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西蒙娜·德·波伏瓦
——她是谁？

1927年的一天，西蒙娜·德·波伏瓦跟她的父亲对“爱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在一个视结婚生子为女性归宿的时代，19岁的波伏瓦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并梦想着从中找到一种她可以身体力行的哲学理念。波伏瓦的父亲认为“爱”意味着“奉献、爱慕和感激”。对此，波伏瓦无法认同，她惊愕地反驳道，爱绝不仅仅是感激，不是我们因为别人为自己做了些什么，而感到亏欠他们的东西。第二天，波伏瓦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竟然有那么多人不懂爱！”

当时年仅19岁的波伏瓦还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也不知道她的人生经历会被后人如此大量书写，并广为流传。光是她的书信和自传就达到了一百多万字，她的写作范围极广，囊括了哲学论著、获奖小说、短篇故事、戏剧、旅行见闻、政治时评以及新闻报道——而她的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更是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圣经”。当时年纪轻轻的波伏瓦也许想不到，之后的自己能够与人合办政治期刊，成功地推动立法，为遭受不公的阿尔及利亚人伸张正义，到世界各地发表演讲，甚至领导政府设立的委员会。

与此同时，西蒙娜·德·波伏瓦也成为20世纪最声名狼藉的女性之一。她和让-保罗·萨特是一对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伉俪。但不幸的是，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大众都认为是萨特贡献了“知识分子”，而波伏瓦只是贡献了“伉俪”。1986岁年，波伏瓦在巴黎去世，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讣闻标题里赫然写着：“波伏瓦的作品名过其实。”波伏瓦研究者托莉·莫伊教授在1994年写道：“在阅读现有的波伏瓦传记时，如果你会觉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她跟萨特以及其他情人们离经叛道的关系，这也是可以原谅的。”

在这些文字写下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系列关于波伏瓦的新发现渐渐浮出水面，让很多原以为了解她的读者大吃一惊。但讽刺的是，这些发现并没有破除这样的错误认知——最有意思的是，波伏瓦的爱情生活，反而进一步掩盖了她思想家的身份。然而，让波伏瓦纵情一生并且不断反思自己人生的，正是她的哲学理念。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哲学和生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哲学的选择。”

当波伏瓦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执笔写作时，她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她的读者。人们认为，波伏瓦最畅销的自传都体现出一种哲学抱负，即力图展现出“人的自我是如何不断地被他者所塑造并与他者产生联结的”。约翰·多恩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然而，波伏瓦所表达的观点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除了与他者的联系，波伏瓦的自传背后还有一种信念在支撑：做（being）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个自己，做自己意味着，要在一种不可逆转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与同样在改变的他者一起不断改变。

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在探讨，认识自我对于过好一生有多么重要。苏格拉底说，想要成为一个明智的人，你必须“认清你自己”；尼采写道，生而为人的任务就是“成为你自己”。对此，波伏瓦提出了她的哲学反驳：如果作为女性，不被允许“做你自己”，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的同时就意味着，你在那些你本该成为的角色上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的女人、爱人，抑或是母亲，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被嘲讽、怨恨、羞辱，那该怎么办呢？

波伏瓦所生活的时代见证了女性所能拥有的可能性发生的剧烈变化。在她的一生中（1908—1986），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接受大学教育，也获得了选举、离婚和避孕的权利。波伏瓦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亚风潮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在这些文化的转折点之间，波伏瓦《第二性》的面世标志着一个革命性的时刻，在这之后，女性能够公开地自我思考，甚至最终坦诚地谈论自己。波伏瓦所接受的哲学教育在她的同辈人中已经算是前所未有的，但尽管如此，当年近不惑的波伏瓦开始思考“作为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时，她还是被自己的发现震惊到了。

在20世纪，“女性主义”这个词争议不断，波伏瓦对长篇累牍的关于女性的愚蠢论点感到厌烦，为“女性主义的争吵不休”所浪费的大量笔墨也让她感到疲惫，因此，她决定创作《第二性》。但当波伏瓦落笔写下她的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时，她并不知道这本书会给她以及追随者的人生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

人们已经着墨很多去解读波伏瓦的名句以及“‘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因此，在本书中，我要探讨的则是波伏瓦如何成为她自己。18岁时，波伏瓦写道，她认为她没法把自己的生活在纸上有秩序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处在永恒的“成为”的过程中；她说，读自己前一天写下的日记时，就像在读已经死去的一个个“自己”做成的木乃伊一样。波伏瓦是一个哲学家，她始终反思和质疑她所在的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她自己的人生意义。

波伏瓦认为时间的流逝对于人的经历至关重要，因此，这本传记是遵照她的生平年表展开的。波伏瓦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世界以及她和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她之所以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希望“展现出变化、成熟的过程，以及他者和自我不可逆转的老去”。因为生命在时间的长河里徐徐展开，而波伏瓦想要“追随年轮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波伏瓦依然是那个读亨利·柏格森的少女。柏格森认为，一个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物，它是一个“进程”，一个“有活力的行动”，一个充满变化的“成为”的过程，至死方休。

波伏瓦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女性，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选择。然而，波伏瓦清楚地意识到自我驱动与他人成就、个人欲望与他人期望之间的冲突。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过一个被他人所看见的一生，还是不为他人所看见的一生更好？笛卡尔借用奥维德的话说：“想要过好自己的一生，你必须不被看见。”萨特不惜笔墨来论证他者对自我的物化“凝视”。他认为这种“凝视”会将我们囚禁在臣服的关系中。波伏瓦对此持不同观点，她认为要过好一生，人应当被他者看见，但必须以一种对的方式被看见。

而问题是，什么才是对的方式呢？这取决于谁在看你，以及在什么时候看。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刚刚年过50的女性，你最近决定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你从少女时代写起，然后回顾自己风华正茂的过往，已经接连出版了两卷回忆录。在书里，你记录了自己21岁时和一个男人的对话，这个男人后来成了你的恋人，也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哲学家。虽然你和他一样功成名就，名驰天下，但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女性写作还没有到达那个分水岭的时刻。那时的女性还不能公开承认她们的勃勃野心，也不能表达她们的愤怒，更不可以说出那个名扬天下的大哲学家满足不了她的性欲这样的话。想象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了传奇，以至于人们用它作为唯一的视角来解读你的整个人生，虽然它只是你漫漫人生中的一些片段。

波伏瓦回忆录里的两个故事塑造了她的公众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扭曲了她的形象。第一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到1929年10月的巴黎，两个哲学系的毕业生坐在卢浮宫外面，大胆地讨论着如何定义他们的关系。他们刚刚在竞争激烈的法国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金榜题名（萨特第一，波伏瓦第二），马上要开始他们哲学教师的职业生涯。那一年，萨特24岁，波伏瓦21岁。按照回忆录里的故事记载，萨特不想要那种忠于彼此的传统伴侣关系，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契约”，按照这个约定，他们是彼此“本质的爱”，但同时他们准许对方同时拥有“偶然的爱”。这是一段开放式关系，前提条件是他们的心是属于对方的。他们对彼此毫无隐瞒，无话不说，刚开始是一个两年的契约，以后将会延续下去。萨特的传记作者安妮·科恩-索拉尔写道，这对伴侣将会成为“一对值得效仿的楷模，他们拥有一场长久的秘密合谋，他们实现了卓越的成功。显然，他们实践了难以调和的伴侣关系：伴侣双方始终保持自由、平等以及对彼此坦诚”。

萨特和波伏瓦的多元恋“契约”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有许多本传记是专门围绕着他们的恋爱纠葛来写的；在《法国人如何创造了爱情》（How the French Invented Love）一书中，作者用一整个章节的篇幅来写他们俩；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头条称他们为“第一对摩登情侣”。卡洛·莱维称波伏瓦的《盛年》（The Prime of Life）一书讲述了“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黑兹尔·罗利2008年出版的书中描写了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她写道：“就像阿伯拉尔和爱洛伊斯一样，萨特和波伏瓦最终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永远地连在了一起。他们是世界上的一对传奇的情侣。我们不能把‘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分开来单独看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之所以写这本传记，也是因为我们很难撇开波伏瓦或者萨特，去单独思考另一个。在此之前，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研究萨特的早期哲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越发怀疑波伏瓦和萨特受到的关注是不对等的。为什么波伏瓦去世时的每一篇讣告都提到了萨特，而在萨特去世时，却有一些讣告对波伏瓦只字未提？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在21世纪，波伏瓦都没有被人们当作一位独立的哲学家去看待。一部分原因是波伏瓦在自传里讲述的第二个故事。1929年初，在巴黎卢森堡公园的美第奇喷泉旁，波伏瓦终于下定决心同萨特分享她在自己的笔记中酝酿了很久的一个哲学灵感：多元的道德（pluralist ethics）。然而，萨特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这一下子让波伏瓦对自己智识上的“真正能力”产生了怀疑。在那个法国哲学星光闪耀的年代，波伏瓦无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哲学新星；那个夏天，年仅21岁的她成了有史以来通过竞争极为激烈的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最年轻的人。同萨特一样，那时崭露头角的哲学新秀莫里斯·梅洛-庞蒂也会找波伏瓦对话，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也在生活里保持对话，并在出版物里对谈彼此的哲思。但即便如此，在后来的人生里，波伏瓦都坚称：“我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个文学作家，萨特才是哲学家。”

美第奇喷泉旁的这段对话让后人们不禁发问：写出了《第二性》的波伏瓦是否低估了她自己，抑或是故意隐藏自己的锋芒？为什么她要这样做？波伏瓦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她有很多成就都是史无前例的，她的所作所为更是为后来的女性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波伏瓦被奉为一个理想榜样，“她的存在象征着可能性，作为一个女性，能够不顾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为了自己，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然而，《第二性》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没有一个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显然也没有做到。这本传记正是要讲述波伏瓦是如何在成见和偏见里苦苦挣扎并勇敢反击的。

仔细阅读过波伏瓦传记的人常常会怀疑，波伏瓦是否在自传里故意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不过，往往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毕竟，那个爱情契约的故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誓要真相的女性形象，同时，《第二性》着力展现女性真实的境遇和遭逢。是否是因为公众的关注迫使波伏瓦放弃袒露真实的自我？如果不是，为什么她要隐藏起她哲学智识和个人生活里的重要部分，不让公众知道呢？为什么现在重新思考如何铭记她的人生尤为重要？

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来源于我们接触到的关于波伏瓦的新材料。波伏瓦的自传在1958年到1972年间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她一生中也写就了很多其他作品，其中包括自传性的内容，比如1948年出版的西部美国游记，1957年出版的中国游记，1964年出版的关于母亲的回忆录，1981年出版的关于萨特的回忆录，以及1983年出版的萨特写给她的部分信件。

波伏瓦在世的时候，在萨特和她的小圈子，也就是那个被称为“萨特家族”——或简称“大家族”——的圈子里，不少人都自认为他们很了解波伏瓦写自传的目的。他们认为波伏瓦写自传不过是为了塑造她自己和萨特的公众形象。很多人甚至认为波伏瓦这么做是出于嫉妒，认为她是想在萨特的罗曼史上独占鳌头，作为“本质的爱”被永远铭记。

然而在几十年后，1986年波伏瓦去世之后，她的日记和信件被公之于众，打破了小圈子里那些人一厢情愿的猜想。1983年波伏瓦出版了萨特写给她的信，因为曝光了他们关系的细节，波伏瓦失去了一些朋友。在波伏瓦去世后的第四年，她的战时日记以及写给萨特的信件也被出版了，很多人大吃一惊，发现原来波伏瓦不仅有过女同性恋关系，而且交往的恋人还是她之前的学生。她写给萨特的信件也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友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哲学交流上的，人们也发现波伏瓦对萨特的作品有很重要的影响，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很多讨论。

1997年，波伏瓦写给她的美国情人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信件出版。这些信件的出版让大众看到了一个他们意料之外的波伏瓦：一个温柔敏感的西蒙娜，饱含激情地给情人纳尔逊写情书，而且这些情书比之前写给萨特的要热情百倍。直到2004年，她与雅克-洛朗·博斯特的信件出版，人们这才发现，在波伏瓦与萨特爱情契约的第一个十年里，波伏瓦就与别的男子有过十分热烈的爱恋，而且直到她生命结束，他们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大众原来的想象中，萨特才是那个站在波伏瓦和萨特浪漫情事顶峰上的神，但现在，他跌落了神坛。是萨特努力地让波伏瓦留在他哲学世界的中心，甚至公开承认她对他作品的重要影响。但是，评价波伏瓦的一生显然需要我们毫不留情地把萨特从那个中心位置移开。

在过去的十年里，更多的新材料和文件不断面世，让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波伏瓦。波伏瓦学生时代的日记让我们得以一窥她在遇到萨特之前的哲学思考，以及她对他们俩关系的早期印象。这些材料让我们发现，波伏瓦真实的生活其实和她之前在回忆录里呈现给公众的相去甚远。但是这些日记是在2008年以法语出版的，因此只有学术小圈子里的研究者了解波伏瓦的这一段人生经历。2018年，研究者们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材料，包括波伏瓦写给她的情人克洛德·朗兹曼的信件。他们发现，朗兹曼是唯一一个被波伏瓦用法语中最亲昵的第二人称“tu”去称呼的人。同年，波伏瓦的回忆录被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伽利玛出版社收录于七星文库中，这个版本包括了波伏瓦之前从未出版过的日记和创作手记。除了这些新的法语出版物以外，最近几年，玛格丽特·西蒙斯和西尔维·勒·邦·波伏瓦也一直在编辑一套波伏瓦系列丛书，她们搜集、翻译、出版和再版了很多波伏瓦早期的作品，不仅包括波伏瓦关于道德和政治的哲学散文，还有给《时尚》（Vogue）、《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 ）撰写的杂志文章。

根据这些新材料，我们发现，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隐去了很多内容。当然，这些省略背后不无原因。在如今这个充斥着各种媒体的网络时代，我们很难想象波伏瓦出版自传给当时的隐私惯例带来了多大的挑战。她的四本回忆录（如果算上她在母亲和萨特去世后写的两本回忆录，一共是六本回忆录）已经让她的读者对她的生活十分了解。而且波伏瓦并没有承诺说要交代所有细节。实际上，她明确地告诉了读者，在自传里她有意地模糊了一些事情。

从最新发现的材料，也就是波伏瓦的日记和给情人克洛德·朗兹曼的信件里，我们可以发现，波伏瓦在回忆录里模糊和隐去的不仅仅是她的情人们，还有她早期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以及她的哲学创作对萨特的影响。波伏瓦一生曾遭到不少人质疑，质疑她的学术能力和原创性。其中有人猜测，波伏瓦的书都是萨特帮她写的。更有甚者，指控说波伏瓦的长篇巨著《第二性》不过是拙劣地照搬了萨特《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的两个假设，然后借此发挥出来的；也有人谴责她盲目地把萨特的作品奉为圭臬。虽然后来波伏瓦在她的一些作品里明确地反击了这些不实的指控，但这种怀疑和指控在她生前死后从未消停过。波伏瓦去世时，有一篇讣告说她只不过是萨特思想的普及者，另一篇更是贬低她“完全没有能力做哲学性的原创思考”。

也许今天的读者会很愕然，像波伏瓦这样的女性竟然会被谴责没有原创性。但是很遗憾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女性创作者都会面对这种指控，而且很多时候她们甚至内化了这种自我贬低和轻视。波伏瓦当然是有她自己的原创哲学思考的，而且其中一些和萨特的哲学论述很相像。波伏瓦曾有一次用萨特的署名发表了她自己的文章，当时萨特很忙，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萨特也承认，他那备受舆论好评的首部作品《恶心》（Nausea），之所以以小说形式而不是抽象的哲学大部头形式呈现，实际上是波伏瓦帮他出的主意。在萨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波伏瓦一直帮他阅读手稿，提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波伏瓦写作和出版了不少哲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她也批判了萨特，甚至最终改变了他的想法。在波伏瓦后来的作品中，她回应了那些污蔑她没有能力的指控，严正声明其实早在遇到萨特之前，她就有关于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考，只不过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一样。当然了，萨特还是继续以独立署名的方式出版了《存在与虚无》这本书。实际上，很多人称为“萨特式”的思想其实并不完全是萨特自己独创的。但可惜的是，波伏瓦所做的关于她的哲学创作独立性和原创性的辩解都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是有意无意地被无视了。

这就引出了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审视波伏瓦的一生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答案。传记往往能够向我们透露出一个社会真正在乎和重视的是什么。去了解另一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其实能够让我们对自己的时代和价值观有更多的认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批判了很多关于女性气质的谬论。她指出女性气质其实是男性对女性的恐惧的投射和幻想。很多谬论的产生，是因为男性无法把女性当作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去对待。波伏瓦告诉我们，女性同样是有自我意识的人，她们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创造。她们想要以自己本来的样子去爱人和被爱，因此当他人用物化的眼光去看待她们的时候，女性会感到痛苦。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的一年，她和自己的父亲有过一段关于爱情的争执。18岁的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关于爱情，我憎恨几样东西。”其中一点便是，人们从来没有要求男性像女性一样把爱情当作自己的毕生理想。波伏瓦在一种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她接受到的教育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学会“像爱你自己一样地去爱你的邻居”。但在波伏瓦的经验中，她发现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在她的观察里，人们似乎总是要么过度自恋，要么不自爱，波伏瓦从书籍和真实生活里都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道德范例。

波伏瓦后来的情感生活有没有让她感到同样失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波伏瓦一次又一次地决定一生要以哲学为伴，不断反思，用她的哲学思考去指导生活，自由地过一生。为了实现这一点，她尝试进行不同形式的文学创作，同萨特保持终生的对话。在大众的想象里，波伏瓦和萨特被一个很模糊的词语捆绑在了一起：“爱”。而“爱”是波伏瓦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反复思考和认真审视的一个哲学概念，也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波伏瓦一生的原因。

重新审视波伏瓦的另一个原因是，一直以来，波伏瓦对于人们描述她人生的方式感到不满。她拒绝了传统婚姻，却被大众误会成了另一种情欲纠葛的老套情节。甚至在她去世后，很多人还是用“女人想要什么”是一回事，但“女人真正能做到什么”却是另一回事这种思路，来臆断她的一生。在他们的想象里，波伏瓦不仅沦为了萨特的爱情猎物，在智识上也对他甘拜下风。

在他们俩的关系里，波伏瓦之所以被看作受害者，是因为人们仍然坚信所有的女人打心底还是想要一个男人能够一辈子只爱她。萨特和波伏瓦做了五十多年的传奇伴侣，在这期间，萨特无数次打着“偶然的爱情”的名义，去公开追求各种女性，拈花惹草。然而相比之下，波伏瓦就显得小巫见大巫，她的回忆录里只记载了屈指可数的几次偶然的爱情关系，而且都在她50岁出头的时候切断了联系。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波伏瓦是故意在回忆录里隐去了其他的情人，但很多人都认为，是萨特巧妙地哄骗波伏瓦进入了这段不对等的关系里。他们相信，尽管波伏瓦和萨特一直没有结婚，但实际上萨特还是玩着已婚男人最熟悉的桥段：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有时候，波伏瓦的生活被描述成父权制的牺牲品，当然，这种看法影射的其实是，一个老去的知识女性远没有一个同样老去的知识男性有魅力。也有人认为，波伏瓦上当完全是因为她的愚蠢。她教过的学生比安卡·朗布兰是这样评价她的：波伏瓦拒绝婚姻和家庭，实际上是“亲手种下了她日后不幸的种子”。路易丝·梅纳德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波伏瓦是一个可敬的女性，但她也不是千年寒冰。尽管她有不少风流韵事，但她的文字却让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能够独占萨特，她愿意不惜代价放弃一切。”

对比之下，波伏瓦学生时期的日记向我们呈现了故事的另一面。认识萨特之后的几周，波伏瓦感到很高兴能邂逅这样一个人，于是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收获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朋友。身体和心灵的伙伴，别人也可以做，但思想的朋友只有他，不可替代。”在后来给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信件里，她向阿尔格伦解释道，萨特于她，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友谊。因为萨特并不是很在意性生活。波伏瓦坦言：“萨特到哪儿都是一个温暖、活泼的男人，但在床上他不是。尽管我之前没有什么经验，但我跟他相处之后不久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渐渐地，我觉得继续跟他做情人不仅没用，甚至是不礼貌的。”

这个所谓的“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会不会其实只是一段友情故事？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波伏瓦同样被描绘成了萨特的手下败将、父权制的受害者，以及她个人失败的产物。波伏瓦究竟有没有自己内化厌女症情结？她是不是对自己的哲学能力没有信心？很多人认为波伏瓦终其一生，只不过是“普及宣传”了萨特的思想。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比喻来说，波伏瓦就好像一面反射放大镜，拥有“诱人的魔力，能够把男人的形象放大到他真实大小的两倍”。更糟的是，有人指责波伏瓦就这样满足于做一个反射镜的角色。

我们很难判断波伏瓦这样的“从属”地位到底应该归咎于波伏瓦和萨特，还是我们文化里针对女性的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和偏见。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常常从个人或家庭的人际关系角度去描述女性，而不是把她们当作专业人士去看待；在描述女性时，我们用的被动语态多于主动语态，各种消极负面的性别差异也渗透进我们的语言中。举个例子，“尽管身为女人，波伏瓦却可以像男人一样思考”。此外，在传播女性言论时，人们常常用转述和概括，而不是直接引用。

当代有影响力的文化评论出版物一直把波伏瓦定义为萨特背后的女人，甚至会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表述：

因为许多波伏瓦自己的言论直到最近才被公布，所以很多有见地的评论者在此之前也都把她看作一个臣服在萨特光环下的被动角色。有人形容波伏瓦是“一个深柜里的哲学家”，分析说她是因为发现学识渊博和性别诱惑不可兼得，于是不愿承认自己有哲学思考的能力，甘愿沦为萨特的附属品。托莉·莫伊分析波伏瓦的爱情时写道，与萨特的关系是波伏瓦生命里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甚至她一贯的批判精神在这儿都失灵了。贝尔·胡克斯认为“波伏瓦被动地接受了萨特挪用她的哲学灵感而不承认出处的做法”。但在波伏瓦心里，尤其是在与萨特相处的早期阶段，她对萨特是怀有批判态度的。她也为自己的哲学思考原创性辩解过。当然，这些批判和辩解都是波伏瓦在后半生看到人们总是误解萨特对她的影响，给出很多不实的指控和一边倒的论调之后，才逐渐强烈起来。

除了被刻画成一个受剥削的受害者之外，波伏瓦也被描绘成一个陷害他人的坏女人。波伏瓦去世后，她在“二战”期间写给萨特的信件和她自己的日记相继出版。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得以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波伏瓦曾经和三位年轻女子有过性爱关系，而且她们都是波伏瓦曾经的学生。她们中有人后来也成了萨特的性伴侣。于是有人认为波伏瓦是故意把比她年轻很多的女子作为猎物，引诱她们进入不平等的关系中。波伏瓦真的是特地为萨特去诱骗这些年轻女性的吗？这对制定了传奇契约的伴侣显然都追求绝对的真相，并对彼此坦诚，这也是公众神化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当他们的“三人行”细节曝光后，人们感到无比吃惊和恶心，波伏瓦和萨特的形象也轰然倒塌：“这两个言之凿凿地鼓吹要讲真话的人，竟然一直在对一群情绪不稳定的年轻女孩子满嘴谎言。”

但萨特和波伏瓦因这件事招致的鄙视和唾弃，又一次不在一个量级上。也许是因为波伏瓦是个女性，也许是因为她后来写就了《第二性》，人们接受不了她做出这般行为。2009年，波伏瓦的《战时日记》（Wartime Diary）在英语国家出版，有个评论者觉得恶心至极，于是以“谎言与虚无”为题写了一篇评论，讽刺波伏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谎话连篇。在有些读者的眼里，波伏瓦成了一个只顾她自己的自私者，她创作小说也只不过是因为虚荣心作祟。1991年，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在英语国家出版的时候，理查德·赫勒评价波伏瓦是个“索然无味”的女人，感慨她的信件让人失望透顶，她自己却自我陶醉。

当有些读者读到波伏瓦是如何描述这些女性的时候，也许会忍不住从此放弃她。波伏瓦的一个女性情人，也是一个跟她保持了一辈子友谊的女性，后来在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出版之后也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尽管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但读到波伏瓦那时候的信，看到波伏瓦那样描述自己，她感觉自己被利用，被背叛了。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个集赞美和污名于一身的女性？这个因为私人生活和感情纠葛贬低其他女性的波伏瓦，和那个在作品中呐喊应当把女性当作有自主意识的自由人类个体去尊重的作家，是同一个人吗？我们暂且将此按下不表。因为波伏瓦，“性别歧视”（sexism）这个词才被加入法语词典中。她也被托莉·莫伊和贝尔·胡克斯这样重要的女性主义者深深崇拜。贝尔·胡克斯甚至这样描述波伏瓦：“唯一的女性知识分子、思想家兼作家，她用我梦想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过到了极致。”

现如今，我们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波伏瓦已经不在人世，但她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拿来做证明自己观点的万灵药，并且屡试不爽。而波伏瓦会不会同意这些观点显然是不得而知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图腾，以及一个后女权时代的消费品。有人这样总结，波伏瓦已经成了“她自己的一个商标，她被变成了一个品牌”。但波伏瓦这个品牌的形象却是以变幻无常而臭名远扬。一些女性主义者赞叹她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但波伏瓦对人们爱情理想的批判却在她那个时代触犯了众怒，因而遭到了报复性的贬低和侮辱。1949年5月，波伏瓦在一家期刊上发表了《第二性》里的一个选段。在这段节选里，波伏瓦论证说，女性其实并不想挑起两性之间的战争，她们只是想要从男人那里获得欲望的同时也能得到尊重。当时著名的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讥讽地评论道：“这是讨论严肃哲学和文学的地方，西蒙娜·德·波伏瓦夫人来讨论这种话题真的合适吗？”当17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探讨爱和正义之间是否矛盾时，人们认为他是在做哲学讨论。当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和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讨论爱在道德中的位置时，人们认为他们也是在做哲学思考。而当波伏瓦把爱和正义的讨论延伸到两性亲密关系的范畴时，有人却用“夫人”来戏称波伏瓦，借此来羞辱她未婚的身份，讽刺她降低了哲学的标准和格调。

站在今天往回看，我们不难发现，波伏瓦当时是陷入了一场完全针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有的人批判她是个失败的女性，说她背离了女性该有的样子；有的人批判她是个失败的哲学家，说她没有自己的原创性，只是在套用萨特的东西；有的人甚至批判她是一个失败的人，说她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水准。因为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人们不再把波伏瓦的哲学思想当回事，觉得它根本不值得拿到台面上来讨论。

实际上，这种对人不对事的刻意人身攻击不仅会发生在女性身上，也会发生在男性身上。人们常常用这种手段去转移注意力，不去讨论眼下真正的话题，转而诋毁当事人的人品，或者说他们动机不纯。但波伏瓦所遭受的，并不仅仅是被指责人品不好、动机不纯，人们甚至指责她没有人性，而且做女人做得一塌糊涂。心理学最近有研究表明，那些位高权重的女性拥有主观能动性，充满竞争力，有自信和魄力，但也经常因为拥有主导地位而受到惩罚。她们通过赢得竞争打破固有的性别等级，占据那些往往由男性占据的位置。于是人们对她们指指点点，说她们为人傲慢，具有攻击性，等等。人们会有意甚至是无意识地把这些女性“拉低”，打击她们，让她们回到“应该在的”位置上，从而维持住男性至上的性别等级秩序。

波伏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等级秩序。她的思想颠覆了千千万万男性和女性的生活，而且她也尝试了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过自己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波伏瓦自己的故事和她与萨特的故事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个女性和这个男性的真相是什么，而是我们今后该如何去谈论男性和女性。在今天的学界，“男人”和“女人”这样的概念已经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也开始质疑这样的分类。我们能走到这一步，跟波伏瓦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但当年的波伏瓦却因为敢于这样思考而受到惩罚。

从她的学生时代起，到写完最后一本理论作品《老年》（Old Age），波伏瓦在哲学上一直把“成为自我”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由内而外对自我的审视，一个是从外向内对自我的观察。想要更清楚地看波伏瓦由内而外的自我审视，也许我们只能依靠她的回忆录。但我们显然得对回忆录里的内容存疑，因此，当新发现的材料能够证明波伏瓦在回忆录里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或者与她在回忆录里所写的内容相左时，我会尽量地在这本传记里呈现出来。

同时，我也尽力去关注，波伏瓦对自我的理解是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我们知道，人类对自己的看法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变化。心理学的研究也反复表明，“自我”的概念一直处在变化当中，而且我们会选择性地用我们的记忆与变化的自我相呼应。我们也知道，人类会根据“观众”的不同而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自己。对于波伏瓦人生中的某些部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她的私人信件和日记去了解。但信件往往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的，日记也有可能是带着给后人看的心理写下的。伏尔泰有句名言可以拿来借鉴：对于生者，我们应给予尊重；对于逝者，我们应还他们真相。但是，我们讲给自己的故事，和讲给他人的故事，以及他们所讲述的关于我们的故事，这三者又孰真孰假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而在为一个女性写传记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难上加难了。卡罗琳·埃尔布兰曾说：“撰写女性人物的传记，往往要考虑人们可以接受什么样的讨论，以及应当删掉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作品才有可能刊行于世。”波伏瓦的一生都在反抗传统，如果她真的完全诚实地记录了她的生活，且不谈会不会暴露他人的隐私，以及是否触犯了大众的道德规范，她的故事必然会引起一片哗然，惊世骇俗，也会让她的读者对她感到陌生。因此，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故意把自己的哲学思考，以及她的个人感情关系等排除在外，隐去了很多由内而外的自我审视。她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会在后文把这一点还原到她生活的场景里去探讨。但在这之前，因为波伏瓦是一位哲学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为什么对于理解波伏瓦的生活和哲学作品，一部传记显得尤为重要。

有些哲学家认为，伟大思想家的生活与他们的哲学是无关的，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存在于作品中了，不管哲学家们的生活是充满趣味的，还是单调乏味的，都应当与他们的哲学分隔开来。相反地，有些人认为，一个人的作品不可以被单独孤立起来解读，而是必须要对照着他的生活来看。了解一个哲学家的生活，对我们了解他的哲学作品的真正含义是很必要的。首先，割裂生活和作品的做法，有着潜在的缺陷，那就是脱离历史的解读常常会带来误读。比如，这种阅读哲学的方法就使我们误以为是萨特创作了存在主义的道德观，但事实上是波伏瓦先写作和出版这部分内容的，而萨特直到去世也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种把作品和生活合在一起看的做法，会有把人简单化成一系列外因的产物的风险。这种类型的传记作家，常常热衷于将本来没有的意思加进去，试图去解释一个人的人生，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去呈现它本来的样子。这种做法的确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但同时也有可能让我们忽略传记主人公的主观能动性，仅仅把他们当作某种童年影响或社会阶级的产物，而不是他们自己选择成为的人。

上面这种做法所代表的理念其实是：作品不等于生活，生活也不需要创作。可想而知，波伏瓦应该会拒绝这种把个人生活和哲学作品粗暴割裂的做法。波伏瓦的一个核心的哲学观点就是，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中，存在于一个特别的身体、特别的地点和时空里，存在于和他人的关系联结中。这种处境的种种变数影响着他们想象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能力，而且这会在一生中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变化。此外，几个世纪以来的性别偏见和歧视也一直在影响着女性的处境。

书写波伏瓦的传记，也面临着另一种挑战。除了找寻她童年经历的影响，还要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切入，分析经济、阶级、社会的因素，也需要考虑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的结构性影响。波伏瓦的作品曾经遭到大幅删减，译本错误百出，有的根本没被翻译成英文。这些删减和误译有时候已经严重到完全扭曲了波伏瓦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波伏瓦的作品遭到删减和误译，也让我们去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主义仍然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甚至意义都不明确？一个女性的“自由选择”，在另一个女性那里，有可能就成了“压迫”。一个男性的幽默风趣，在另一个男性那里，有可能就成了性别歧视。而这种模糊性，正是波伏瓦后来想要从哲学角度去探讨的话题。

波伏瓦的哲学作品和自传向我们展示了，自由和限制之间的张力对于成为一个道德的“自我”是多么关键。波伏瓦的小说常常被认为是她自己生活的影射，因而饱受争议。但她的文学作品里所探讨的“自由和限制之间的张力与道德的自我”这个主题，很值得我们注意。在1945年波伏瓦出版的小说《他人的血》（The Blood of Others）中，她笔下的主人公埃莱娜十分反对把她的想法和行为简单归因于她的底层出身：“总是用外部环境来解释人们行为的做法，实在是很可笑。这就好像我们怎么想，我们是谁，根本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波伏瓦的哲学作品也探讨了自由和限制之间的张力这个主题。在散文《模糊性的道德》（Ethics of Ambiguity）中，波伏瓦写道：“如果历史只是在机械性地往前推进，人在其中只是被动地传导着外界的力，那行动这个概念将变得毫无意义。”

我写这本传记，并不奢望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波伏瓦，因为任何传记都不可能用上帝之眼去看待一个人的人生。我写作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想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既不会割裂地看待波伏瓦的生活和作品，也不会只聚焦她的私人生活。我想通过这本传记去证明，波伏瓦取得的成就靠的是她自己的努力，以及成为一个女人并不意味着要掌控你所成为的那个人物的方方面面。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道，女性总是“面临对立角色的两难选择：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偶像。而且女性从来没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在波伏瓦的后半生，她逐渐意识到成名后的自己，必须做那个公众眼里的“西蒙娜·德·波伏瓦”，而且这个“波伏瓦”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波伏瓦的人生哲学让她始终铭记，她所能做的一切，只有忠实于自己，并成为她自己。

从15岁开始，波伏瓦就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必须从事写作事业，但她对于自己变成这样一个作家并没有很开心。在她早期的一篇哲学作品《皮洛士与息涅阿斯》（Pyrrhus and Cinéas）里，波伏瓦认为没有一个人会一辈子想要同一样东西，她写道：“生命中没有那种一切都被和解的瞬间。”有时候，西蒙娜·德·波伏瓦觉得她的生命是一孔供他人不断汲取的泉水。但有的时候，波伏瓦又被自我怀疑所淹没，待人待己的方式都让她深感后悔。波伏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改变了世人的想法。波伏瓦曾沮丧不已，但她也热爱生活，害怕变老，恐惧死亡。

波伏瓦晚年同意了戴尔德丽·贝尔为她写传记的采访邀请。她答应这个要求的一部分原因，是贝尔提出想要为她写一本不仅仅关于女性主义，而是关于她整个人生的传记。波伏瓦从来都不喜欢他人片面地解读她的人生。1990年，贝尔写的书出版，作为波伏瓦去世后的首本传记，它仍然是很多人了解波伏瓦的第一选择。虽然这本传记的取材得益于作者对波伏瓦本人的采访，但其中很多内容也只是重复了波伏瓦已经公之于众的故事。

我所写的这本传记将会取材于波伏瓦之前从未公开过的故事。在这本传记里，我会去展现在遇到萨特之前，波伏瓦变成一个知识女性的过程：她如何进行哲学创作，如何为了激发读者的自由而去创作小说，写《第二性》如何改变了她的人生，以及在她希望自己作品的影响不只停留在读者的想象中，而是切实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时，又是如何转向生命写作以及参与女性主义活动的。

撰写这本传记让我感到紧张不安，有时候甚至到了战战兢兢的地步。波伏瓦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不想扭曲她的记忆，哪怕是其中那些让人费解、望而生畏和感到不安的部分。不管再怎么好地去记录一个人的一生，生活的记录永远也不能等同于生活本身。对于这本书的选材，我显然被自己所在的处境影响着，同时我也不得不依赖于波伏瓦已经选择性地呈现出来的材料。即便如此，我仍试着去展示一个完整的波伏瓦：她的踌躇满志与自我怀疑，她的意气风发和万念俱灰，她的求知若渴和恣情纵欲。在这本传记里，我没有将波伏瓦的每一次讲演、每一个朋友和每一个情人都囊括其中，但我在尽己所能完整地呈现波伏瓦的哲学思考。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部分，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复杂矛盾的波伏瓦。

波伏瓦是个云游四海的人，传奇的一生中跟很多人有过交集：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瑞士雕塑家和画家贾科梅蒂，到美国黑人舞蹈家约瑟芬·贝克、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以及爵士音乐家迈尔斯·戴维斯，更不用提20世纪一系列著名的文学、哲学和女性主义的偶像级人物。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和著名建筑家勒·柯布西耶曾到纽约参加专门为波伏瓦举办的派对。波伏瓦自己甚至透露曾经连吸六支大麻烟卷都没有感到“嗨”。这一切固然很精彩，但如果没有哲学，波伏瓦不会成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西蒙娜·德·波伏瓦”。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波伏瓦是萨特跟班”这个误解已经存在太久了，而他们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哲学讨论才是波伏瓦成为她自己的关键部分。

但这些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963年，波伏瓦写道：

尽管波伏瓦对萨特的哲学和爱情都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一直是她思想上无可比拟的挚友，这段友谊开始于他们初见之后的几周，之后持续了整整一辈子。波伏瓦的许多想法在她所生活的时代是惊世骇俗的，她因此被禁言、被嘲笑、被讽刺。但是她选择了一生坚持思考和写作，因为她珍惜自己的思想，也坚信自己能够一直思考下去。19岁那年，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我的生命中最深刻的部分就是我的思想。”之后的59年里她经历了很多，但78岁那年，她仍然保持初心：“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思想。”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述。”但波伏瓦有很多故事都被隐藏在了黑暗中，等待着被讲述。我们在她的日记和信件里读到的——她对哲学的热爱和她想要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去爱的渴望——改变了我们这些后辈度过人生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