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

二十多年前，為了迎接香港回歸祖國，方便內地讀者了解近代香港的歷史，我曾經將敘及香港早期歷史的晚清兩本古籍《香港雜記》和《勘建九龍寨城全案》，以及晚清出洋載記中有關遊覽香港的詩文，合編成簡體字版的《香港雜記（外二種）》一書，交由我當時任教的廣州暨南大學的出版社在1996年8月出版，並蒙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欣然題寫書名。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香港三聯書店決定恢復上述兩本古籍的正體字原貌，改以《香港雜記（外一種）》的書名，在香港重新出版，以便讓新老讀者一起回眸近代香港的早期歷史。欣喜感慨之餘，謹向關注本書的讀者和朋友們報告編校本書的歷程及體會。

1995年初夏，我應邀到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進行學術訪問研究，在馮平山圖書館首次見到1894年（光緒二十年，農曆甲午）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出版的《香港雜記》影印本，頓感如獲至寶。

《香港雜記》是香港華人撰寫的第一本香港史中文著作。作者陳鏸勳，字曉雲，廣東南海縣人，少年時就學香港，通曉中、英文，肄業後在港經商。他在業餘時間廣泛收集有關香港歷史地理與社會現狀的各種中英文資料，“隨事留心，有聞必錄”，“累月窮年，或攝其要，或記其事”，最終在香港華人知識精英剛組建不久的早期愛國團體——輔仁文社完成《香港雜記》一書。全書共五十頁，約三萬字。其首頁稱，該書“附十五圖”，但影印本卻不見附圖，料已失傳於世。

《香港雜記》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它綜合記述19世紀香港與南九龍地區的社會概貌，內分地理形勢、開港來歷、國家政治、稅餉度支、中西船務、中西商務、中西醫所、民籍練兵、街道樓房、水道暗渠、華英書塾、港則瑣言等十二節，各以精練的文字，翔實地記述香港的地理、歷史沿革和政治、經濟、醫療、人口、軍事、市政、教育等方面的情形。其中引據當時香港政府的官方資料和統計資料，並對英國友人沙拔“平日所記者撮譯居多”，此外還記錄作者在港島實地察訪的各種見聞，這就增強了全書敘事的準確性和可信性，給後人留下一部足資徵信的專門敘述香港早期歷史的中文典籍。

《香港雜記》成書的時間，比居港外籍學者歐德理（E. J. Eitel）撰寫的第一本香港史英文著作《歐西於中土：從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歷史》（Europe in China：T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還早一年。雖然前書的文字總共才三萬多字，遠少於後書，但是兩書都分別以不同的歷史觀和敘述風格，共同開拓研究香港史的先河，其影響一直延伸至當代香港史學界。

其中，前書敘及“中朝”與“英廷”（即中英兩國）以及香港“華民”與“西人”的關係，立場明顯站在“中朝”、“華民”一邊。因此作者及出版者受到港府“副安撫華民政務師大老爺”的當面訓斥，要求更正書中對“英廷”不恭的文字，“方可發售”。有鑒於此，今人可將《香港雜記》視為首創香港史研究中的“中國史觀”的先驅之作。而歐德理所著《歐西於中土：從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歷史》一書，則以分章節依序記載歷任港督政績的體例，首創香港史研究的“殖民史觀”的敘述格式，此種格式為後來以英文撰寫香港史的幾乎所有外籍學者所沿襲。

不過，《香港雜記》的作者陳鏸勳畢竟在香港親身經歷英國殖民資本主義及其自由港政策給香港帶來的驚人巨變。因此，他在撰寫《香港雜記》時表述的“中國史觀”，已經不同於大清王朝統治下“不識時務”的傳統“中國史觀”。他擔心墨守“天朝上國”觀念的大清官員和內地人士不了解香港的巨變，感慨“不識時務者處此，拘迂成性，執滯鮮通，不合人情，不宜土俗”，於是在書中客觀記述英國人管治香港之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的各種舉措及其成效，“以便入世者知所趨”，“觀風者知所訪”。陳鏸勳以近代香港華人精英們正在演進的“中國史觀”來撰寫《香港雜記》，不啻為20世紀90年代香港回歸祖國前夕成形的香港史研究中的“香港史觀”，埋下百年相通的伏筆。

與《香港雜記》一樣同具近代香港史珍貴史料價值的“外一種”中文書刊，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朝官府在九龍修建城寨、炮台等項工程的來往文牘彙編——《勘建九龍寨城全案》。原件為未刊鈔本，分上、下兩冊，現藏廣州中山圖書館。該鈔本扉頁上有四行毛筆字：

勘建九龍城炮台全案文牘

道光二十六七年

勘建委員顧炳章原稿本

此為官署全案公文

上述文字為他人添注，並非原鈔本字跡，所撰標題、時間也不夠準確。1989年7月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資料》總七十四號刊出其中文牘二十二件。1994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印行的《道光間廣東防務未刊文牘六種》，將該鈔本全文影印錄入，並將該鈔本命名為《勘建九龍寨城炮台全案》。徵諸原鈔本目錄，其名實為《勘建九龍寨城全案》（以下簡稱《全案》）。

《全案》無著輯人及成編時間。惟據文牘內容及編排次序，輯錄者很可能就是負責督建九龍諸項防務工程的顧炳章；輯錄成編的時間應在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月以後。

關於顧炳章的生平，從《全案》可知其時任廣東試用通判。1846年6月（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奉委實地勘估九龍寨城、炮台等工程所需費用；隨即正式出任督辦九龍工程委員，與署廣東新寧縣知縣喬應庚、豐順縣湯坑司巡檢袁潤業等人一起，督建九龍各項工程。九龍工程於1846年11月25日正式動工興建。1847年1月，顧炳章又奉委同時督修虎門及廣州南石頭等處炮台工程。同年5月31日，九龍城寨、炮台等項工程全部竣工。此後，他督修的廣東琴沙炮台、廣濟墟弁署、永勝火藥局、廣州省城內外城工、虎門七炮台兵房等項工程也相繼完成。1849年初，顧炳章兼署廣州佛山同知。

彙編九龍城工文牘的《全案》展示了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後修建九龍寨城、炮台等防務設施的內情，反映了當時九龍地區社會發展的狀況，有助於後人瞭解和研究英佔香港島之後清政府在九龍乃至廣東的海防對策和軍事配備，以及英佔九龍之前該地區的社會面貌。

自從英國割佔香港島以後，與港島隔海峽相望的九龍山就成為清朝廣東官府與港英當局對峙的前哨。1843年，廣東官府奏調大鵬協副將一員、九龍司巡檢一員進駐九龍山，加強該地防務。1846年8月8日，兩廣總督耆英奏請在九龍山修建寨城、炮台、衙署、兵房等項防務工程，以期“屯兵操練，足壯聲威，而逼近夷巢，更可借資節制，似於海防大有裨益”。道光帝硃批：“酌量妥為之。”[7]其時，“九龍地方，鋪民雲集，漸成市鎮”。“白鶴山五里以內沿海一帶，店鋪民房數百餘戶”，此地向稱“九龍寨”。九龍城寨、炮台等工程便在此附近興建。此外，九龍山村落星散，“居民聚處不一，多係耕種捕漁為業”[8]。

1846年10月20日至1847年4月24日，廣東官紳共為九龍城工捐輸洋銀四十六萬八千多兩。而九龍城工所支工料銀僅三萬六千兩，餘款便用於加強虎門、省河各炮台防務及廣州城防等開支。清政府利用廣東官紳對九龍城工的捐輸，大舉修繕九龍、虎門、省河及廣州等地防務工程，多少表現出亡羊補牢般的禦敵意圖。但其禁錮守舊的思想觀念與敷衍塞責的行政作風，卻導致擇吉日興工、祈土神默佑的九龍防務工程不僅不能有效抵擋英國殖民者對九龍地區的入侵，甚至難以經受自然界的暴風雨吹襲。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八九月間的暴風驟雨中，九龍寨城內“各衙署、兵房、望樓、鼓樓多被吹颳倒壞，其城腳灰縫及馬道灰沙間有損裂。”[9]其時距九龍城工告竣僅一年多，其情景令人扼腕，其原由發人深省！

如今，《香港雜記》和《勘建九龍寨城全案》已經成為後人檢閱近代香港歷史及九龍城寨興建內情的珍貴史料。兩者結集成一書，可以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閱覽上的便利。縱觀時下分別建基於“殖民史觀”、“中國史觀”和“香港史觀”的香港史著作，可謂層出不窮。然而，這三種史觀都不過是觀察和敘述香港史的不同角度，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揚長避短，兼容並蓄，方是智者所為。客觀的歷史著作必須言之有據，其“據”就是足資徵信的原始史料。讀者與研究者若想全面、深入暸解香港歷史的真貌，不僅需要閱讀和比較不同史觀的作者撰寫的研究著作，還需要直接瀏覽當時人記錄當時史事的原始史料。

——本書整理者 莫世祥

自序於香港寶馬山香港樹仁大學文康樓

時值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