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车到站前一刻才得知她的家不在云南

问起家在哪里，一直说自己是云南省红河县人的流浪受助人员——万红，在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下决心试行的跨省甄别寻亲中，完全暴露了她因难言之隐而隐瞒了三年的真实身份。

在上海世博会开始之日，万红被转到了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她自报叫万红，老家在云南红河，现在已无力回家，也找不到家具体在哪里了。工作人员反复核查，也没有万红的消息。工作人员继续询问时，她又低头不语。工作人员认为，她文化低，很难准确说出自己的地址，也许确实迷路了。

由于一时查找不到万红的老家地址，救助站就暂时让她住了下来。

万红比较勤快，经常帮助其他流浪受助人员打饭送水，但就是找她询问家庭情况时，含糊其辞，或者是词不达意。

转眼，三年多过去了，她告诉管理人员，家里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她非常想念。工作人员乘势想了解她的家世，她就戛然而止，不再吱声。每当站里搞运动会时，就会看见她望着站里未成年儿童和少年受助人员发愣，有时眼睛都红了。

面对此景，二站决定将其列为第一批跨省甄别寻亲的对象，以尽快搞清楚她的来历，同时也可以解决她对儿子的思念。另一方面也是工作需要，因为对于跨省甄别寻亲来说，毕竟是第一次，万事要从简易可行开始，而万红平时与工作人员交流还算容易，普通话基本没有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第一次的跨省甄别，站里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我特地安排了时任管理一科科长沈玉，业务科科长李建峰，救助甄别科副科长梁习武和王晴清等同事，组成行动小组。

2014年7月，小组陪着第一位流浪受助人员前往云南。

火车上，梁习武仍抓紧时间，抓住一切机会打听万红家乡的消息，同车陪同的业务骨干王晴清也不时与万红聊天，关注她的举动。就这样，他们一路上不间断地分析万红的信息。火车不停地朝着云南昆明行驶，李建峰和沈玉商量着到达昆明以后如何转到红河的交通路线……

火车广播依次播报列车停站情况。按说，将要回家见到儿子和家人的人理应兴奋不已，但是，万红却神色恍惚，略带沉思，不停朝车里车外来回查看。

“梁科长，我不想回去了。”她突然提出。

“啊？你不想回去了？”梁习武问道。

“我不想去云南了。”

“那你想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她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想说什么。

旁边的王晴清说：“我们都快到贵州了，你怎么想起来不去云南了呢？”万红的话让周围的几位感觉不可思议，顿生疑虑。

火车继续向前，向着昆明疾驶，窗外的一切，一草一木让万红的心与奔驰的列车一样，越跳越快。突然，她站起来：“我要在贵阳下车，我的家不在红河！”

此言一出，参与跨省寻亲的随行人员都因难以置信而哑然。

经验丰富的梁习武迅速反应过来：“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家在贵阳，不在云南红河。”

“在贵州？不在红河？”梁习武在搞清楚真实情况后，又按照万红所说的地址，迅即与贵阳当地有关公安部门取得联系。

飞驰的火车，在铁轨上晃荡，不时发出铁器之间的撞击，咣当咣当的，让他和沈玉两位非常艰难的听着贵阳方面的回话。

接着，梁习武给在上海的我打来了电话。

自从行动小组出发离站，我就等待着他们的消息。去云南昆明的火车要行驶几千公里。夜晚，正当我徘徊之时，手机被梁习武打来电话的铃声呼响。

“万红说，她不是云南的，她的老家在贵阳。”

“这是真的吗？”在感到意外的同时，我果断发出了让跨省甄别行动小组到贵阳下车的指令：“你们立即在贵阳下车，看护好万红，不能出一点问题，一定要保证安全。”

火车到达贵阳车站。此时站台上的大钟显示，正好是晚上12点。由于是临时决定下的火车，他们一边看护者万红，另一边分头找住地和吃的。

好不容易住进一家旅社，几位行动小组成员还在为临时改在贵阳下车而继续询问万红。“那你不是一直说是云南红河人吗？”“你去过那边吗？”万红显得有点尴尬：“我是瞎编的，从来没有去过红河。”

次日，太阳高照，万里无云。

行动小组草草洗漱后，就直往长途汽车站。拥挤的车站售票大厅里面人满为患。挤上长途汽车的行动小组成员们更是苦不堪言，汗水浸透了身上的衣服，车厢里时不时会飘过一阵难闻的气味。一个多小时后，汽车驶进一个小镇的停车点。跨省甄别小组一路兼程，来到了万红提到的那个小镇。

为了查清万红的真实身份，梁习武和李建峰说：“我们应该到派出所去核实了解一下。否则直接去村子里太突然，也靠不住。”

“好的，到派出所了解清楚以后，这样让我们就更有把握。”李建峰表示赞成，由王晴清看护者万红，其他人先后进了派出所。

没曾想，万红也忽然跟着走进派出所，王晴清忙不迭追了上去。原来她担心梁习武他们说不清她的老家地址，直接对着民警说：“我是远方村的，我叫万红。”

几分钟后，民警让梁习武进入后面房间。

“那她的丈夫现在不在村里，在贵阳？”梁习武说从民警那里知道了一个让所有人感觉头疼的消息，万红的丈夫因万红长久失去联系，现在在贵阳已经和另一位女人同居，一起养育他们的儿子。

“不行，儿子是我的，他怎么可以和别的女人住在一起。我才是他的老婆。”万红正激动地说着，当地的民政助理来了。带队的梁习武见状就过去寒暄了几句。民政助理喝口水后，慢悠悠地向着万红说：“你也不要激动。你不想想，你离开几年了？你给家里来过电话没？你管过你儿子没？”他看看还想争辩的万红又接着说：“你们夫妻当年吵架，你拍拍腿走了，一走还走了好多年，你让你原来的老公怎么办？你儿子那时候才五岁左右，还没有上学，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你让人家怎么想？人家到处找你，就是想和你赔不是，和解，但是找不到你！”

在场的人们听了此话，都批评万红。“人家不是说嘛，小夫妻吵架不记仇。”你一言，他一句，说得万红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了大声嚷嚷的架势，嘴里却还在嘟囔：“那他也不能和人家女的住一起，我是他的老婆。他们没有合法手续。”

梁习武此时提醒：“万红，你离家失踪那么长时间，现在你丈夫到底和这个女的是不是合法，还不好说。”

万红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了。家乡的邻居，热情的老人，进村担任“村官”的女大学生，还有她的婆婆以及开农家乐的连襟都出来迎接这位出走多年的“万红”。

然而，可惜的是，她当年赌气离开的儿子，如今跟着自己的爸爸去贵阳上学，已然是一名读三年级的小学生了。丈夫也已经因她的失踪，离她而去，与另外一位女子成婚。

万红回到了久别的家，但是，家里的情况已经物是人非。对她来说，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