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黄土文学流派概述
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有一片雄浑神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黄土地，这便是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统称黄土高原。它是黄土文化、黄河文化的根和源。在它的上空烟笼云蔚着千古帝气，也氤氲着皇皇厚土的地气。20世纪中期以来，有一批长期扎根在黄土地上的“土著”文人，宗教般虔诚地挖掘、体验、践行、记录着黄土地人们的生活习惯、人文历史和时代变迁。他们中的佼佼者，用心血甚至生命先后创造出一部部足以存史传世的史诗，他们是柳青、路遥、陈忠实……比较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实践，不难发现在创作题材、艺术风格、审美追求、表现方法等方面，有着太多的相同或相似，许多方面甚至是师徒传承。这无疑属于同一流派，因为他们把黄土地上的人文历史、时代变迁作为创作主题和终极目标。他们身上有秦人般的狠劲、憨劲和倔劲，像农人种地般写作，他们的作品也像黄土似的厚重、大气和富有本色。所以，这一流派理应称为“黄土文学流派”。
第一节 黄土文学流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黄土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文化的始祖——黄帝，在黄土大地上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有着几千年文化的融合，使它含蓄、深沉；几千年的雕刻，几千年的沉淀，使它精致、隽永；几千年的琢磨，几千年的蕴藉，使他内蕴、独特。再加上周秦汉唐的遗风和延安红色文化传统，思想和文化上常常自成一体，受内陆地域环境影响较大，受到西方“洋派”文化的吹拂浸染较少，因而陕西地域的文化氛围、文学环境重视的是历史，强调的是传统，所谓的“现代派”“先锋派”文学在陕西这块土地上时兴不起来。当时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邹志安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是陕西文学的中坚，他们都出身于农村并长期生活在农村，虽因后来上了大学或从事文学这一职业而进入城市工作，但在文化和格调上并不能与城市文化相融合，其人生阅历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更多的是面向当下或面向历史，讲述文化知识，感悟文化现象，评析人情的冷暖，抨击世态的炎凉，引发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考。但是真正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意识的觉醒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促使这种特殊的黄土地文化意识觉醒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渴望社会变革的意识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在经济大潮的涌动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浪潮掀起高峰，国门开放，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技的、人文的种种信息如潮水般涌入，如此强烈地触动、撞击着中国人的生命脉搏。流行歌中的“80年代新一辈”的年轻一代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和巨大的人生动力，在西方富裕的经济生活、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的人文生活强烈的刺激下，他们积极寻找不同于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生存方式，渴望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
适逢其时，从陕北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路遥以极其出色的中篇小说《人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高加林，他那渴望走出偏远的、落后的黄土地，渴望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方式，对自己新的人生、理想、爱情的热烈而悲壮的奋斗追求以及经历的挫折和痛苦，正好切合了一代中国青年的心路历程，加之路遥创作中具有的巨大艺术魅力，使这篇小说在发表之初，立刻引起了空前的社会轰动效应。稍后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青年导演吴天明和路遥合作，将《人生》搬上了银幕。优秀的编剧，出色的导演，撞击视觉的、引人觉醒的黄土地摄影艺术以及精彩的表演艺术，既成就、奠定了吴天明著名导演的地位，也使《人生》的影响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黄土地上人们的生存方式是中国农业社会生存方式的典型代表，路遥《人生》展现的“黄土地”形象，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审视、反思农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引起一代人的思考。这种思考明显地带有20世纪80年代特定社会思潮倾向的特点，即由伤痕文学转向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随之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电影《黄土地》，对黄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现状批判、怜悯的外观式的审视，再次引发关于对陕北黄土地上人们的命运思考，也更触及历史的深入思考。这种带有象征意味的艺术作品，以局外人审视的眼光和理性的、批判式的态度，几乎代表了当时面对农业文化的一种汹涌的文化思潮。纪录片《黄色文化与蓝色文化》、音乐、流行歌曲等等，一发而不可收地滥觞在中国大地上。
2.回眸寻根的恋情
寻根文学出现在1985年前后，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文化意识的觉醒，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唤起了文艺工作者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总体上是以伤痕——反思——改革的潮流不断地向前推进，百舸争流，最终都行驶在一条文学的河道上。出现拐点、分流和各自不同的追求的时间大概就是在1985年，先后呈现出了“先锋”和“寻根”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一个向前求索，一个向后探寻；一个前瞻，一个后顾。这正像在路上行走的旅人，一味地闷着头向前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便不知该何去何从，需要稍停一会，前瞻后顾一番，进行正确的辨别。
寻根文学经历了当下现实生活的伤痕——反思——改革潮流之后，在对不断变化观念和方法的现代派文学进行打量之后，力求做到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并且把目光更远地聚焦在本土上，力图重新梳理和思考民族生存及民族发展的“根脉”。从上古时代的人文景观、民风民情、风土人情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上，来探究寻根文学所关注的对象。寻根文学希望通过对被边缘化或被遮蔽的远古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探究巡查，捕捉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民族心理性格，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他认为：“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85]“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如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失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地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86]他又分析说，这样的文学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87]他的这一“寻根”主张引起了李陀、郑万隆、阿城等作家的关注，也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赞同。阿城在他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中，谈到了文化对人的深层制约作用。他认为：“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制约着人类”，“古今中外，不少人已在认真做中国文化的研究，文学家若只攀在社会学这根藤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即使写改革，命运深广的社会背景，也只是头痛写头，痛点转移到脚，写头痛的就不如写脚痛的，文学安在？”[88]他们的这些相关文章，都提出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希望文学能够将目光从社会层面透视到文化层面，进而发掘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进行单纯的政治层面剖析的这一创作方法，寻根文学早已彻底地摒弃了，它主要把笔触伸进了探寻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以及历史文化的心理结构之中去，从对社会政治批判的层面上升到对民族历史命运和历史文化反思的层面，使得寻根文学成为当下的主流文化，突出表现在它既写民俗，也写贫民百姓、一般的俗人，还写中国人身上永远摆脱不掉的劣根性，但并不停留在新旧民俗的较量上，也并不是一味地赞美那些凡夫俗子纯朴的人文情怀，也并非以此为批判重点去挖掘揭露中国人身上故有的劣根性。主要是追寻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两家文化根脉，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和传承，比如在贾平凹“商州系列”的文学作品中，充溢着秦汉的明月，高扬着秦汉的雄风；王安忆在她的《小鲍庄》里，对儒家的仁学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释；阿城在他的《棋王》中，淋漓尽致地折射出道家思想的神韵；反映“葛川江系列”的李杭育，在他的作品中将吴越文化的精髓彰显的惟妙惟肖；楚文化和儒家的仁义思想多多少少被韩少功的作品所涵盖。这些作品或写边民的原始气息，或写乡村的古老遗风，或写儒家思想的感召，或写道家文化的滋养，民众的人格精神，大为改观，耳目一新，这也给陕西地域作家带来了新的视阈。陈忠实说：“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更深刻了一层。”[89]
外来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国的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青年一代的内心世界快速地呈现出土崩瓦解的趋势。向往新生活、渴望新生活，是时代不可抑制的集体冲动与渴求，但是与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情感深厚的传统生存方式告别，又让社会集体意识深层不断地闪烁出恋恋不舍的痛苦回眸，历史和人生都不会有回头路可走。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崩溃的、遗弃的、不得不放下的种种熟悉的情景在一代人眼前已经不以人们的意志快速消失，人们将必须与那些曾经让人痛苦渴望改变的、熟悉的又留恋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做历史的告别。就像脚下站了几千年的立足之地，此刻，将在震动中破碎，尽管曾经渴盼变化、渴盼震动，而此时的震动之剧烈、决绝，已远远地超出了集体意识所能承受的范围。此时，寻根的情怀通过文学艺术再一次成为一种时代情感趋向，回响在文学艺术界。向黄土地寻根，向深厚的土地生存方式寻根，怀念中的反思，批判中的忧伤，无法安宁的灵魂，又似乎只能用黄土地那忧伤的、高亢的、幽默的、留恋又情不得已的“信天游”抒发表达了。这时对普通民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流行歌曲，如刘志文、侯德健作词，解承强作曲的《信天游》；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黄土高坡》等等，几乎唱响中国大地。这时期寻根文化意识导致的对农业社会以至于中华民族之根的追寻反思中爆发出了巨大艺术潜力，文学、绘画、电影、音乐等等方面，使这时期的文学艺术群星灿烂。
3.告别农业社会的伤痛情感体验
20世纪80年代黄土文化的觉醒，究其本质，其实是从路遥《人生》引发的。《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既渴望冲出这贫瘠落后的黄土地，寻找一种黄土地上新一代知识青年不同于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能够走进城市，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残酷与艰难，农业社会在转型的初期还没有为他提供广阔的社会出路，作为“体制外的前行者”，所有的个人奋斗皆以痛苦的失败而告终。高加林失败后以“背叛者”的身份迫不得已又回到黄土地，作品在结局中给痛苦不堪的高加林安排了一幕扣人心弦的、动人深情的场景：高加林扑倒在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上，流下了痛苦、悔恨、伤心的眼泪，十指深深地扣在泥土里。生他养他的黄土地，让他痛苦，又随时可以宽容地收留他、接纳他，让他回归。可是这种回归对渴望走出黄土地的高加林来说，又是这样的让他不甘心、不情愿。“逃离——回归”成为《人生》情感矛盾的重要特征，其实也是这一时期更多青年的内心矛盾的特征。黄土地是逃离者的大后方，又是随时可以回归的“老家”。就像王安忆在回忆路遥的文章《黄土的儿子》中写到的一个情节那样：“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时，就对路遥提出了一个大胆科学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上迁徙出去？这话其实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出了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了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很有感情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了。’”[90]黄土地上的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对黄土地无法割舍的那份情感却是如此的丰富。在时代的急剧变化到来之际，作家以其敏感的艺术，深刻地、生动地反映出了即将告别农业社会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的矛盾，这一矛盾冲突构成了20世纪末黄土文学和黄土艺术的丰富内容。
第二节 黄土文学流派产生的条件
陕西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域。陕西地域文学就诞生在这块有山清水秀的陕南风光、辽阔旷远的黄土高原以及平坦肥沃的关中平原的19万平方公里的三秦大地上。这里不仅诞生了姜炎文化，滋养了周秦汉唐文化，还诞生了延安红色文化，所有的这些都成为陕西地域文学产生的土壤、渊源、背景、条件。而且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还产生了柳青、王汶石、杜鹏程、路遥那样关注民生命运，展现人性力量的作家，也产生了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李康美、杨争光、寇挥、冯积岐、红柯、邹志安、京夫、赵熙等一批省内外知名的、独具艺术魅力的作家，通过“陕西”这个词语，我们可以联想到黄土、周秦汉唐、秦腔、兵马俑、帝王陵墓等等蕴含着厚重积淀的历史文化的一系列词汇，就成为文明的烙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永远扎驻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生活在陕西黄土高原，享受着陕西地域皇天厚土滋润，沉浸在周秦汉唐辉煌之中，在先辈导师的指引下，高举着现实主义的大旗，固守着农村乡土题材领域。他们中以追求宏达的史诗气度为目标，将苦难意识、悲苦情结作为审美对象而进行创作的作家并不是很多，笔者认为只有柳青、路遥、陈忠实这几位代际相传的作家在相同的文艺思潮的感化下，运用相近似的创作手法，在作品中表现出思想倾向、题材选择、文学追求、艺术风格等的相同或相近，便具备了共同构成“黄土文学流派”的必要条件。在柳青、路遥、陈忠实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一种与生俱来的“陕味”和“黄土味”，这便构成了陕西文学特有的一种交织着自然、乡土、传统等众多因素的气质。正像陕西评论家王愚所说的那样，陕西作家“立足于乡土，在这块土地上不断深入思考，对于这块土地的历史变迁、现实变化不断加以把握，恐怕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作家终生的追求”[91]。
陕西地域的这些作家，由于常年生活在陕西黄土高原这块辽阔无垠的黄土地上，心甘情愿地为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家乡的黄土地殉情献身，他们执着地忠实于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痴迷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感念于周秦汉唐的文化底蕴，倾情于史诗气度的文学追求，形成了作品风格统一、自成一体的流派，即就是笔者所要谈及的黄土文学流派。它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很少有专家、学者将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文学”作为一个流派来研究和探讨。只是在他们的代表作发表之初，出现过不少的评论研究，但这些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内容零敲碎打，各自独立，大部分论者甚至把这三位具有师承关系、文学风格相似的作家纳入“陕军”“西部文学”“陕西作家群”笼统而论。黄土文学流派的三位代表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深受家乡地域文化的熏陶和滋润，陕西人的浓烈的恋土怀乡心态和情结，深深地潜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形成了特征明显的艺术创作风格。柳青的风格浑厚恢宏、细密遒劲、厚重质直、深沉热烈；路遥的风格强毅果敢、浪漫抒情、野性原始、厚重耿直；陈忠实的风格古朴苍凉，质朴淳厚，凝重蕴藉，刚健沉稳。他们的文学创作和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地都受到了他们所生活的地域文化的巨大影响。笔者试图在地域文化生活层面从流派学的角度将柳青、路遥、陈忠实为代表的“黄土文学”流派在创作题材、艺术风格、审美追求、表现方法等方面对他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来填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空白。
我们在解读陕西地域黄土文学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令人回味无穷的现象，那就是当这三位作家在进行文学构思、艺术创造的叙事时，一旦笔触落到他们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便常常会妙笔生花、神采四溢、情意盎然。故乡的每一处风景、每一处人文，不仅成为他们文学创作整体艺术建构不可分割的有机内容，而且也是最能够体现他们的审美个性的部分。故乡的地域生态环境，不只是客观存在的，更能体现出这些生命体是文学艺术的鲜红血液，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故乡的描述，其内在突出的是文学与艺术生命情感的融合交媾。
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基本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地域文化对作家自身文化情感的熏陶；一是作家将地域文化以文学的形态呈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文化特征。分析陕西黄土地域文学流派柳青、路遥、忠实这三位作家的作品，明显可以看到黄土地域文化对他们在这两方面的深刻影响，这也正是他们的作品构成黄土文学流派的鲜明标志。
陕西地域黄土文学的大气厚重与白洋淀文学的质朴隽永、岭南文学的清丽俊秀、山药蛋派文学的幽默明快有着天然的差别。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大格局中，以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为代表的陕西黄土地作家，把他们生活的黄土地视为创作的基地，把黄土文化作为他们创作的背景，将文学创作视为生命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一生，他们不仅是陕西文坛的大将和主力军，而且以他们辉煌的创作和已取得的成就，在陕西文学大省中，已经立场坚定地高举起现实主义的大旗，书写着黄土地上芸芸众生的群像，形成了一个地方特色相当浓郁的文学流派，折射出中国20世纪现当代这个大文学的缩影。
黄土文学流派的主题特征是农村题材、史诗追求、现实主义，从作家梯队上形成了“两代支撑”的组合，黄土文学的流派主要表现的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关注和生命价值的终极思考，柳青的使命意识，路遥的苦难意识和陈忠实为民族写史立志的高迈气概，就是他们对人生的意义和生命价值的终极思考。黄土文学的价值体系在政治、道德、功能、审美四个层面上，分别体现了阶级文学与时代文学、扬善抑恶与追求人性完美、忧患意识与使命意识以及求真务实与史诗意识的价值观。
黄土文学的创作观念和作品内涵，在总体上突破和超越了前辈作家柳青时代主流文学意识的狭窄视域和把文学当作政治服务工具的单一理念，创作观念从单向向多元方向发展，文学的政治意识逐渐弱化，文化意识愈来愈强，作品所承载的内涵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重，尤其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依恋和追寻力度在不断加大，对以人为中心、为本体的心理结构意识的探求力度逐步增强，严谨的现实主义写实与现代主义写意的结合渗透，也增强了文学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创作剥离了过多过重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进入了人性的关怀、人道主义的宣扬、人文精神的展示、人类意识大境界的探究，对人的生存形态、生命意识、情感世界的揭示也更为深刻、更具穿透力，也从前辈作家一味地塑造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中解脱了出来，更多地关注了自己生活地域中的广大劳动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从玄虚的理想关怀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存在关怀之中。
第三节 黄土文学流派的发端和形成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是黄土文学的创始人，他和他的史诗巨著《创业史》，为黄土文学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创业史》的价值评价，评论界先后有过争论，但都没有否定这部作品高超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一致的看法是：《创业史》虽然有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著作，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名列首位。“它概括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它在现实感和历史感的高度结合方面，它的史诗效果，无疑把我们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向了一个新的水平，的确可以说是革命现实主义的重大胜利。”[92]
不仅如此，柳青的“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等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以及丰厚的文艺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在中国作协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涂光群先生在回忆柳青时写道：“我曾当面聆听柳青说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的具体构思，今天我仍能具体地感知它的‘局限性’……但我仍然高度评价《创业史》第一部，它是一部历史地探索了中国农民心态变化的无法抹去的作品。可以说，没有《创业史》，便没有浩然等众多作家反映农村生活的长卷，没有今天陕西写农村的作家大军……”[93]“柳青是属于那种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对文学创作事业如醉如痴、怀有伟大抱负的作家，柳青作为人和作家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下去。”[94]
柳青对于陕西文学的贡献，是评论界和陕西作家们一致认可的不争的事实。他不仅填补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自明清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漫长历史上文学的空白，而且启蒙、影响了众多的文学后来者。陕籍文学博士李建军认为：“陕西是当代有影响的作家最多的一个省份。其中柳青对陕西作家的影响最为巨大，他至少影响了陈忠实、路遥这一代人的创作。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写作，写普通的农民，写渭河平原上五月阳光下的蒲公英。这让那些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农村青年觉得亲切而熟悉，消除了他们对于创作的神秘感，增强了他们像柳青一样通过长期努力，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写入小说的信心。柳青也通过各种方式，向青年人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甚至还亲自给陈忠实密密麻麻地改过一篇小说稿子。其实，即使不这样做，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影响。陕西的作家如路遥、陈忠实，几乎都是通过反复阅读、揣摩《创业史》来学习写作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柳青，就不会有陈忠实、路遥这一代作家，至少，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肯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要经过更多的摸索。”[95]他把这种“连续的代际传承和健康的代际影响”[96]归结为陕西作家的优势之一。所以说，黄土文学流派发轫于《创业史》发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是黄土文学流派的创始人、奠基者。
柳青对陕西的后辈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里，都不难发现这种影响的痕迹。而他们对柳青的学习，也都是自觉的。
三秦故地已经存在着一个以柳青、路遥、陈忠实为代表的、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有大致相近的文学理念和审美追求，然而又有各自成熟的个人风格，互不雷同。
后继者对先行者有所承续，又能在先行者止步的地方向更高处攀升，因而生气磅礴。柳青无疑是这个文学流派当之无愧的开山者。他既是这个流派的奠基者、开宗立派者，更是为这个流派提供文学理念、美学取向的思想者和成功的实践者，那实践的结晶便是摆在读者眼前的《创业史》。
柳青对后来者的影响，我们先从路遥谈起，这条英雄的陕北汉子，他的艺术成就，他为文学殉道的精神，他对读者长久的影响力……他的一切，我们不必多说。20世纪80年代，他“暴发性”的创作，对当时陕西文坛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平凡的世界》的成功使陕西作家们整整沉思了几年，几年后的陕西文坛以集束式的爆发力长驱“东征”，取得了空前的辉煌。他的直面苦难、激人奋进的人生系列：《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今，这位英雄已离去二十余年了，据多次调查，《平凡的世界》仍然是现在大学生们最喜爱的图书之一。
可是，《平凡的世界》在发表之初，却没有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认为它落后于文学潮流，不合时宜，很“土”，很“笨”。然而正是这“土”和“笨”却获得了成功，成为西北地区首部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这成功也源于对柳青精神的坚守和继承。人们应该还记得《人生》中“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那段著名的题记吧，这是柳青《创业史》第十五章开头的一段话，这一章节写的就是深爱着梁生宝的徐改霞，在进城当工人，还是留下来与心上人成家“干大事”的人生十字路口矛盾、徘徊的心理斗争过程。可以说，正是《创业史》的这一条线索直接启迪了《人生》的构思。那么，《平凡的世界》呢？路遥写道：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到他，他都海阔天空地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人生》《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97]
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98]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99]
正是路遥对柳青的继承，使他取得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当然，路遥不但有继承，还有突破，他的题材已不是柳青固定一地的农村而是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生，他的现实主义也从革命回归传统，由封闭走向开放，但作品实质上仍是史诗风格的农村现实生活题材。这时期，具有共同创作追求和艺术风格的邹志安、陈忠实等陕西第二代作家已走向成熟，形成队伍，所以，黄土文学流派于20世纪80年代末初具雏形。
柳青对陈忠实的影响则比较特殊，分前期和后期，即继承模仿和突破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他的作品和文论、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1959年，他在西安市第十八中学读初三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延河》杂志每期刊登两章，陈忠实准时花两毛钱到邮局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年轻时的陈忠实对《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文学作品。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谈不上更多的文艺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创业史》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到70年代初，他先后买过七本，到“文化大革命”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
因为特别喜欢柳青的《创业史》和散文特写，在陈忠实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在众多作家里头，柳青对我的影响应该说是最重要的。这有种种因素，包括我对他作品的喜欢，我对他本人的喜欢，等等，所以我最初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写了四个短篇后，人们为什么喊我为‘小柳青’，主要就是我那些小说的味道像柳青，包括文字的味道像柳青，柳青对当时我的文字的影响，句式的影响都是存在的。”[100]可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他于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初夏》，使人感到“像《创业史》，连一些人物都像。”[101]
其实，在柳青生前，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个人交往，“像柳青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我是他的崇拜者。”[102]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次作者座谈会上，才第一次见到柳青，并在后来看到过柳青生前给他密密麻麻改过的一篇小说稿子。但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尤其尊敬他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在1996年柳青80周年诞辰的祭词中，陈忠实以省作协主席的名义，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的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他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作为终生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意义。
陈忠实对于柳青的“突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经从更广泛的学习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如果你不摆脱这个影响，你就永远走不出别人的阴影，包括思想的阴影和艺术的阴影；你就不能够形成你自己，就发不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来。”[103]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从他的中篇小说《梆子老太》（1984年）、《蓝袍先生》（1985年）、《四妹子》（1986年）明显看出了其作品的突破，即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的深度，人物塑造从“性格说”转入“文化心理结构说”了。直到1992年，他准备了两年，苦熬了四载的“枕头工程”《白鹿原》问世后，才完成了对柳青也是对自己某种意义上的超越。
关于《白鹿原》的成就，亦不必更多评说。1993年1月1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终审人何启治签署了这样的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它一出世便引起文坛多年罕见的轰动效应，“被誉为‘一代奇书’、‘放至欧亚，虽巴尔扎克、斯汤达尔，未肯轻让’（范曾语）的巨著，是‘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梁亮语）的大作品。”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位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首部的史诗《白鹿原》以他那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在当今读者中仍得到广泛关注。
是的，陈忠实以他的《白鹿原》突破、超越了柳青，取得了成功。但是，“突破”也罢，“超越”也罢，他仍是以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角度叙写黄土地上的“那一群人”心灵的时代变迁史，仍未超出农村题材、现实主义的范畴。“《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在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104]
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再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也还有更多的同时代陕西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两代作家，三十余载的耕耘，收获了三部史诗，构筑了三座里程碑。
于是，黄土文学流派在影响传承和突破发展中，在艺术风格个性与共性的结合统一中，终于形成了。
这个诞生于三秦故地的文学流派，由柳青、路遥、陈忠实三根巨柱支撑着，若典丽厚重的古鼎。它的成就能够反映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至今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地域小说流派的综合实绩能够超越它。
第四节 从比较中看黄土文学派的共性特色
流派究竟是什么？概而言之，就是思想认识、创作特点、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等大致或一致相近的创作群体。“这个创作群体是充满动态的，始终是一个张扬艺术个性和默契艺术共性的美学流程。”[105]流派的形成方式、内涵意义、艺术形态、规模时限等，虽然是多样的，但都必须以其作家群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的大致相同或相似为基础。流派的主要标准就是艺术风格的趋同性或相似性。
一、黄土文学流派与山药蛋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两个大的文学流派，即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其中白洋淀派以挖掘、表现生活中的美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为主要特征，与黄土派区别明显。但长期以来，评论界却因地缘关系较近，创作题材、艺术手法类似等原因，把陕西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与山药蛋派相混淆，将柳青和早期的陈忠实看作是山药蛋派在山西以外的影响和延伸。如席扬、段登捷在《文化整合中的传统创化——试论“山药蛋审美”在解放区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中写道：“由‘问题’来强化艺术视觉，捕捉创作灵感，酝酿结构秩序，被许多作家使用。以反映现实题材创作为最，《创业史》堪称代表。”[106]周迪荪1981年在《由“山药蛋”派的寿命所想到的》一文中以陈忠实为例：“难怪有人说陕西青年作家陈忠实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与当前某些流行作品相比，是质朴有余而绮丽不足，显得‘土气’。”[107]赵树理树立了农民写作、写农民生活的范例，山西作家就树立起了“山药蛋派”的旗帜，柳青则是新中国陕西作家群的领头人，甚至可以说是陕西乡土小说界的奠基者，他们都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对生命力的强烈关注。从表面现象看，柳青和赵树理的确有许多相同点：一是他们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作家，是《讲话》精神的首批忠实实践者；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期扎根某一地区和农村，立志农村题材创作，描摹农民生活；三是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且都写了“中间人物”……如此多的相似、巧合，难怪论者把他们归于同一流派。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比较其艺术风格和创作特点，他们是有质的不同的。
第一，山药蛋派，以短篇小说为主，作品量大，时事性强，注重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所以，存在着反映农村生活面不够广阔，内容不够充实的缺陷，在表现形式上照顾故事性，有重事轻人的现象，人物缺少实在的内心流程，缺乏深度和立体感，更缺少形象高大的典型人物。黄土文学流派作家们的共同点是“产量不高”，但都厚积薄发，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由短篇起步，中篇练笔，不惜一生心血铸造长篇巨擘，并将独特的血肉丰满的民间英雄塑入中国当代文学殿堂。《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虽然只完成了不到一半，仅第一部就已令人惊叹不已；《平凡的世界》皇皇三部，百万余字，用生命铸就；陈忠实的《白鹿原》不仅可以是“枕头工程”，而且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最重要的收获”[108]。他们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高增福、孙少安、孙少平、白嘉轩、朱先生等等一连串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如果把山药蛋派的作品比做小米稀饭、馒头咸菜，可口的“小快餐”，那么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品则无疑是鸡、鸭、鱼、肉丰盛的“大席面”。
第二，山药蛋派最大的特色从其命名就可以看出，它追求通俗性，自觉以农民作为读者对象，风格质朴，为实求实，常带“土气”等等，突破了文学大众化的难关。柳青、路遥、陈忠实等黄土作家则不同，他们是为社会做记录，他们的作品，更倾心于凝重而又雄浑的史诗风度。正如路遥对柳青的评价：“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他绝不是一个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说成是‘山药蛋’。”[109]的确如此，如果把《白鹿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所叙说的时代串联起来，从20世纪初清朝的覆灭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期，是将近一个世纪黄土地上的变迁史，是多么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啊！
第三，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继承多突破少，他们的作家群里文学成就几乎没有超过赵树理和孙犁的。而黄土文学派却不同，路遥和陈忠实承继了柳青农村题材、现实主义这个传统并各自有不同的艺术突破和文学精神上的超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的代表作都是里程碑，但一个比一个高。这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创作旺盛期不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经历、机遇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柳青“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自己的歌喉；他处心积虑地企图使自己突出一般人”[110]的精神和对世界文学大师巨著的研究、吸收。长期以来，评论界有一种误说，认为他们出身于苦难的三秦乡下农家，生活底子虽厚但文化底子较薄，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此说看似颇有道理，柳青和陈忠实确实没有上过大学，路遥又是“工农兵学员”。其实错了，貌似“修表匠”的柳青，可以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大博士；路遥、陈忠实通过对世界名著系统的博览和精研，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等等，了如指掌，深谙于心。他们的手法，他们作品的分量在创作的准备阶段都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反反复复掂量过的，正是他们的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才使路遥拿青春和生命作“赌注”的《平凡的世界》突破了柳青，陈忠实厚积薄发的《白鹿原》超越了柳青。
二、黄土文学流派与“西部文学”
西部文学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其实质是对西北五省区作家群的概称，经过多年讨论，西部文学的提法虽然已经被评论界认可并广泛使用，但它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名实是否契合至今仍有商榷之处：一是如果西北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西部，那么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是不是也是“西部”呢？二是如果从地理版图划分，那么，处于国之中心的陕西无论如何是很难划入中国西部的，充其量只能算东、西部的过渡区。因为从自然环境、民风民俗、文化历史等方面，陕西在人们意识中与高原雪域、大漠戈壁、草原绿洲、驰马游牧、酒肉歌舞等西部边疆大相径庭。
除了秦岭以南和陕北北部（榆林地区）分别属于长江流域文化和塞外文化外，陕西主要是黄河中原文化区。这里的环境是黄天后土，这里的民习是耕读传家，米面为主，这里的水土塑造了秦人的灵魂：木讷厚重，沉稳坚实；这里的文化也决定了文化人的品质和作品风格：执着坚韧，厚重大气。所以，陕西的文学是西北地区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它和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文学却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当然，如果把陕西作家归入西部文学也未尝不可，事实上西部文学论者也始终是这么认定的。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西部幅员辽阔，自然环境、民族风习、人文历史，差异很大，各不相同，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整个东、西部之间不仅创作水平落差较大，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高于全国水平线，有的地方似乎刚刚摆脱了文艺的萌芽状态，而且无论从创作题材、艺术风格甚至体裁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回首当代西部文坛，这种差异一眼便知。一是文学样式上，小说在陕西比较兴旺，诗歌却崛起于新疆、青海等西部边陲，如20世纪50年代大西北的歌手闻捷的诗和新时期甘、青、新等省（区），以周涛、昌耀为代表的新边塞诗，在全国影响较大。二是题材上，陕西作家们主要是农村题材，注重反映黄土农耕文化，而中西部的作家主要是民族风情和边疆风貌。三是在创作风格上，西部作家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作品风格明显不同。如陕西作家特别是黄土作家们，偏重于历史纵深厚重感和史诗性。而中西部的文学更注重力度：粗犷深沉、苍凉奔放、雄奇古朴。如在当代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家张贤亮、张承志等就具有这种风格。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人、作家亦不例外。陕西的水土同时还滋养了黄土作家们相较于其他西部作家，表现得更为突出的艺术特色。
第一，执着的艺术追求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创作态度。“陕西作家偏重于现实主义作为精神而非仅为一种创作方法出现在文学之中，他们追求的现实主义骨子里就是‘求真务实’，就是秦地农人式的朴素理解：‘咥实活！’”[111]陕西人性格朴鲁执拗，既是缺点，更是优点。这是做事的基本方式，也是“一根筋精神”，他们具有突出的秦人性格、特点、气质，大气内向，执着好强，他们对文学痴迷甚深，矢志不移，表现了一种圣者的殉道精神。他们守着自己心目中的神明，默默耕耘，其勤奋精细程度，其煎熬甚至牺牲精神无不令人叹服。柳青临终之前，“向医生提出一个‘建议’：‘让我再活几年吧。’这并不是为了贪生，他紧接着前面的一句话，大动感情地呼喊：‘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呀！’不难看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112]陈忠实有“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文学依然神圣”的名言，路遥因拼命写作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邹志安英年病逝前还说他对文学“不悔”，都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陕西黄土作家的小说创作，你可以在艺术上、在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进行批判，但是在生活积累甚至在生命体验上，几乎无可挑剔。他们的小说，面对现实，直面人生，关注生活，关注历史，忠实地做着社会进程的“书记官”和“社会眼”。在热恋的土地上和人民中，共同探讨着人如何活得更合理、更美好的永恒的主题，坚守了严肃文学的阵地。
第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良好的文化氛围。读他们的作品时，都确实地从小说的环境、人物及心灵情感诸多方面，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内容，看到非同一般的地域文化特色。作家作品的这些收获，其实就是历史悄悄地给予作家的无声帮助。历史文化的滋润熏陶，乡土情结的缠绕萦怀，使陕西的读者群对文人、作家非常崇敬和拥戴，也就不断涌现着做文学梦的文学爱好者，转而从事写作，冷不丁就冒出名不见经传却出手不凡的作家、作品来，陕西的作家群不断发展、壮大，共同支撑着“文学依然神圣”的忠诚信念。其实，黄土文学的上述特点说起来也很简单，概而言之，就是舍生忘死撰《史记》的“司马迁精神”。
三、黄土文学与“陕军”“陕风”
自1993年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集束出击，长驱“东征”引发文坛大地震以来，“陕军”“陕风”等词汇就不仅是陕西作家群的代称、简称，而且具有了文学集团和文学流派的意义。白烨在他的《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一文中这样说：“谈到1993年的‘陕军东征’，不能不使人想到1992年陕军的损兵折将。这一年的下半年，先是路遥的因病去世，紧接着邹志安又因病身亡，路遥终年43岁，邹志安终年46岁，都正当人生年富力强之时，他们都是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的。他们患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清贫的生活状态中顽强不息地追求文学，乃至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去拼命创作，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陕军连损两员大将，损失是灾难性的。据陈忠实讲，1992年，陕西作协连同老作家杜鹏程逝世，整个下半年间都在为一个又一个的作家办理丧事，满目是白花，充耳是哀乐，那种低沉、阴郁的调子似乎成了基本的生活氛围。对于陕西作协和陕西作家来说，1992年是黑色的。虽然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氛围，陕西的作家们仍然没有停止文学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在1992年初，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贾平凹创作了《废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来《热爱命运》，高建群写就了《最后一个匈奴》。当这五部长篇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京城五家出版机构时，谁能说这个体的创作行为里头没有包含着整体的文学精神呢？个性中保有共性，偶然中寓有必然。他们没有在文学的苦旅中倒下来，他们的成果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因此，就有了‘陕军东征’，就有了扬眉吐气的1993年。”[113]“陕军东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确已深深地给文学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也唤起了人们对产生这种文学现象的地域文化的关注。2000年3月18日，陈忠实做客网易嘉宾聊天室，回答网友的提问时这样说道：“陕西作家有一个大派叫做黄土派，但大派里面风格各异，都具个性，差异很大。”[114]因为是聊天，也许有调侃的味道，但他说出了一个实话：陕西作家风格不同。只不过他把话说反了，应该是：陕西作家是一个大派，大派里面都有个性，风格差异很大，异彩纷呈，其中有一个成型的流派，那就是黄土派。
讲到陕西作家群，本文已对柳青、路遥、陈忠实这三位黄土文学流派作家的代表做了分析，他们风格上的共同之处可概括为：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史诗追求，这是符合流派形成规律和标准的。同时，“任何一个流派都包含着一个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中的所有作家，无一不是个性与共性的奇妙统一。一方面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只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他们各个人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中又下意识或者有意识的潜在着或者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相近似的共同的东西，这对一个文学流派来说，‘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缺了‘一方面’，作家的创作便违反了文学的不可逆性，淡化或者泯灭了文学的个性和创造性；缺了‘另一方面’，则又会失去组成流派的基本构架和维系流派的美学纽带。所以一个文学流派，其作家群中所有作家的创作，都必然和必须以各自的方式，殊途同归地实现在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上的个性与共性的结合与统一。既然这样，在对任何一个维系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都是对这个流派的作家群中的所有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共性的多层次、多角度、多质点的大范围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通过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对整个流派的特点和性质能获得整体的、深刻的认识，而且尤其能够对每个作家的特点和风格、优点和缺陷、现状和趋向等，看得十分清楚，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行恰当的概括，从而达到有力地驾控文学发展和能动地指导文学创作的目的。”“任何文学流派都是充满动态感，都始终处于不停顿的变化中，都是艺术个性和艺术共性的奇妙契合，其范畴、成员和作品的界定和认定，始终是一个模糊值，只能是一个模糊值。”[115]根据这一原则，陕西的其他作家如高建群、杨争光、王宝成、冯积岐、李康美等，他们某一时期或某些作品具有上述共性，也大致归于这一黄土文学流派。但是，陕西的其他作家虽然与上述作家某点风格相似，但总体差异较大，很难归于这一流派。我们可以大略作如下的区别和界定。
首先，看“陕军”第二代领军人物之一的贾平凹，商洛丹凤县人。其作品以《废都》为界，前期的散文、小说即他的“商州系列”作品，和后来创作的作品《秦腔》《带灯》《极花》等，基本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农村生活。但这个农村，其实就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商州，“商州，实在是一个神奇的土地呢。它偏远，却不荒凉；它瘠贫，但异常美丽。陕西的领土，绝大部分属于黄河流域，但它偏为长江流域。他是八百里秦川向汉中盆地的过渡。”[116]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事文学创作后，商州一直是我的根据地，或许我已经神话了它，但它是我想象和创作之本。”[117]从地理风貌上来说，商州属于陕南秦巴山区，有秦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有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互渗，和处于黄河流域的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不同，它处于长江流域。在贾平凹的创作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于他通过描绘陕南特有的文化、乡土环境中的生存方式和风土人情，展现出陕南民间美好的人情和人性，他试图营造出一个具有理想化和诗意化的梦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是率性自然的，是处在本真的生存状态之中的。贾平凹曾对他创作的商州系列作品解释说：“但她（商州）的美丽和神秘，可以说在我三十年来所走的任何地方里，是称得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赞誉。”[118]贾平凹认为商州（陕南）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这里的树木全都带有了灵性。他在作品中将商州和商州人称作是“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119]，这里的树细而高长，向着天空拥挤，炊烟也被拉成一条直线，山的悬崖险峻处则树木皆怪、枝叶错综，白云忽聚忽散、幽幽冥冥，这里的水，如晶莹、似玻璃、似绿绸，清澈见底。山有多高，水就有多深，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屋后有扶疏的青竹，门前是夭夭的山桃。贾平凹将自己故乡美丽的自然风光描写得如诗如画，无论是山峦、树木、花草，还是白云、流水、炊烟，这里的人文风情更是温馨动人。作者同样深情地把商州人称作“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120]。在淳朴民风的陶冶下，人人都有着一颗纯洁无邪的美好心灵。在他的笔下，商州的男人虽不高大，但个个都很强悍，忍耐力更是罕见；商州的女人都是健美异常，个个都是双眼皮，睫毛也是长而黑，还非常温顺、善良；商州人也非常热情好客，尽心相待，总将自己家最好的吃食全都拿出来招待客人，把好酒给客人喝，天冷路滑，他们扶你，背你，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宁叫人亏我，不叫我亏人”是这里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在贾平凹看来，商州人非常善良和纯洁，保持着淳朴随性的民风民俗，贾平凹对乡土文化的理想化塑造，使这种乡土社会具有了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文化精神。这里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兼北部之野旷，融南部之灵秀，有相当深厚的古文化的积淀，民间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文艺，更像空气一样清纯和充盈，呵护着作家的灵泉慧根，贾平凹深得故乡商州山地的滋养，得以脱颖而出，他长于选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来描写商州的风物、人情和古老的生活情调。古老神奇的棣花镇、美丽传奇的宋金寨、深藏历史传说的商山四皓墓、脊雕五禽六兽的古老宅邸、命运多蹇不入时调充满灵气而又染上世间风霜的商州山村女子、传统而又保守顽固的老者。这一切的一切都被作家涂上一层浓厚的商州文化色彩，他是商州地域文化的挖掘者、体现者、保护者、研究者、书写者、传承者……他的作品基本上从未离开家乡的人、事、情和民风民俗，所有这些与笔者所说的黄土地上的农村题材有着巨大的不同，他拥有着丰厚的农村经验，熟悉农民的心理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自己的农村想象。从《小月前本》《正月·腊月》《浮躁》《高老庄》《怀念狼》《天狗》《商州》《浮躁》《我是农民》《秦腔》《老生》《带灯》一直到《极花》，贾平凹沿着家乡的山间小道一路走来，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出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表现了喧嚣的现代文明与宁静的田园牧歌生活的巨大碰撞，写出了家乡的现实景象和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缓慢前行的足迹，他用自己的艺术之笔勾画出了一幅幅家乡的山水风光图，规模具备史诗追求，主题却未能一以贯之。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作家的共同点是“产量不高”，由短篇起步，中篇练笔，不惜一生心血铸造长篇巨擘，并将独特的血肉丰满的民间英雄塑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殿堂，而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与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们一生只有一部长篇小说问鼎文坛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不同，他目前已经写出了十几部具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在作品的题材与艺术风格上与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也是不同的，他的表现手法不是单一的现实主义了，作品中吸收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黑色幽默”“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的多种手法，在史诗的追求上也不能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相媲美，与文中所说的黄土文学关联不大，因而将其排除在黄土文学之外。冯健男20世纪80年代初在《漫谈“白洋淀”派》一文中写道：“远在陕南山区的贾平凹所写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很有些孙犁作品的味道和气息，简直可以归入‘白洋淀派’了。”[121]陕西评论家李建军认为：“贾平凹受柳青影响较小；他身上更多的是南方人的气质！因此更倾向、更容易接受沈从文、孙犁的影响。”[122]评论界在论述陕西作家的共同特点时，大都用括号作“贾平凹例外”的提示。他后期变化更大，或尝试意象手法或探索寓言表现，艺术描写对象也向城市转化，几乎一个作品一个风格，很难用一种模式概括。所以，贾平凹不属于黄土文学流派，也不属于任何流派，贾平凹就是贾平凹。
其次，再看势头正旺的叶广芩、杨争光、李康美、高建群、红柯、冯积岐、爱琴海、寇挥等青年作家，他们所拥有的区别于黄土文学流派作家本土经验的异地文化背景，使其作品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了某种新变，“一经出现在文坛上，就以其别具一格的艺术个性令人刮目相看”。[123]叶广芩满清皇室后裔身份，决定了她的写作基调是以清代皇家贵族后裔的命运和生活为主要特色，涉猎广泛，写北京亦写秦地，优雅从容、独特而深沉的生命体验消融在她的作品之中，是带有贵族文化气质的作家，形成了一种别样的艺术样貌和审美视觉。李康美着意于爱恨情仇。高建群在新疆当兵五年经历，笔下常生漠北雄风，因此说他实际上有三个精神家园：渭河平原、陕北高原和新疆的阿勒泰草原，虽也写陕北题材的小说，但模式就完全有别于路遥等人；红柯十年西域之行，熟稔于西部边疆生活，使他拥有了一种别样的生命经验，笔下更多出现的是草原、戈壁、沙漠等景象，其作品表现出一种血性的英雄主义和传奇的浪漫色彩；他们俩以写西部著称，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西部风格。爱琴海与寇挥敢为陕西先锋小说之先，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可见他们是因为生活经历和阅历的不同，或是因为自觉选择，或是因为家庭出身背景使得其创作底色中均不只有一种“黄土的色彩”，其创作的整体面貌有别于陕西第一二代作家。正如著名评论家何西来所言，“在作品风格中，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起着关键作用。”[124]他们“不断地实现各自的艺术探索和艺术突破，以鲜明的艺术个性闪耀在当代文坛上”[125]，构成陕西文学大省异彩纷呈的文学风景，他们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流派，但与黄土文学流派相去甚远。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能够在半个世纪之久的陕西文学流变中自成一派的，非柳青为首，路遥、陈忠实为继的这三位作家莫属，这也就是所谓的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因此，对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定义：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是发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柳青开创，路遥、陈忠实等继承并不断发展、突破、超越，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叙写黄土地上农村的社会历史文化、时代变迁，追求史诗品格的作家群。他们是陕军的一部分，是陕西文学中的中坚力量和文学主流，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精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并具有重要地位，他们虽然形成时间漫长，队伍不是很大，但他们是正在进行中的不断发展壮大的典型的现实形态的文学流派。
第五节 黄土文学流派的现状及研究意义
黄土文学流派这一观点，是笔者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论黄土文学流派》一文中提出的，之后东北师范大学的寇雅静在她读研究生期间，看到了笔者写的论文之后，为完成她的硕士毕业论文《面朝黄土 背负青天——论陕西作家群中的“黄土文学流派”》，采用了这一说法；2015年6月28日，“白鹿书院”成立十周年庆贺暨黄土派文学研讨会上，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提出了黄土派文学研究的设想。他说“‘黄土派’文学，时间上指的是从1942年红色延安的革命文学以来，地域上指以陕西关中的黄土平原和陕北的黄土高原为区域范围，创作上以作家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柯仲平、戈壁舟、李若冰、魏钢焰、路遥、陈忠实、和谷、刘成章、冯积岐、杨争光、王蓬、红柯、叶广芩等三代作家为对象的文学流派研究。这三代作家，尽管他们的思想侧重点不同，艺术透视的焦点也有异，但可以概括出一些共同的艺术特征：一是以黄土地的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重点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大群体——农民；二是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三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历史意识；四是深入生活，贴近时代；五是着力探寻北方大地的乡村美学；六是重视作家自身的人格修为。”由此可知，“黄土文学流派”这一提法，已经得到了学术界一些专家、学者的认可，这对进一步加强黄土文学流派的研究在当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其实流派研究，实际上是以风格研究为基础的综合性和全方位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能对创作实践和文学运动的总格局、总趋势进行群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而且能够透视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的融汇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特别是它还能在多层次、多趋向和多品类的比较中，对现实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施以正确的认识，做出科学的判断，进行能动的指导，这便是对现实形态文学流派研究的实际意义。
几十年来，陕西长篇小说的崛起带来了评论的空前繁荣，无论从数量、质量到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均为世所罕见，使陕西的长篇小说评论向纵深化、广阔化乃至成熟化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陕西的文学评论还缺乏对长篇小说的总体态势、特点、优劣及趋向等整体现象的研究，特别是对以地域、风格为基础的流派研究不够，没有形成气候，虽然许多论者对“陕军”“陕风”的研究具有流派学意义，但由于陕西作家群创作题材、创作手法、艺术风格差异较大，很难准确把握总结出他们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对当前的文学创作指导性不强。应当看到，陕西作家已经形成或可能形成多个流派，其中以柳青、陈忠实、路遥等为代表，以黄土文化为背景，视文学为生命并不断创造“史诗”的作家群，不仅是陕西文学大省的主要支柱、主体力量，而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典型的文学流派。总结他们创作特点、经验得失，探究他们的创作道路、文学渊源，弘扬他们的艺术追求、创作精神等等，对于陕西文学的持续发展、不断创造辉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纵观陕西文坛近年的现状，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于陕西文学的研究始终停留在老一辈作家的身上，但是随着老一辈以及第二代作家的去世，陕西文学的研究也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比如，自从路遥去世后，陕北文学的写作逐渐消失，然而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人们似乎又对这种文学的研究重视起来；陈忠实所代表的独具关中特色的创作风格的写作，好像也处于停歇或者转型的转折点上，作家去世之后，电视剧《白鹿原》的播出，似乎也没能再次掀起评论的高潮，其他几位有实力的作家把精力转投影视等等原因，陕西第二代小说家艺术创造的突发性的爆发力目前已经消退，数十年的实绩惨淡，在题材、叙事、风格等方面的认同、因袭和模仿，使其因强烈地域性特征而具有的独特魅力正在渐趋淡化，显露出陕西文坛后继乏人的错觉。
事实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已走向成熟的陕西第三代青年作家队伍阵容是庞大而整齐的，每年都有数部作品问世，且屡屡获得大奖。叶广芩的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长篇小说《青木川》分别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红柯的短篇小说《吹牛》《美丽奴羊》和长篇小说《天下无事》分别获得中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陕西作协吉元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温亚军的短篇小说《硬雪》《驮水的日子》分别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吴克敬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状元羊》分别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和第二届柳青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冯积岐的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张虹的中短篇小说集《魂断青云岭》、高建群的长篇小说《愁容骑士》、鹤坪的长篇小说《大窑门》、马玉琛的长篇小说《风来水来》、炳煌的长篇小说《古城岁月》分别获陕西作协吉元文学奖优秀作品奖。方英文的《落红》、孙见喜的《山匪》、李春平的《步步高》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张虹的《小芹的郎河》、吴克敬的《五味什字》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李凤杰的《拯救男生》、阎道勇的《银子放光的故事》分别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寇挥的长篇小说《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王晓云的中篇小说《海》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文学新人奖。冯积岐的《村子》、马玉琛的《金石记》、张兴海的《圣哲老子》、党益民的《石羊里的西夏》、高鸿的《农民父亲》获第二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冯积岐的《逃离》、寇挥的《北京传说》、安黎的《时间的面孔》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李康美的《空村》、刘爱玲的《上王村的马六》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黄建国的《一个叫红六的人》和军校《卖羊》分别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外，还有孙卫卫获冰心儿童文学奖；王飞获全国百花文学奖；李小洛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王朝阳获郭沫若散文奖；安武林获张天翼童话寓言奖。然而，“他们与同辈的佼佼者红柯、高建群们在透视生活之入场，阅读生活之出场，和生活认知思维定力上尚有一定的距离；比之上代的作家路遥的善感知，陈忠实的穿透力，以及前辈柳青的生活认知的恒定理念，尚待补差的空间较大”。[126]因而整体而言，缺乏境界阔大、思想成熟、技术圆熟的“拳头”作品，影响力不够，毕竟文学的竞争是质而不是量。按理说，这一代作家应该不存在评论家对上代作家指出的文化底子薄、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缺陷，也没有那代作家创作环境条条框框的限制，为什么出不了“拳头”作品呢？就是因为陕西文学依然有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难以摆脱对其他事物的依附，缺少文学应有的独立性，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不能有当代的大局意识，缺乏文学所应有的反思性，对于经典的盲目崇拜。换句话说，陕西文学一味地肯定经典、肯定权威，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缺乏创新意识，沉浸在旧的文学圈子的温床中。作家的创新意识、时代意识并不强烈，他们沉浸于自己的创作习惯之中，要么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要么成为自己生活的撰稿人，一种私有的写作。甚者，还有的作家仍然没有融入时代的洪流之中，依然满腔的小农生产者的意识，心胸狭隘，没有长远地看待问题的眼光，对现代化的都市文明充满敌视，不能接受现代文明。虽然社会的、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柳青对社会时代变革、深入扎实的生活实践功力，没有路遥为文学献身的英雄精神，没有陈忠实那种对黄土地厚重历史文化的钻探深度和对文学的虔诚态度。所以，继承宝贵遗产，发扬优良传统，仍是陕西文学再度辉煌的良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学思潮、文学花样如何翻新，文学最基本的精神、传统只会发展，不会过时，陕西作家要想有所作为，柳青、路遥、陈忠实们走过的道路是最靠得住的。黄土文学流派正在发展，黄土文学流派不是昨日黄花，它是正在发展中的现实流派，这也是倡导黄土文学流派研究的最终目的。
世界皇皇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文历史息息相关，而时代与人文历史对文学、艺术等不同形式的影响是同一的，也是同步的。近年来，西安美术学院对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的研究已经起步，“陕西省黄土画派研究会”于2004年宣告成立，该课题此前已被列入学院研究课题计划并列入美术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刘文西以展示陕北黄土地上的人物和领袖系列的人物画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大师地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从江南来到陕西，从此陕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与黄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足迹遍及陕北的山沟、高坡、窑洞、农户人家……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辛艺术探索，终于开创并形成了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
黄土画派研究会以人物画为主，尤其以表现黄土地人物风情兼及山水、花鸟为主的特点为研究重点，站在民族文化和当代文化背景下，审视地域文化与民族总体文化的关系，分析黄土画派在地域文化和民族总体文化中的地位，揭示具有地域美术特征的黄土画派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存在意义。目前，该项课题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有不少论文发表，也有专著的出版。
比较刘文西和柳青，他们投身艺术的时代、生活源泉、艺术思想、艺术风格、创作精神、创作成就等方面，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实际上，他们都是忠实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并取得累累硕果的艺术大师。由此不难看出，黄土文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共同的影响力。同时，黄土画派的确立，也为黄土文学派的创立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性、必要性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