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健康相关行为是一种受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等诸多因素影响的复杂活动。因此，健康相关行为的改变是一个相对复杂和漫长的过程。一些学者专家以医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传播学、科普学、统计学、美学等学科为基础，提出诸多的行为改变理论，期望通过改变人们的健康相关行为，促进人类的健康。本节着重介绍几个较为成熟并且应用较多的行为改变理论模式。

知-信-行模式（knowledge， attitude， belief， and practice， KABP或KAP）亦称为认知模式（图2-2），是行为改变较为成熟的模式，其本质是认知理论在健康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知-信-行是知识、信念和行为的简称，其中知识和学习是基础，信念和态度是动力，行为是目标。知-信-行理论认为：在了解卫生保健知识和正面信息的基础上，建立积极、正确的信念和态度，并以此为动力，进而主动形成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或者改变危害健康的行为。

以吸烟有害健康为例。吸烟作为一种危害健康的行为存在多年并已形成定式。要改变吸烟行为达到戒烟的目的，健康教育工作者需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把吸烟有害健康、吸烟引发的疾病以及与吸烟有关的死亡因素等知识传授给吸烟者。吸烟者接受知识，通过思考，加强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肩负着保护自己和他人健康的责任，形成信念。在这种信念支配下，吸烟者对戒烟持积极的态度，逐步建立起不吸烟的健康行为。

但是，要人们从接受知识转化到行为的改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两个关键步骤是信念的确立和态度的转变。知识、信念与态度是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并不代表一定能产生希望的后果，即在信念确立之后，如果没有坚定的态度转变，实现行为的改变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态度转变是行为转变的前提。健康教育者应学会促进人群态度转变的方法，及时有效地减弱和消除不利的影响，创造有利于行为改变的环境，最终达到期望的行为改变目标。

知-信-行理论指出：从接受信息到改变行为的过程分成十个阶段，即信息传播→观察信息→引起兴趣→认真思考→相信信息→产生动机→尝试行动→坚持行为→行为的确立。针对不同的阶段，健康教育者可以运用以下一些有针对性的方法促进人们态度的转变，从而达到最终的行为改变目标。

当人们对信息的权威性产生信赖并产生兴趣、自觉需要时，便会主动进行思考、选择和决定。教育者不应仅仅关注于人们的知识多少，而且还应注重知识的有效性以帮助其形成某一信念，最后产生与此信念相关的行为改变。

现身说法往往能起到较好的效果，活生生的例子对那些半信半疑或者信心不足的人群最有说服力。

对那些“明知故犯，知而不行”的人群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强化干预措施，如借助政策、法律、经济、公众舆论等手段。

利用凯子曼（1961）提出的阶段理论（服从—同化—内化的态度改变过程），对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例如在戒毒所，强制戒毒者开始并不心甘情愿“服从”，一段时间后开始自愿服从与其他同伴的戒毒生活，即“同化”阶段；此后，戒毒者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吸毒有害的观念，树立必须戒毒的信念，并以此信念贯穿在此后的戒毒治疗过程中，成为改变行为的内在标准，此即“内化”过程。

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HBM）是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解释健康相关行为的重要理论模式。它以心理学为基础，由刺激理论和认知理论综合而成。此模式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在预防医学领域中得到应用和发展，用于解释人们的预防保健行为，尤其适用于分析依从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健康信念模式遵循认知理论原则，首先强调期望、信念对行为的主导作用，认为主观心理过程是人们采纳有利于健康的行为的基础。因此，如果人们具有正确的健康信念，就会接受劝导从而改变不良行为，采纳正确的健康促进行为，如图2-3 所示。

健康信念模式中影响健康行为的因素有：

知觉到威胁和严重性（perceived threat and severity）是从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性入手，通过疾病的高发病率和可能引起的疼痛、致残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进行指导，让人们认识到疾病对健康的威胁；以疾病可能引起的对工作、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的广泛影响的角度，让人们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从而对目前的行为方式感到害怕和恐惧。此步骤的感知度越高则对目前行为的恐惧越大，是促使人们产生行为改变的直接原因，也是健康教育成败的关键。

知觉到效益和障碍（perceived benefits and barriers of action）是让人们仅仅感知到危害性和严重性还远远不够，只有当人们意识到采纳健康行为后带来的益处才会采取行动。人们认为采纳健康行为带来的益处越多，越有可能改变行为，并制订明确的行为方式和路线。同时，也要提醒人们改变行为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人们对困难的认识是使行为巩固持久的必要前提。美国心理学家罗森斯托克（Rosenstock）说过：“知觉到易感性和严重性，确实为行动提供了能量和力量，但只有让公众知觉到效益，并能先了解所有困难再决心克服之，才算是（真正）找到了行为的道路。”但是对障碍的程度不能夸大，感知障碍太多，会阻碍人们采纳健康行为。

总之，要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健康行为的益处，同时也要适度估计面临的困难，促使人们能改变过去的行为，采纳健康行为。

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是对自我的能力有正确的评价和判断，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内外因素，执行一个导致期望结果的健康行为。自我效能高即自信心强，采纳建议、采取健康行为的可能性就大。

年龄、性别、种族等人口学因素，个性、社会地位、社会压力等社会心理学因素，以及人群所具有的关于疾病的知识和以往的经验，都会对个体是否采纳健康行为产生影响。

提示因素（cues to action）是指诱发健康行为发生的因素，如社会大规模对疾病的宣传活动、来自他人的劝告、医生的暗示和建议、朋友或家庭成员的支持以及报纸杂志和网络上的文章等都有可能诱发个体采取健康行为。提示因素越多，个体采取健康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健康信念模式在产生促进健康行为的实践中遵循以下步骤：

1.充分让人们对他们目前的行为方式感到害怕。

2.让人们坚信一旦改变不良行为会得到非常有价值的健康效益，同时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行为改变中可能出现的困难。

3.使人们感到有信心、有能力通过努力可以改变不良的行为。

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是1967年由Fishbein提出的（图2-4）。该理论首次建立了信念、态度、意向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并把人们对与健康行为有关的态度分为对最终目标的态度和对行为本身的态度。

理性行动理论认为：行为发生与否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人们的行为意向，即是否有意图或打算采取行动。行为意向则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即个体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行为准则。

对行为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behavior）是表示个体所要采取的行为是持积极的态度，还是持消极的态度。例如酗酒者是否对戒酒持有积极的态度，包括对个体的行为信念和行为结果的评价。

指个体是否相信某行为能对健康造成危害。例如酗酒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酗酒可以造成人体肝脏、心脏、脑及肌肉的病变，甚至可能导致能力丧失与死亡；还包括消化性溃疡、食管出血、胃癌、急慢性胰脏发炎等消化系统疾病。

指个体对上述行为结果重要性的评价，如对戒酒产生效果的重要评价。

是指个体对促使其采纳某行为的社会压力的主观感受，包括准则信念和遵从动机。

指个体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对其是否应采纳某行为的信念，是对行为者有重要影响的个体或群体的态度判断，如自己是否认为应该戒酒、家人是否认为自己应该戒酒、医护人员是否认为自己应该戒酒等。

指个体是否愿意遵从上述特定个人和群体的想法，如自己是否愿意按照医生、家人和同伴的意愿去做事。

行为分阶段改变理论模式（the trans theoretical model and stages of change，TTM）是由心理学家James Prochaska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目前在国际上已成为十分广泛的行为分阶段理论模型之一。该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根据个人或群体的需求来确定行为干预的策略，根据不同阶段的行为特点采用的转化策略不尽相同。

行为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每个作出行为转变的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和动机。在此干预中，行为转变成功的只占少数，而大多数是失败的或是半途而废的，尤其是成瘾性行为（addiction behavior），如吸烟、酗酒（alcohol abuse）和药物滥用（drug abuse），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人群中所处的行为转变阶段是不同的。James Prochaska 和Carlos DiClemente博士通过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行为改变阶段理论，把行为转变分为五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人们没有改变行为的意向，即对行为转变毫无思想准备，通常是指在未来6个月。人们之所以处于这一阶段，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结果存在不健康行为的危害性，对于行为转变没有兴趣，如“我不可能有问题”。

在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是：提高认识，推荐有关读物，提供建议，消除负面情绪，只有对象认为有需要时再提供具体的帮助。

处于这一阶段的人们开始意识到问题存在的严重性，考虑转变行为但仍犹豫不决，如“我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以后我再戒烟”“锻炼确实对身体有好处，但是我现在还不想”。通常是指在未来6个月。

在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是：进行自我再评价，帮助拟订行为转变计划，提供专题文章或参加专题报告会，提供转变行为的技能指导（方法和步骤）。

以上两个阶段合称为准备前阶段。

处于这一阶段的人们开始作出行为转变的承诺（向朋友或家属宣布行为转变的决定，承诺还应包括建立必胜的信念）并有所行动，如向他人咨询有关转变某行为的事宜，购买自我帮助的书籍，制订行为转变时间表等。

在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是：提供规范性行为转变指南，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采取逐步转变行为的步骤；寻求社会支持，包括家属、朋友和同事等社会关系，确定倾向因素、促成因素；克服可能出现的困难。

处于这一阶段的人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如“我已经开始锻炼”“我已经开始戒烟”。此阶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多数人没有计划、没有具体目标、没有他人帮助的安排，往往最后导致行动的失败。

在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是：争取社会支持和环境支持（如移走烟灰缸、张贴警示标志等）；替代方法（饭后散步替代吸烟、无钠盐替代钠盐等）；请成功转变行为者现身说法；激励政策等。

处于这一阶段的人们已经取得行为转变的成果并加以巩固。此阶段需得到本人的长期承诺，并密切监测，以防止复发。复发的原因往往是由于过分自信、经不起诱惑、精神或情绪困扰等。

在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是：需要做取得行为转变成功的一切工作，创造支持性环境和建立互助组等。

行为的干预首先要确定人群所处的阶段，然后用相应的干预措施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吸烟者感到吸烟是愉快的事情而不认为有害健康，如此时给予过多的干预，不但无法得到较好的效果，甚至可能会令其产生逆反心理。此时只需给予最简单的信息，并在需要时再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