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十岁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是骑车翻越一座绵延一英里的巍峨大山，那座山从我住的地方一直延伸到附近的亨汉姆村。我所在的村子风景如画，村名却自相矛盾地叫“丑陋村”（Ugley）[4]。到达山顶后，我会松开刹车自由地俯冲而下，假装自己是希瑞公主[5]（而我的自行车就是她的天马，顺风）。

小学最后一学年开学前的那个暑假长达六周，一个晴朗的夏日，我骑车穿过一片光听名字就很可怕的油菜（一种鲜黄的作物）地时，突然开始喘不过气。虽然这是我首次体会到肺活量不足的感觉，但我还是尽量张大嘴巴，大口吸气。而下一秒，我便侧身摔进了沟里。

我是那种很皮实的小孩（我说的“皮实”指的是“相当笨拙，对掉进沟里这种事再熟悉不过”），很快我就恢复了镇定，高高兴兴地骑车回家了。直到晚些时候，吃着我妈做的那桌臭名远扬的炖豆子时，我这才想起发生了什么。

翌日，我妈带我去看我们的全科医生，菲利普斯医生。菲利普斯医生两只耳朵上方都留有一小簇灰黑的头发，中间是一颗圆得闪闪发亮的大光头，戴一副半月形眼镜，对任何事都喜欢喃喃自语地念叨“好，好，好”。

“天哪，娜塔莎，你一点儿都没长高吗？”他说。他上次见我时我九岁，要是我在这一年里当真一点儿没长，那恐怕才真是奇了怪了。“你最近好吗？”

“我很好，谢谢。”我答道，因为那一刻我很好，也因为我是英国人，哪怕痛苦难当、半死不活，也会如此作答。我妈抬眼望着天花板，解释说我昨天呼吸困难，可能还“晕倒”了。

“好，好，好。”菲利普斯医生说。然后他让我站到秤上去，个中原因我至今摸不着头脑，也许因为我不是医学专家，也许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这么做自有意义。他最后总结说，我的体质指数[6]略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我很有可能是哮喘发作或者对油菜（呕！）过敏，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想必他坚信瘦子永远不会生病，也不会患上任何过敏症。

此后我得到了一个熠熠闪光的塑料装置，通体浅蓝色，带一个深蓝色的盖帽。我早在学校其他小孩那儿见识过，知道这个叫吸入器。

我欣喜若狂。虽然我也全然不知为何，但当时哮喘似乎是种别具一格、令人新奇的疾病。而吸入器就像邦德的那些小玩意儿，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掏出来在操场上炫耀。不错，我对我的吸入器爱不释手，一有机会就高傲地把它塞进嘴里，才不管是不是真有必要。

所以几周后，当我再次出现呼吸困难时，我比谁都惊讶。这一次我在室内，身边没有任何可能导致呼吸不畅的自然事物。最终我们归咎于我对“光亮先生”[7]的抛光剂产生了不良反应，我妈每两天就要拿它里里外外地给家具全都上层蜡（从那之后，我总能用这个借口愉快地逃避做家务，直到……坦白说，我恐怕永远不会拆穿这件事）。

整整20年后，我最终被诊断患有焦虑症，这才恍然大悟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恐慌。早年，我的全科医生关注了我的体重和血压，询问了我家是否有花粉过敏史，却没有过问我的情绪，错失了弄清我的问题的可能。

我的表妹克洛伊小我一岁，她原本就住在几英里开外。我俩情同亲姐妹，但当时她却（似乎很突然地）搬去了诺福克。不久后，她患上了一种恶性胃肿瘤。我并不知道“肿瘤”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但凡说起它，总有人落泪。

那阵子我多次往返剑桥的阿登布鲁斯克医院，前前后后总共在后座上吐了好几个小时（现在我知道那不是我以为的晕车，而是焦虑），我永远不知道会在医院里看到什么样的克洛伊。一次，她穿着黑色的天鹅绒拖鞋在病房里滑来滑去，喜笑颜开；还有一次，她身上连着一台哔哔作响的可怕机器，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双目紧闭，几乎动也不动；又有一次，她坐在轮椅上直哭，因为大人们不停地给她扎针，她又疼又累。

我不知道探病应该是怎样的。起初，我和克洛伊不过聊些稀松平常的事，像是迈克·杰克逊新出的“逆天”MV，或者为什么宾果饮料是全宇宙最好喝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觉得这种快乐乃至一如往常的感觉很别扭。

克洛伊的这种精神状态一直持续到我弟弟乔出世。他出生两三个月后，她感染了一种病毒去世，年仅九岁。几年后，我方才感觉到这是何等的荒谬与不公。克洛伊几经鏖战原已制服了癌症，但化疗重创了她的免疫系统，以致她最终死于感冒。

而在当时，我却很奇怪地无动于衷。克洛伊有个“真正的”妹妹，叫赛恩。她那年五岁，发奋把自己的悲伤转化为习武的动力，打得对手屁滚尿流。我强压下自己的愤怒与痛苦，因为一个年纪比我小一半的女孩尚且那么勇敢。我想，我没有理由崩溃，我还没有资格大哭大闹。

此外，我还有很多其他事要操心。乔早产了四个月，只比我的另一个弟弟伊桑小十个月，体重不过两磅。记得伊桑和我第一次在阿登布鲁斯克医院（又是这里）的特殊婴儿病房见到我们的新手足时，我俩看着保育箱里的他，只觉得那根本不是婴儿，那是“疯狂的青蛙”[8]（不过当时是1990年，严格说来我们还无法以此为参照）。

乔回家后需要悉心照料。他夜里每隔两小时就会醒来一次，不像我，他真的患有重度哮喘，所以哭泣的时候不能没人看着。为了给我那睡眠严重不足的可怜母亲搭把手，放学回家后，我承担起了照顾伊桑的责任。我喂他吃东西，给他换尿布，陪他玩，替他收拾玩具。我的老师和亲友开始夸我变得“负责”和“懂事”了，成了个出色的好女孩。我也开始用这些话定义自己，用我对周围人有多大用处来衡量自己做人的价值。

乔的出生和克洛伊的死亡，标志着我的童年猝不及防地结束了。这话听起来非常戏剧化，也许让你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十岁的我身穿肮脏破旧的睡袍，愁容满面地听着莫里西[9]的唱片，抽着红色万宝路，喝着厚底杯里未兑水的威士忌。毋庸置疑，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记得那段时间我有多不开心或是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我只是失去了健康地真情流露的能力。

我现在明白了，情绪就像其他能量一样，永远无法被真正摧毁。它们可以被表达、被释放出来，也可以借由创作或运动转化成另一种能量，但却不能随随便便地置之不理、抛诸脑后。那段时间压抑的所有情绪——我的愤懑、悲伤、怒火和困惑，我都未能消灭它们。

相反，我创造了奈杰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