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海顿、莫扎特与贝多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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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文献

许多音乐家觉得有必要将他们的技艺和他们对艺术准则的认知传承下去,这种愿望就像期盼听众欣赏他们的表演和他们的创作一样强烈。在十八世纪的进程中,许多著作出版后成为某种乐器演奏教学的基本指南:这些著作通常包括一些著名的旋律,甚至还收入了组曲和奏鸣曲(最常见的是将它们称为“教程”[lessons]),初学者利用它们既可以达到技巧的熟练,又能够进行再创作。就在1760年到来之前的那个时期内,三部很有分量的著作相继问世,分别描述了长笛、键盘乐器与小提琴的技艺:约翰·约阿希姆·匡茨(1697—1773)于1752年出版了《长笛演奏法论稿》[Versuch einer Anweisung die Flöte traversière zu spielen];C.P.E.巴赫于1753年和1762年分两卷出版了《键盘乐器的正确演奏法》[Versuch über die wahre Art das Clavier zu spielen];莱奥波德·莫扎特(1719—1787)于1756年出版了《小提琴演奏要义》[Versuch einer gründlichen Violinschule]。在相对受到忽略的近两百年之后,这三部著作都已成为全面探索十八世纪历史性本真演奏的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很有意思的是,在匡茨、C.P.E.巴赫和莱奥波德·莫扎特的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于融汇全部知识的那种强烈期盼的音乐审思——先前对此已有讨论,可见于对百科全书派重要思想的阐释。在他们明确描述从乐器的基本技巧到它的全面把握这样一种条理性进程的同时,他们也通过这一乐器的窗口来观察整体的音乐艺术。为了表达他们的艺术思想,他们指明了众多不同的事项:他们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写一部协奏曲;应该如何来即兴演奏数字低音;如何来装饰一首柔板;如何来构建一首幻想曲——换言之,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知识景象,这种景象正是对一个既是演奏者又为作曲家的完美音乐家的期待。

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和音乐家之间的距离并不大。这种情况通常可以从两条线索的划分中得到解释,即:纯理论思考与实践性理论探讨。在成为大作曲家的同时,让-菲利普·拉莫已经在纯理论与实践两条线索的发展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他作曲家的名声确立之前,他的《和声学基本原理》[Traité de l'harmonie réduite à ses principes naturels]已使他获得了一个音乐科学家[a musical scientist]的声望。他主要关注的是构建音乐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就为音乐在万物整体中寻找到一个正确的定位。他具体的目标是展现音乐原始声响的自然音响学基础——在一个泛音列中,八度、五度与大三度是作为基音的上方泛音而存在。从这些上方泛音中推导出大三和弦后,拉莫认为这一和弦以及相随的小三和弦是所有共鸣和声的来源,从中可以形成三和弦的第一转位和第二转位。这就依次导向了与通奏低音相对比的和弦的根音理论与基础低音的观念。拉莫的理论成果在音乐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也许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音乐理论家,同时也是这一时代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另一方面,拉莫和匡茨、C.P.E.巴赫与莱奥波德·莫扎特的信念相一致,即:音乐必须感动听众,要用一种与其他体验密切相关的方法来感动他们。与其他人相比,莱奥波德·莫扎特的关注更多来自技术层面和小提琴问题,但在其论著的最后一章,他甚至这样写道:

依据现代趣味的优秀作品的演释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这些人认为只要他们以自己的意思来装饰点缀一首乐曲他们就能演奏精彩,这些人对乐曲中表现的情感没有丝毫的敏感。 [7]

匡茨也多次提及同一问题,但增加了另一个思考维度,其最简明的论点是:

正如柔板一样,快板中的感情变化频繁。所以演奏者必须设法将自己与其中的每一种感情融为一体,并适当地进行表现。 [8]

在C.P.E.巴赫的著述中,他将演奏定义为“通过歌唱或演奏能使耳朵感觉到作品之真实内容与情感的能力”。他用一段取自其自传中的著名的话语概括了他的信条,其中这样写到:

我相信,音乐必须首先感动人心。只靠敲击声、鼓声或琶音并不能达到动人心弦的目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9]

三人中只有匡茨试图评论这些身体与精神层面的品质,他认为这对一个音乐家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著作的整个第一部分就是集中于这一论题的探讨,其间他用这样的理路向读者再三保证:

任何人只要身体健康,四肢健全,心智正常,多加勤奋,都能够学到音乐的技术手段。
音乐很少得到其他艺术所拥有的那种优势,即便在音乐中显现出某些繁荣,这种繁荣几乎都由多变的态势导致而成。趣味的变化,躯体之力的减弱,青春的逝去,赞助人的消失——许多音乐家全部命运之依靠——所有这些都可能阻碍音乐的进程。 [10]

他的一连串描述和告诫似乎没完没了。事实的情况是:虽然赞助人体制继续向许多不能或不愿面对自由创业制度的世事变迁的音乐家提供庇护,但是十八世纪的作曲家及演奏家与任何其他艺术家相比,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发展在表演与生意经两方面的能量。像演员一样,但与画家及作家不同,他必须熟知表演产生的特有要求——他必须通过其充满活力的情感表达和通过他的乐器来征服公众。他必须用一种传统认可的方式(“高尚品味”)来吸引他的听众。作为一个创作者,他还必须避免任何艰深的技巧或方法,力求简明易懂(“自然的”)。他必须越来越多地与市场打交道,在那里与也包括他自己的商品形成了买卖关系。没什么可惊奇的:很少有音乐家能在艺术领域和日常生活这两个方面都能制胜的,甚至要在一个方面获取成功也显得那么艰难。

注 释

[1].第一幕,第六场。

[2].应当记住的是十八世纪的各个阶层都爱穿制服。在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为国王和一些特邀嘉宾举行的周末宴会上,每一位男嘉宾到达时,都会发现一套特别设计的制服正等着他。低阶层的人穿着制服意味着某种身份的显示,这与其主人的地位有着联系。军人的制服设计得多彩夺目,身着戎装不仅被视为从事最崇高的服务——为国王和国家效力——而且被看作是一种不可抗拒之魅力的拥有者。

[3].“自由”[liberty]是当时另一个时兴语词,其地位与“自然”或“趣味”相同。不仅在哲学中,而且在小说、戏剧甚至歌剧里,“自由”一词都频繁出现。无需把“自由”释义为颠覆政治制度的渴望——一般来说,那个时代并没有显露特别的压迫意识——宁可将它解读为一种信念的表述:所有的问题和行动都应该在理性的范围内展现。

[4].Denis Diderot,Salon de 1763,Oeuvres Complètes(Paris:Assézat-Tourneux,1875—1879)X,p.204.作者英译。

[5].圣灵音乐会的各种曲目摘自Constant Pierre,Histoire du Concert Spirituel,1725—1790(Paris, 1975).

[6].在法国,税款收纳的美差交给了这样一些人,他们会为了国王在某些地区增收税款,这些获得此种特权的税款包收人也得向国王奉上献金。

[7].Leopold Mozart,A Treatise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Violin Playing trans. Editha Knocker (Oxford, 1951), p.215.

[8].Johann J.Quantz,Essay towarda Method for Playing the Transverse Flute, trans. and ed. Edward R.Reilly(London, 1966), p.133.

[9].C.P.E.Bach, Essay on the True Art of Playing Keyboard Instruments,trans,and ed. William J.Mitchell (New York, 1949), p.148.

[10].Quantz,op.cit.,pp.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