其主要的农作物品种之一。农业的发展为纺织、矿冶、建材、陶瓷和车船制造业生产创造了条件。而北方民族历史悠久的采捕业和畜牧业，仍是东真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部门，东真国依靠着自己的土特产品去与周边进行商业贸易。东真国的城市主要有上京开元城（位于绥芬河南岸、双城子南面山上，今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尔山城）、南京城（位于今延吉市东10公里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交汇处西北部的城子山山上）、北京城（位于宁安市镜泊湖大瀑布东偏北五六里处的城子后山上）、古州（位于海浪河汇入牡丹江处附近）、运州（位于黑龙江省东宁县附近）、会州（推定为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青州（位于今朝鲜咸镜北道北青）等。关于东真国的人口有人做出的推算数字如下：
如果按照速频、曷懒、胡里改三路计算，三路有人口将近一百万人……这是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十月时的情况，据蒲鲜万奴立国不过20多年；而且这只是女真猛安谋克户人口，如果加上金初从中原迁徙来的汉族、契丹族以及渤海等族人口，三路人口总数可能更多……[100]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也就是东真国建立19年之后，蒙古兵假道高丽兵围南京，蒲鲜万奴被俘，随后又进击开元、恤品两路，“东土悉平”。不过从史料记载分析，东真国并没有因蒲鲜万奴的被俘而灭亡，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日里（至1287年）仍有“东真”的记载，故又有人认为“东夏十三世纪初期，作为一个独立和半独立的国家出现于东北大地，存在了70多年之久”[101]。东真（夏）国灭亡后，黑龙江区域相对沉寂。为数不多的生女真、水达达、兀里改、斡朵怜、骨嵬以及“北山野人”等族众，在元王朝设置的万户府、元帅府、千户所、捕盗所的统领下，适时地缴纳贡赋，极尽徭役兵役义务，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四 女真人流往高丽者
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高句丽族的主源，是濊貊族解体后东迁的各支后裔，有高夷、夫余、沃沮、小水貊（梁貊）、东濊等”。[102]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所以每逢中原遇有战事，败走而加入高句丽者日多。夫余如此，沃沮如此，渤海如此，女真亦如此，且女真人还有辽、金、元朝代延续的人口迁移史。
1233年［金天兴二年、元太宗五年、东真（夏）大同十年］，元军攻破东真南京城，蒲鲜万奴被俘，东真（夏）国作为蒙古藩国而续存。此后的数十年，东真（夏）国与高句丽的交往是时而频繁互市，时而兵戎相见，权柄完全操控于蒙古人手中，高丽李朝学者郑麟趾的《高丽史》较多的记载了这一段历史：
《高丽史·高宗世家》载：“高宗三十四年三月，东真国千户牒云：‘我国人逃入贵国五十余人，可悉送还。’”
《高丽史·高宗世家》载：“高宗四十年四月……遣东真国人入东界。”
《高丽史·高宗世家》载：“高宗四十四年，东北面兵马使招，东真国三千余骑入登州。”
《高丽史·高宗世家》载：“高宗四十五年，东真国以舟师来困高城县之松岛，焚烧战舰。”
《高丽史·高宗世家》载：“高宗四十六年正月，东真兵寇金刚城。”
《高丽史·元宗世家》载：“元宗十三年，输东真料米七千石，凉助粮料。”[103]
从上述记载看，东真（夏）国确与高句丽有密切的交往联系，尽管是时而交好时而交恶，但东真（夏）灭亡之际应有数量相当的女真人流入高丽，因为在王慎荣、赵鸣岐先生的《东夏史》“系年纪事”中有“1286年，辽东府总管六十奉诏归女真，高丽王出迎于西郊。高丽遣使往东真推刷流民”的记载。另据孙进己等在《女真民族史》中考证：“金代曷懒路所辖今黑龙江省及吉林省南部、朝鲜半岛东北部，当时居住的都是女真人……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居住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有左申必刺猛安、兀答温猛安、斡合猛安、果法猛安等，其人口当有万余户近十万人。”[104]故而，东真（夏）国灭亡后，部分女真人流往高丽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第25页。
[2]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得胜陀瘗碑记》。
[3] 张博泉：《金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第61、62页。
[4] 《金史·本纪》卷一。
[5] 参阅张博泉的《金史简编》《金史论稿》，孙进己、孙泓的《女真民族史》，孙进己、冯永谦的《东北历史地理》以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黑龙江》中的相关章节。
[6] 《金史·本纪》卷一。
[7]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第38页。
[8] 《金史·本纪》卷一。
[9] 张博泉：《金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第196页。
[10] 《金史·本纪》卷一。
[11] 《金史·本纪》卷一。
[12]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358页。
[13] 李延铁、孙秀仁、干志耿：《黑龙江古代农业概论》，《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5期。
[14]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1，第4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页。
[16] 《金史·本纪》卷一。
[17] 《大金国志·兵制》卷三十六。
[18] 《金史·食货志》卷四十六。
[19] 《金史·太祖纪》卷二。
[20]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21] 陶晋生：《女真史论》，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第32—33页。
[22]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
[23] （南宋）确庵、耐庵：《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引《燕人麈》语。
[24] 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第315—317页。
[2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四》卷四。
[26] 《大金国志·许奉使行程录》卷四十。
[27] 《金史·熙宗纪》卷四。
[28] 《金史·熙宗纪》卷四。
[29] 李士良：《金源故都——上京会宁府》，《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中州出版社，1996，第15页。
[30] 朱国忱：《金源故都》，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第197页。
[31] 朱国忱：《金源故都》，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第201页。
[32] 郝思德：《哈尔滨市郊及阿城县出土的几件金代银锭的考证》，《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成立纪念文集》，1980。
[33] 王德厚：《金上京城市经济初探》，《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中州出版社，1996，第59页。
[3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5] 朱国忱：《金源故都》，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第221页。
[36] 朱国忱：《金源故都》，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第227页。
[37] 谭英杰等：《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54页。
[38] 《金史·食货志》卷四十六。
[39] 《大金国志·浮屠》卷三十六。
[40] （南宋）确庵、耐庵所著《靖康稗史笺证·瓮中人语》载：“虏尽索司天官、内侍、僧道……出城。”
[41] 《金史·银术可传》卷七十二。
[42] 《金史·食货志》卷四十六。
[43] 《金史·娄室传》卷七十二。
[44] 转引自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554页。
[45] 《金史·世宗下》卷八。
[46] 刘浦江：《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47] 《金史·海陵纪》卷五。
[48] 《金史·兵志》卷四十四载：“上尝以速频、胡里改人骁勇可用。”
[49]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371页。
[50] 《金史·兵志》卷四十四。
[51] 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86页。
[52]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451—452页。
[53] 参见《金代女真研究》，“译者的话”。
[54] 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86—188页。其换算方法是10人为1女真户，300女真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
[55] 张博泉等：《金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第349页。
[56] 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06，第244页。
[57] 《金史·食货志》卷四十七。
[58] 《金史·食货志》卷四十七。
[59]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0] 《金史·纳合椿年传》卷八十三。
[61] 《金史·唐括安礼传》卷八十八。
[62] 《金史·石琚传》卷八十八。
[63] 《金史·世宗纪》卷六载：“大定十年三月壬子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辰，上因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弓矢不习，将焉用之。”
[64] 《金史·食货志》卷四十七。
[65] 《金史·陈规传》卷一〇九。
[66] 《金史·高汝砺传》卷一〇七。
[67] 《金史·胥鼎传》卷一〇八。
[6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二十三》卷一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9]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二，中华书局，2013。
[70]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第124页。
[71]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第146页。
[72] 陶晋生：《金代初期女真的汉化》，《文史哲学报》1968年第17期。
[73] 陶晋生：《女真史论》中的3张表格分别为“金代统治阶级构成表”“金代汉人入仕途径表”“金代汉进士依地域分配表”，见该书第49—50页。
[74] 《大金国志·男女冠服》卷三十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75] 《金史·世宗下》卷八。
[76] 《金史·世宗中》卷七。
[77] 《金史·章宗一》卷九。
[78] 《金史·章宗一》卷九。
[79] 陶晋生：《女真史论》，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第108页。
[80] 《金史·文艺上》卷一二五。
[81]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五十一。
[82] 元好问：《遗山集·碑铭表志碣》卷二十八。
[83] 《多桑蒙古史》上册，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188页。
[84] 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06，第245—246页。
[85] 高凯军：《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06，第246页。
[86] 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65页。
[87] 李薇：《关于金代猛安谋克的分布和名称问题——对三上次男考证的补订》，《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
[88] 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89] 《元史·世祖纪十》卷十三。
[90] 《元史·兵志》卷一〇〇。
[91] 《元史·镇海传》卷一百二十。
[92] 许有壬：《圭塘小稿·元故右丞相克埒公神道碑铭并序》卷十。
[93] 侯仁之、于希贤审校，纪流注译《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第52—53页。
[94] 关于蒲鲜万奴建立政权的名号，学界争论颇多，如王慎荣、赵鸣岐先生认为：“金朝已成难以复燃的残烬，如果继续用‘大真’这个限于女真民族的旗号不能再起多大作用，若采取中华民族所奉的华夏名义，会增强号召力，以争取多方面可能的拥护，因此，蒲鲜万奴遂改‘大真’为‘东夏’。”《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79页。而孙进己、孙泓学者则指出：“若东真国的民族构成已不以女真族为主，称东真当然不合适，应以改称东夏为宜；但如果东真国的民族构成主要仍为女真族，则改称东夏就失去意义了，仍以称东真为是。”《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83—284页。
[95] 《元书·蒲鲜万奴传》卷二十九。
[96] 《元史·木华黎传》卷一一九。
[97] 转引自王慎荣、赵鸣岐《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61页。
[98] 王慎荣、赵鸣岐：《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66页。
[99] 王慎荣、赵鸣岐：《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143页。
[100] 王慎荣、赵鸣岐：《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第172页。
[101] 王慎荣、赵鸣岐：《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前言第5页。
[102] 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论丛》，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第31页。
[103] 转引自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92页。
[104] 孙进己、孙泓：《女真民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