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信仰上帝还是相信自己？

在波伏瓦19岁生日前夕，她在日记里失落地感慨自己不再信仰上帝。在孩提时代，波伏瓦相信是上帝主宰了一切。不管回过头来看，上帝主宰得好不好，现在的波伏瓦不得不面临没有了上帝之后的种种问题。如果没有上帝感召，一个人还会有天职和使命吗？如果没有上帝，那是谁赋予了众生、万物以价值？波伏瓦喃喃自语：“也许我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价值必须存在。”思考着这些问题的不止波伏瓦一个人。进入20世纪以来，巴黎的哲学贤者们就在讨论继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之后，哲学的信仰和体验到底还有何益处。

在波伏瓦的一生中，有两次失去对她影响至深，一个是丧失对上帝的信仰，一个是挚友扎扎的去世。扎扎去世之后的至少30年里，波伏瓦都觉得她的自由是用扎扎的生命换来的。

1928年，波伏瓦在巴黎发现了生活里其他的一些乐趣：波希米亚风潮的兴起和反叛的精神、超现实主义、电影戏剧和芭蕾舞表演。那一年，波伏瓦开始在索邦大学念书，遇到了一帮优秀的同侪。但很可惜的是，在哲学概论资格证考试中名列第一的西蒙娜·薇依和名列第二的西蒙娜·波伏瓦并没有成为好朋友。波伏瓦对于西蒙娜·薇依的名声早有耳闻，但不是因为西蒙娜·薇依的聪慧过人，而是因为她对他人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心。当时中国爆发了大饥荒，听闻此事的西蒙娜·薇依竟然掩面而泣，这件事让波伏瓦很惊讶，她觉得薇依竟然能够为地球另一端的人而心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波伏瓦很想认识这个不寻常的女性，但她们的初次对话就在冲突中结束。薇依认为革命更重要，而波伏瓦认为弄清楚人类的存在更重要。薇依当时用一句话结束了她和波伏瓦的交流：“很明显，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饥饿的痛苦。”在波伏瓦看来，薇依是用有色眼镜看待她，并武断地给她贴上了傲慢的小资产阶级的标签。当时波伏瓦觉得薇依这样的判断有失公允，毕竟薇依并不了解她的真实处境，就仓促地下了结论。其实后来薇依也对自己年轻时做的这个仓促判断感到后悔。

在哲学概论资格证考试中位列第三的梅洛-庞蒂后来成了波伏瓦的密友，波伏瓦甚至亲昵地称呼他为“庞蒂儿”。梅洛-庞蒂当时在巴黎高师读书，他的家庭背景跟波伏瓦很相似，梅洛-庞蒂也为自己的信仰问题感到疑惑。哲学概论资格证考试的排名公布之后，梅洛-庞蒂主动去找了波伏瓦，提出要跟她交朋友。渐渐地，他们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也交换阅读彼此的作品。梅洛-庞蒂非常喜欢波伏瓦，于是把自己的好友莫里斯·德·冈迪拉克介绍给她认识。莫里斯对波伏瓦的聪慧过人赞叹不已，也对波伏瓦的信仰状态很感兴趣。同样地，波伏瓦也很喜欢梅洛-庞蒂，于是把自己的好朋友扎扎介绍给他认识。很快，他们四个人就玩到了一起，每周日的早晨他们都一起打网球。梅洛-庞蒂是扎扎认识的第一个知识分子。跟他们交往之后，扎扎开始对之前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充满期待：她想要遵照家人的要求结婚，但同时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精神自由和对真爱的追求。

波伏瓦对遇到梅洛-庞蒂这个谈得来的朋友感到兴奋不已。他们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都是在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中长大，尽管梅洛-庞蒂一开始自认为是一个安静的不信者。后来在巴黎高师念书的时候，梅洛-庞蒂加入了被戏谑为“伪圣人”的组织，因为他们都不太虔诚，也不怎么尊敬神父们。当时的波伏瓦没有什么女性朋友像她一样在学校继续念书，而且她也会用宗教信仰或是家庭背景来轻易地给女性贴标签，不怎么搭理她们。反而，她倒是和“伪圣人”组织里的其他成员成了朋友，比如让·米克尔。他和波伏瓦一样都师从当时的著名学者让·巴吕齐，接受他的指导准备论文写作。

在回忆录里，波伏瓦写到她去听让·巴吕齐的课。让·巴吕齐有篇关于圣十字约翰的文章受到很高的评价。波伏瓦不仅去听了巴吕齐的课，还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另一篇论文。波伏瓦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巴吕齐的敬意，因为他认真地对待波伏瓦，给了她很多批判性的意见。但是在波伏瓦公开的回忆录中，她一直对这篇论文的内容避而不谈，只是说涉及了人的个性问题，导师巴吕齐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之后可以发展成一个正式的作品。波伏瓦的日记明确记载了自己在论文里讨论了爱情和道德的问题，但是回忆录里的闪烁其词不禁让人想问：为什么波伏瓦的日记和回忆录有出入？很可惜波伏瓦的这篇论文并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们没法去其中寻找答案。但是根据日记里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出那个时候波伏瓦的思考已经为后来20世纪40年代她关于道德的哲学思考埋下了伏笔。因为波伏瓦这部分日记之前一直没有公开，很多人都认为波伏瓦关于道德的思考完全是借鉴萨特的。所以波伏瓦是故意在回忆录里隐藏自己的早期作品不让读者知道吗？是因为她担心公开了之后会有损萨特的名声吗？还是因为她觉得20世纪50年代的读者没法相信一个女性哲学家能够影响伟大的让-保罗·萨特的思考？

在20世纪20年代，波伏瓦在生活中很难找到跟她一样对哲学充满热情的女孩子。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从男性友人身上寻求思想的碰撞，她也享受跟他们的交谈和友谊。在《端方淑女》中，波伏瓦坦言，当有女性对男性采取敌对态度时，她感到很惊讶。因为对她来说：“从一开始，男性就是我的同伴，而不是我的敌人。因此我完全不会去嫉妒他们。我现在理解了我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不寻常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我享受了某种特权。”回望过去，波伏瓦认识到自己因为学业优异，享受了某种象征意义上的平等，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种象征意义上的平等是有问题的。在学生时代，波伏瓦之所以没有觉得自己跟男性不平等，其实是因为这些男性根本没有把她当作竞争对手去看待。因为在法国的教育系统里，男女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波伏瓦和其他女学生只是定额外多出来的，她们也不会和男学生去竞争相同的工作。当时的法国给女性提供教育，但是这些女学生今后就算学成了，也只能去女子学校教书，因为大众认为男性不适宜去女子学校当老师。

根据戴尔德丽·贝尔的记载，当波伏瓦发现梅洛-庞蒂并不像她一样是无神论者之后，她对梅洛-庞蒂热情有些减淡。因为波伏瓦很失望，梅洛-庞蒂竟然认为宗教能够为人们提供真理。对于这件事情，波伏瓦日记里的记载再次和回忆录中出现矛盾。波伏瓦在回忆录中浓墨重彩地描写自己不再相信上帝之后的失落，却在日记里对此一笔带过，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在回忆录里，她写道当自己领悟到上帝不存在时，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之前的信仰”。她斩钉截铁地告诉读者，她的无神论信仰自此从未动摇过。她借用圣奥古斯丁和布莱士·帕斯卡的例子，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世间万物一瞬间都安静了。不再信仰上帝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她感觉到了“孤独”之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波伏瓦日记里记载的远没有这么决绝和突然。直到1928年，波伏瓦20岁的时候，她仍然对天主教态度暧昧。后来波伏瓦也坦言自己童年时笃信上帝是因为家庭环境使然，并非发自内心。读大学的时候，她猛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智力超群的信教者当中，他们在拥有信仰的同时也保持着质疑的精神。当时的波伏瓦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哲学新星，遇到新的异见时，她不会选择固执己见，也不会为了坚持前后一致而假装不为所动，她能够辩证地去审视它。

让我们重新回溯一下波伏瓦回忆录所记载的内容。在1958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波伏瓦说自己儿时坚定地信仰着上帝，堪比她那虔诚的母亲。波伏瓦一周会做三次弥撒，也会定期参加静修。她自己会进行冥想，甚至会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记录自己的想法和“圣洁的心愿”。她想要更靠近上帝，但是并不知道该如何实现。那时候的波伏瓦认为未来最好的人生选择就是成为一个加尔默罗修会的修女，一心信奉上帝。

波伏瓦在后来的人生里积极地投身政治，但是年轻时的她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一部分原因是她觉得自己无力去改变外部世界，因此只能转而关注她能够控制的范畴，也就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波伏瓦看来，宗教会训诫人们谨守道德，同时波伏瓦也在书籍里读到另一种神秘的宗教：故事里的圣人们笃信上帝，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与上帝结合，从而获得永恒的平静与快乐。基督教里历来有肉体憎恶的传统，世界各地的宗教也常常宣扬对身体实施苦行主义能够带来神秘的体验。波伏瓦也试着给自己创造了一种苦修的方式，她用浮石刮自己的皮肤直到出血，用项链狠狠地勒自己。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带给她期待的结果。

在《端方淑女》中波伏瓦解释说自己想当修女只是随口一说，但其实波伏瓦可能真的有过这样的想法。小时候在乡村度夏的时候，波伏瓦为了看大自然渐渐苏醒的样子，早晨会很早起床，就为了享受“美丽的地球和上帝的光辉”。波伏瓦在回忆录中也几次提及自己与上帝和自然之美产生连接的神奇感受。然而，回到巴黎的时候，波伏瓦感觉“上帝似乎被人们藏起来了，因为他们埋首于自己的事情当中，忙得头重脚轻”。

波伏瓦开始对从不露面的上帝感到困惑。她甚至认为上帝完全是这个焦躁不安的世界的局外人。波伏瓦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和学校里的老师都认为教皇是圣灵选出来的，波伏瓦的父母认为教皇不该干涉俗世的事情。因此，当莱奥教皇十三世几度为了社会问题而发出教皇通谕时，弗朗索瓦丝认为教皇背叛了自己神圣的使命，乔治认为教皇背叛了国家。作为被上帝选出来的在尘世的代表，教皇却不可以关注尘世，波伏瓦不得不说服自己接受这样一个悖论。

波伏瓦开始对这些掌管尘世的所谓的基督教徒感到反感。她觉得学校里倾听她忏悔的神父辜负了她的信任。16岁那年，波伏瓦在圣叙尔比斯教堂附近的一个书店寻找一本书。当时她向一个男店员询问，他走到书店里面，要波伏瓦跟他过去。波伏瓦以为他要拿书给她，没想到他竟然把自己勃起的阴茎露出来给波伏瓦看。波伏瓦被这件毫无预警的荒唐事吓着了，落荒而逃。

埃莱娜也说过，她和波伏瓦的童年感觉好像被上帝压垮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地受到上帝的重压。家里所有的男人，不管是在巴黎的还是在利穆赞的，都从来不去参加弥撒。埃莱娜由此得出结论：男人是一种更高级的物种，他们被上帝豁免了。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波伏瓦会反对童年时笃信的天主教义，因为这些教义只不过是被用来巩固已经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男人们一个个恣意挥霍，成天享乐，却要求他们的妻子要像圣人一样受苦受难，然后再拿天主教义去美化女人所经受的苦难，说这样女性才能自洁成圣。

在《端方淑女》里，波伏瓦说自己那个不信教的父亲和极其虔诚的母亲就好像是她内心两个极端的代表。父亲代表了理性的那一面，而母亲代表了灵性的那一面。这两个异质的领域完全没有共同之处，波伏瓦也渐渐觉得人类的文化、政治、商业、礼仪和风俗都和宗教没有关系。因此她把上帝和尘世的生活分开。这样的态度对她后来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

面对哲学的空白和宗教的伪善，波伏瓦决定不再相信一个充满了矛盾的造物主，而是选择想象一个没有造物主的世界。当她放下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之后，波伏瓦跟好友扎扎坦白说自己想成为一个作家。扎扎回应她说，像她母亲那样生九个孩子，跟作家写书一样好。这个回应让波伏瓦很震惊，因为在她看来，这两种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可比之处。波伏瓦觉得，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只是在无止境地重复相同的事情。

生活和作品对于波伏瓦来说总是不可割裂的。波伏瓦的生活会提供给她需要解答的问题。这些宗教问题波伏瓦后来在《第二性》中也都有探讨。在那段时间里，波伏瓦不得不为了自己的信仰踌躇，一开始是为了学业，后来是因为失去了重要的朋友，波伏瓦不得不直面死亡和不公。

在1926年到1927年之间，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其实她希望能够有一个像上帝一样的绝对存在，可以“合理化她的人生”，不过她不想从理性的角度去承认这一点。波伏瓦的一生中很多次渴望能出现这样一个存在，帮助她找到意义或者是救赎。1927年5月，波伏瓦写道：“我想我还是想要相信上帝的。”到了7月，她写道：“要么信上帝，要么什么都不信。”但是为什么一定是基督教上帝呢？波伏瓦没法从哲学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她和好朋友莫里斯·梅洛-庞蒂就这个问题讨论过几次，她感到梅洛-庞蒂太过于相信天主教信仰和理性推理。1927年7月19日，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庞蒂儿支持哲学是因为他相信理性的力量，而我支持哲学恰恰是因为理性的无力。谁能证明笛卡尔一定要优于康德？我到现在也仍然坚持我在索邦时候写的：如果你只有理性，你最终只会剩下非理性的元素。”

我们从波伏瓦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她觉得哲学有时候太过于异化，因为它总是要求冷冰冰的推理。波伏瓦觉得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孩“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的推理，还要有一颗渴望征服的心灵。因此我仍然想要做一个女性，也许我的头脑更男性化，但是我的情感仍然是女性化的”。波伏瓦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身体力行的哲学，因此她开始对哲学家于勒·拉尼奥产生了兴趣，因为拉尼奥不仅写理性推理，也写自由和欲望。拉尼奥认为，人的欲望也是一种需要去相信的有力冲动。波伏瓦对此非常认同，她在日记里写道：“哦！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会有那种我爱到想要为之付出全部的人吗？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我不知道，我感到很疲倦，为什么找到他如此困难？”

波伏瓦觉得自己的心灵极度空虚，她在日记里写道：“能够填补我心灵空洞的人并不存在。”如果这些文字在她日记中出现得更早一些，读者们很容易就会以为这是波伏瓦在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之后写的。后来波伏瓦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然后在旁边的空白处又加了一个标注：萨特——1929年。有没有可能是萨特的出现填补了她之前在心里留给上帝的位置？1980年萨特去世之后，波伏瓦把他生前写给她的信出版成书，起名叫作《我生命的见证者》（Witness to My Life），而法语中“见证者”（temoin）这个词，几个世纪以来也被基督教徒用来形容万能的上帝对自己的凝视。

波伏瓦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跟她人生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她对哲学的探索有很大的关系。她个人一直很钦佩扎扎和梅洛-庞蒂对上帝的笃信，鄙夷斯捷帕和杰杰那样的开放和自由。扎扎和梅洛-庞蒂之间的贞洁恋爱给少女时期的波伏瓦带来了很多快乐。她由衷地希望扎扎能够获得幸福，希望扎扎的婚姻能像扎扎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要因为利益而过着像娼妓一样的婚姻生活，也不要在婚姻里心如死灰。扎扎和梅洛-庞蒂之间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情况突然出现了变化。拉库万夫人不让扎扎继续在索邦念大二了，理由是她的姐姐已经嫁人了，现在轮到她了。家里人要求扎扎待在兰德斯的大房子里，这样就可以随时准备好和相亲对象见面。1927年夏，拉库万家没有像往常那样邀请波伏瓦去兰德斯的乡间别墅待几个星期，只在7月邀请她过去玩了几天。因为梅洛-庞蒂的老家在波尔多，波伏瓦去扎扎家的时候能顺道路过那里，于是波伏瓦决定和梅洛-庞蒂在波尔多见一面。正好他们俩都喜欢的一个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老家在波尔多，所以波伏瓦和梅洛-庞蒂一起进行了一段文学朝圣之旅。旅途过后，波伏瓦很高兴能够给扎扎带去她心上人的消息。

当波伏瓦到达扎扎家的时候，扎扎正在为究竟该怎么做而苦恼不已。一方面，她很清楚自己深爱着梅洛-庞蒂，但是另一方面，她并不想违抗自己的母亲。但是拉库万夫人说什么都不同意扎扎和梅洛-庞蒂在一起。谁都不知道为什么拉库万夫人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这之前她从来没说过梅洛-庞蒂不好，况且梅洛-庞蒂也来自一个天主教家庭。但是现在一旦谈话有可能涉及梅洛-庞蒂，拉库万夫人就迅速转移话题。一开始波伏瓦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渐渐地，她也开始感到焦虑和气愤。拉库万夫人到底为什么要反对？难道她完全不顾自己女儿的自由和感受吗？

在这之前的一年里，波伏瓦已经情绪紧张，但现在波伏瓦觉得自己更加焦虑了，而且似乎一切都在往更坏的方向上发展。于是她用自己一贯的方法来应对，那就是大量的阅读和写作。8月的时候，她在日记里给自己制定了每天的日程：

这个夏天，波伏瓦给自己定下目标，要读司汤达和柏拉图，还要读当代书写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作家：亨利·弗雷德里克·埃米尔、亨利·德拉克鲁瓦、让·巴吕齐。她在日记里反思自己读的书和写的信件，还写下了大段大段对雅克的告白，但是她很苦恼，因为不知道雅克到底在想什么。

9月的时候，波伏瓦读自己之前的日记，总结说1927年一整年自己都在三种情绪中摇摆：“爱情带给我的苦闷、对人性虚无的感慨，以及寻找的渴望。”于是她又给自己制订了一个新的学习计划，她要完成导师让·巴吕齐布置的两项作业，还要写一本书，而且必须在1月结束之前完成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以她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

她读了很多书，有保尔·克洛岱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写的，有其他很多作家的小说，有神秘主义的书，还有关于哲学家和小说家生活的书。波伏瓦在为创作小说搜集素材做准备，她想要理清楚女性是如何发现能够“自由地选择做自己的”。虽然波伏瓦当时的笔记还比较零星琐碎，但是她已经开始探究“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了什么”的关系（也就是哲学家们所说的存在和行动的关系）。

当时年仅19岁的波伏瓦，已经开始酝酿在20世纪40年代风行的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虽然后人都认为是萨特提出了这个观点：“是行动证明了我们的存在。”波伏瓦又继续追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果没有行动，我们是不是不存在？还是说我们只是不确定自己存不存在？哲学家莫里斯·布隆代尔在此不久前写了一本关于行动的书，书中探讨了人类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以及人到底有没有宿命这样的宏大问题。布隆代尔写道：“人的本质就是其行动，行动造就了人。”波伏瓦为小说准备的笔记似乎是在回应布隆代尔和尼采。波伏瓦想知道我们是不是从自己的行动中了解自我——我们是不是一直就存在，或者说是行为造就了我们。布隆代尔显然是认同后者的，然而尼采要求你要成为你自己。但是波伏瓦对此充满了疑问：“成为你自己？你了解你自己吗？你能看见你自己吗？”

波伏瓦严格地管理自己的生活，以至于稍有松懈，她就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沉迷于友情而迷失了自我。尽管如此，当扎扎11月回到巴黎，告诉波伏瓦自己又要被送到柏林时，波伏瓦深受打击。扎扎的家人嘴上说这是为了让扎扎去德国练好自己的德语，但其实扎扎的德语已经非常好了，这次柏林之旅只是为了让她彻底忘了梅洛-庞蒂。父母的反对让扎扎非常痛苦，她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反对这桩婚事。波伏瓦去问梅洛-庞蒂，但是他的回复也让她很困惑。梅洛-庞蒂说他一直祈祷，相信上帝的公正和善良最终会带来好的结果。波伏瓦觉得梅洛-庞蒂对上帝的信仰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波伏瓦想不通他怎么能指望着这种缥缈的公正。且不说上帝是不是公正的，波伏瓦觉得拉库万夫人在这件事上显然是不公正的。

1929年冬天，扎扎从柏林回到了巴黎，一切安好，她对梅洛-庞蒂的爱也更加坚定了。但是扎扎母亲却制造了更多的阻碍，甚至都不允许扎扎去见波伏瓦。好在她没有禁止扎扎去国家图书馆看书，在那里扎扎终于能和波伏瓦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她们一起偷偷地喝咖啡，谈天说地。

1929年1月，波伏瓦成为法国史上第一个在男子学校教授哲学课的女教师。跟她一起在詹森萨伊中学教书的还有梅洛-庞蒂，以及不久之后将会在20世纪法国文坛家喻户晓的人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也是结构人类学的开山鼻祖。这所学校里的男学生都不怎么重视哲学，觉得自己所受的教育都是理所当然的。过去的波伏瓦也许会嫉妒这些男孩子，因为对她来说，受教育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如今的波伏瓦已然成为法国文化精英的一分子，她觉得自己正走在通向最终解放的道路上，波伏瓦甚至觉得现在的自己无所不能。回过头看，波伏瓦当初放弃古典学文凭的决定是对的。那时，波伏瓦正在巴黎哲学圈重要人物里昂·布兰斯维克的指导下，写一篇关于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的哲学论文。

1929年的春季和夏季，波伏瓦的人生春风得意，但是扎扎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7月的时候，扎扎还像往常一样去了乡间的房子度假，临行前她告诉波伏瓦自己已经和梅洛-庞蒂暗许终身了。梅洛-庞蒂要去服一年兵役，所以他们决定等一两年之后再告诉双方父母这件事情。波伏瓦很惊讶：“既然你们很相爱，为什么要等？”

之后扎扎从兰德斯寄来的信件变得越来越含糊其词和令人费解。扎扎说她母亲告诉她一些她无法解释的事情。下一封信更是让波伏瓦抓狂，扎扎在信里问：“孩子会继承父母的罪恶吗？他们是不是有罪的？他们的罪能被宽恕吗？他们身边的人也会因此受苦吗？”从扎扎的来信里，波伏瓦了解到梅洛-庞蒂让扎扎很失望。尽管他们已经私订终身，但是梅洛-庞蒂给扎扎写信的口吻却越来越冷淡，写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扎扎很想念波伏瓦，她说自己备受折磨，但是她试图拿自己的苦难跟基督比较，好赋予自己的苦难以意义。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波伏瓦很担心，她督促扎扎和梅洛-庞蒂赶紧向家里公开他们的感情。波伏瓦认为拉库万夫人之所以犹豫，也许就是因为扎扎和梅洛-庞蒂都没有开诚布公地表示他们对彼此的爱。然而波伏瓦的提议遭到了扎扎和梅洛-庞蒂的一致反对。扎扎跟波伏瓦说，如果梅洛-庞蒂有理由不这样做，那么这些理由对我来说也一样成立。波伏瓦不满意扎扎的回复，于是她写信给梅洛-庞蒂，想着如果他知道了自己所谓的“理性”给扎扎造成了这么大的痛苦，那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做了。然而没想到的是，梅洛-庞蒂回信告诉波伏瓦，因为他姐姐刚订婚，而他的兄弟马上要离开法国，他母亲没法承受所有的孩子一下子全都离她而去。

可怜的扎扎日渐消瘦，她又一次被送到柏林。起初，扎扎看起来对梅洛-庞蒂为了自己的母亲而牺牲她的决定没有什么不甘心，但是不久之后拉库万夫人就写信告诉波伏瓦扎扎病了，而且病得非常重。真相是，不甘心的扎扎自己去见了梅洛-庞蒂的母亲，情绪失控地问梅洛-庞蒂夫人为什么要反对他们的婚事，为什么要恨她。梅洛-庞蒂夫人试图在她儿子回来之前安抚扎扎，但是完全没有用。扎扎的额头和双手都因为发烧而发烫，担心不已的梅洛-庞蒂叫了一辆出租车，带着扎扎离开。在车里，扎扎对梅洛-庞蒂嗔怪道：“你都没有吻过我，你要补偿我。”梅洛-庞蒂轻轻地吻了她一下。

梅洛-庞蒂把扎扎送到家后，拉库万夫人赶紧找来了医生。拉库万夫人也和梅洛-庞蒂长谈了一次，决定不再反对他们的婚事。拉库万夫人不想再让自己的女儿不幸福，梅洛-庞蒂夫人也同意了这桩婚事，表示一切都可以安排。可是扎扎高烧到了40摄氏度，在诊所里待了四天都没有退烧。

当波伏瓦见到扎扎的时候，扎扎浑身冰凉，一动不动地躺在棺材里，手里握着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

1929年11月25日，扎扎去世了。几乎过了30年，波伏瓦才了解事情的真相。当波伏瓦为了扎扎的死悲痛不已、几近绝望的时候，她想到自己和扎扎还有梅洛-庞蒂之前的沟通就又气又恨。扎扎和梅洛-庞蒂都把自己的苦难神圣化，试图通过苦难来磨砺自己，而不是去寻找真正的始作俑者：那该死的礼数。做错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他们，然而上帝却无动于衷，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悲剧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