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及应用
一 经济增长理论概要
经济增长一般被定义为经济体产出的增加，产出既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出，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出，在实际研究经济增长时多关注经济增速。简言之，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因素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以及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否会产生收敛性。讨论的是经济社会潜在生产能力的长期变化趋势，这种趋势可以用一条长期产出增长的趋势线来表示。在宏观经济学中，对增长问题的分析通常被划分为两个既相互联系又互为补充的部分。一部分是经济增长理论，它将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力要素供给、储蓄和投资的互动关系和技术进步等模型化。另一部分是增长核算研究，它试图把产量增长的不同决定因素的贡献程度数量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或制约因素主要在于：一是资源要素的供给和约束。主要包括自然条件、劳动力数量和素质、资本数额等。二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约束。技术水平直接影响资源、要素的配置和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速具有重要影响。三是制度体制的变化和制约。一定条件下的体制和制度，通常规定了各生产要素的组织方式、劳动参与激励、各要素分配等，也对最终产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分析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理论框架是不一样的。对增长的短期分析通常使用的是需求分析框架，通常采用国民收入恒等式Y=I+C+E ，即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消费+净出口。对增长的长期分析通常使用的是供给分析框架，宏观经济学中通常借助于生产函数来核算经济增长，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把一个经济中的总产出与生产要素的投入及技术状况联系在一起。设定的总量生产函数一般为：
Yt=Atf（Lt，Kt）
将上式对时间取对数后求导，一般可以得到：
总产出增速等于劳动力投入增速、资本投入增速及技术或体制进步增速等的加权。
如果把人力资本的质量再单独当作一种要素投入时，总量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方程可进一步表示为：
以上方程基本反映了增长理论模型化后进行增长核算研究时不断演变的一般历程。
从增长理论研究文献史料看，通常以拉姆齐1928年的经典论文为分水岭。1928年以前的增长理论称为古典增长理论，1928年以后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成熟阶段，较新阶段的增长理论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以及近年来一些理论的新发展。
从经济学的发展角度看，古典增长理论先后跨越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两个范式，因此，古典增长理论囊括了很多特征并不完全相同的增长理论。比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分工、专业化促进市场规模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反过来又促进分工、专业化，从而带来生产率提升，因而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理论；又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到的人口与土地产出增长关系的协调与不协调理论，从而影响人口增长和人均产出增长的可持续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两部门再生产理论，提出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就是对产出动态增长的一般描述。这些基本上都可以被归为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增长思想或增长理论。到20世纪初期，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打破了“静态循环流转”，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后来，阿伦·杨格在《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中将“斯密定理”引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增长理论。继古典经济学范式之后崛起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对象和性质上发生了重大转变——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均衡”，促使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一度消失。
通常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因为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将凯恩斯的思想动态化的典型案例，正是基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哈罗德和多马为研究经济增长而建立了被认为是现代增长经济学中的第一个广为流行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后，哈罗德-多马模型试图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中整合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并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哈罗德模型假定：社会的全部产品只有一种，即全社会所有产品不是用作消费品就是用作投资品，故称为一个部门的增长模型；规模报酬不变；劳动-产量比率（L/Y ）、资本-产量比率（K/Y ）以及资本-劳动比率（K/L ）在增长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资本存量为K且没有折旧。基于此，哈罗德模型建立了形式相似但含义迥然不同的三个方程，论证了实现稳定状态均衡增长和充分就业状态均衡增长所需具备的条件，以及加速数与乘数相互作用引起的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累积性扩张与衰退阶段的累积性紧缩等作用机制。
但是，如果从方法上具备研究动态持续经济增长问题的角度来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点开始于1928年的拉姆齐。这一年，英国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在《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储蓄的一个数理理论》的经典论文。随后，索洛和斯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动了一个持续更久、规模更大的增长模型研究浪潮。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卡斯和库普曼斯的工作主要是运用拉姆齐的思想对索洛模型进行新古典式的改造。这次浪潮在1970～1986年经过一段相对被忽视的时期后又重新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针对新古典模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理论上、实证上的缺陷，一些学者开发了新的增长模型。主要代表性成果包括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阿罗等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和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等。这些理论不断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断内生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支持教育、支持研究与开发、保护知识产权、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不同国家间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实行大的干预以防范扭曲等。
此外，还有一些学派从制度、结构和阶段演变等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如制度派多数学者认为，制度的起源、变迁与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直接相关，甚至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影响。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如用马克思的经典名言概况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对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对生产力具有阻碍作用”，道格拉斯·诺斯等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延伸。还有一些结构主义的增长学派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总量、人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持续迈向高级化的转换过程，经济增长或发展会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并且在不同的增长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经济学家和思想观点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两缺口理论”和“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理论，等等。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尤为明显。阶段派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二 经济增长理论的应用案例
运用已有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很多，对于经济增速的短中期变化和中长期趋势等，多数专家学者从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外部性因素等方面展开。由于中国是转轨中的发展经济体，现实中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变化的因素更加复杂，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叠加的结果。下文以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两轮不同的下滑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经济历经了两轮比较明显的增速下滑。一是2008年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以下称上轮）；二是2010年三季度至今（以下称本轮）。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应用分析看，两轮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发挥作用的因素不尽相同。
两轮经济增速放缓态势不尽相同，经济增速呈现“一急一缓”态势。2008年初，我国经济呈现高位放缓的趋势，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急速下行的态势。季度GDP从2008年二季度的10.8%急速下滑至2009年一季度的6.6%，但随后GDP增长出现快速反弹，实现了“V”形复苏。与2008～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季度GDP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行至2012年三季度的7.4%，但下行持续的时间较长，达到10个季度，且目前仍处在下行通道中。
从2008年二季度开始的第一轮下行周期，主要受以下三大短期主导因素影响。
一是外需大幅下降导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负作用异常明显。2000～2007年，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约3个百分点，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等制度性红利。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外需低迷，从2008年11月开始，我国出口同比增速出现负增长，2009年5月滑至-26.5%的历史最低点，净出口拉动全年GDP负增长3个百分点。
图1-1 两轮经济下行周期中消费、投资和出口增长情况
图1-2 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
二是企业“去库存化”引发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和制造业投资需求不足。2004～200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加额基本呈稳定增加态势。2008年三季度以后，存货稳定增加的态势发生大幅逆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加额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分别为-496亿元和-2021亿元，同比分别净减少971亿元和2659亿元，降幅为近二十年来最大。金融危机中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带动企业出现急速、剧烈的“去库存化”，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总体下降。2009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191亿元，同比下降37.3%，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9个行业利润下降，其中部分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亏损加剧。工业企业利润率负增长对制造业投资需求产生不利冲击，在弱化企业运用自有资金投资的同时，也改变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使投资行为趋向于谨慎，导致有效投资需求进一步不足。
表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加额
图1-3 工业企业利润与产成品库存增长情况
三是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弱化了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2006～2007年房地产行业贷款限制、升息、提高准备金等一系列调控政策实施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2008年6月的34%快速下行到2009年2月的1%，成为固定资产投资放缓的最主要拉动因素。同时，房地产投资下滑、土地和税收收入的减少使地方政府通过廉价工业用地出让、税收补贴等方式吸引制造业投资变得更为困难，也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机制获取银行信贷资金的渠道受到影响，从而弱化了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力。
图1-4 房地产投资和土地购置费用同比增速情况
2011年以来，我国出口持续下滑，但幅度显然不如上轮那么大；制造业也开始了新一轮“去库存”进程，目前仍在进行中，但总体强度比较温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行也较为平缓，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和销售面积下行幅度相对也较小。目前来看，除周期性因素之外，一些长期结构性因素也在本轮下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一轮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外需下降具有中期化趋势。一方面，发达国家（G3）2000～2007年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已经无法持续。金融危机中，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5%。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近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结构性因素，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在面临来自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未来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0%的水平，为2000～2007年年均增长率的一半左右。从近两年的情况看，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对我国的商品的需求明显下降，我国出口的传统优势产品，如服装、纺织品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出口增速显著放缓，甚至部分产品出口都出现了月度负增长的情况。
二是潜在增长中枢或已下移。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等）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来自NBER的研究成果显示，全球有接近30个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时（以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计算），高增长时代趋于终结，这30个国家的平均GDP增长率由高增长时期的5.6%下降到2.1%。然而，针对经济减速原因的核算分析却显示：在资本存量、劳动力增长、人力资本和TFP四个因素中，TFP对GDP增长速度放缓的直接贡献度为85%，换言之，经济减速本质上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放缓。[1]过去二十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目前该增长水平的可持续也在面临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再靠简单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来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会明显下降。从现实数据看，目前中国人均GDP达到5500美元左右，作为中国发达地区的东南沿海省市或已提前进入自然减速区，GDP增长率已由过去平均超过10%的高速增长区间逐步回落到6%～8%的中速增长区间，下一阶段能否通过制造业升级、服务业扩张以及自主创新带来的TFP的进一步提升等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存较大疑问。
图1-5 东部沿海与中西部省份GDP增速
三是货币金融条件发生明显变化。2006年至今，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已累计升值超过30%；2008年7月启动新一轮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82升值到了6.35，累计升值幅度约为7.5%。在人民币汇率渐进式、长期化升值的同时，我国出口行业也经历了规模巨大的结构性调整。我国外汇收支形势也正在发生显著变化。2011年我国外汇占款连续3个月度净减少，进入2012以来，虽然外汇占款恢复了正增长，但增量仍较少，全年要达到过去五年平均年度新增3.1万亿元的规模难度较大。外汇收支的长期走势与基础货币供应、资产价格等因素有较强的关联度，如果发生趋势性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不容忽视。从支持经济增长的社会融资机制看，我国社会融资长期过度依赖银行信贷，信贷增长反过来依靠央行货币宽松，这种依靠社会资金和银行信贷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的效率已经大幅下降。截至2011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占GDP比重高达239%，信贷余额占GDP比重高达123%，M2占GDP比重高达181%。此外，长期支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正在下降。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减速，投资和储蓄结构可能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也可能引致过剩储蓄消失和经常账顺差被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