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哲学

尼采在哲学中加入了两种表达方式：格言（aphorisme）及诗。这些形式本身涉及一种关于哲学的新概念、一种关于思想家及思想的新形象。尼采用诠释及评价来取代认识（la connaissance）的理想和真实（le vrai）的发现。诠释让现象总是局部及片断的“意义”确立下来；评价则决定意义之“价值”等级，将片断整合起来，同时不减弱也不消除其多元性。说得更明白些，格言同时是诠释的技艺及需要诠释之物；诗同时是评价的技艺及需要评价之物。诠释者是生理学家或医生，他把现象看做是症状，通过格言来表达；评价者是艺术家，他思量或创造“视角”（perspectives），以诗诉说。未来的哲学家是艺术家及医生，一言以蔽之，未来的哲学家是立法者。

哲学家的这种形象同时也是最古老、最悠久的。这是前苏格拉底时期思想家的形象：“生理学家”及艺术家、世界的诠释者及评价者。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当中所显现出的未来与初始之间的亲近关系呢？未来的哲学家同时也是古老世界、山峰及洞穴的探索者，除了不停地回忆基本上已被遗忘的某个东西之外并不创造。根据尼采，这个被遗忘的东西就是思想与生命的统一性（unité）。一种复杂的统一：生命迈出一步，思想迈出一步。生命的模式（modes de vie）启发思想的方式，思想的模式（modes de pensée）创造生活的方式。生命激发思想，然后轮到思想肯定生命。对于这种前苏格拉底时期思想与生命的统一性，我们甚至连这样的观念也没有了。我们有的只是一些例子，当中一些思想束缚、肢解着生命、要生命安分下来，以及一些生命展开反击、使思想发狂并与思想同归于尽的例子。除了平庸的生命或疯狂的思想家，我们别无选择。一些生命对思想者而言太规矩，一些思想对生活的人而言太疯狂，例如康德与荷尔德林。然而，适合的统一犹待重获，这样疯狂就不再是一种疯狂——统一性把生命的一个插曲做成思想的一个格言、把思想的一个评价做成生命的一个新视角。

这个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的秘密以某种方式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我们应该将哲学想作一种力量。力量的法则是：除非躲藏在既有力量的面具之后，否则力量无法出现。生命首先要摹仿物质。当哲学力量在希腊诞生之际，它亟需通过乔装来存续下来，哲学家亟需借用既有力量的模样，哲学家采用了祭司（prêtre）的面具。年轻的希腊哲学家带着点东方老祭司的色彩。人们至今还分不清楚琐罗亚斯德⁽¹⁾及赫拉克利特⁽²⁾、印度教徒及埃利亚派哲学家⁽³⁾、埃及人及恩培多克勒⁽⁴⁾、毕达哥拉斯⁽⁵⁾及中国人——所有这一类可能的混淆。人们谈到理想哲学家的德性、禁欲主义，以及对智慧的爱。人们猜想不到躲藏在这副面具之下的这个危险存在，它独特的孤独和感官性（sensualité），以及远非循规蹈矩的目的。因为哲学的秘密从一开始即丧失，它犹待在未来中发现。

因此，哲学注定在历史中以退化（dégénérer）的方式、以转身对抗自己的方式、以任其面具左右自己的方式发展。有别于主动的生命及肯定的思想之间的统一，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赋予自己的任务是审判生命，以伪称的高等价值来反对生命，以这些价值来度量及限制生命、谴责生命。如此，思想便同时成为否定的，生命自我贬抑，不再是主动的，并退缩到生命最孱弱的形式中，唯有一些能跟所谓的高等价值兼容的形式。这是“反动”（réaction）对主动生命的胜利，否定对肯定思想的胜利。对哲学而言，这样的后果很严重，因为立法者哲学家（philosophe législateur）的两种德性便是对一切既有价值的批判，也就是对那些高过于生命的价值，以及它们所依据的原理进行批判；对于新价值的创造，也就是生命的价值，以及它们所主张的不同原理的创造。也就是锤子与蜕变。然而，在哲学退化的情况下，立法者哲学家让位给臣服的哲学家（philosophe soumis）。有别于批判既有价值及创造新的价值及新的评价，出现的是既定价值的保守者。哲学家不再是生理学家或医生而成了形而上学家；哲学家不再是诗人而成了“公立教授”。他自称臣服于真实及理性的要求；不过在理性的要求之下，我们时常看到一些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力量，如国家、宗教、主流价值。哲学仅仅是人为了臣服而为自己找来的全部理由的盘点。哲学以真理之爱为号召，但是这种真理无关痛痒：“这种真理总是与人为善、性喜安逸，并且不断地向一切既有权力保证它绝不找麻烦，因为说穿了它只是个纯粹科学。”⁽⁶⁾哲学根据生命承担重量、背负重担的能耐来评价它，而这些重担、重量就是那些高等价值。这就是沉重精神，它将背负者所背负的东西聚集在同一片沙漠中：反动与被贬抑的生命、否定与贬抑性的思想。如此，人们有的只是一种批判的错觉及一个创造的幻想。因为对于创造者而言，再也没有比背负者更为对立的。创造是减轻，卸去生命的负担，发明生命的新可能。创造者是立法者——舞者。

在苏格拉底身上，哲学的退化明确表现出来。假如我们借由两个世界的区别、借由本质与表象、真与假、理性与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形而上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是苏格拉底发明了形而上学：他让生命成为需要受到审判、度量及限制的东西，让思想成为一种度量、一种限制，并以高等价值之名来进行——包括神、真、美、善……在苏格拉底身上，出现了一种自愿地及巧妙地臣服的哲学家类型。让我们跳过许多个世纪，继续下去。谁相信康德在哲学中恢复了批判、取回了立法者—哲学家的想法呢？康德戳破了知识上的那些虚假要求，却没有质疑认识的理想；他戳破了虚假的道德，却没有质疑道德性的要求，也没有质疑其价值的本质与来源。他责难我们把不同的领域混为一谈、将不同的旨趣混为一谈；不过，这些领域依然维持不变，理性的旨趣依然崇高（真知识、真道德、真宗教）。

辩证法延伸了这种骗术（tour de passe-passe）。辩证法是促使我们重获被异化属性的技艺。一切回到精神，精神既是辩证法的动力也是辩证法的产物；或者一切回到自我意识；或甚至一切回到作为类存在⁽⁷⁾（être générique）的人。但假如我们的属性本身表达出一个萎缩的生命及一种受到肢解的思想，取回它们或成为它们的主体对我又有何用呢？当人们内化了祭司、当人们将祭司置于信徒身上，人们通过宗教改革的方式铲除了宗教本身吗？人们把人放在神的位置上、当人们把最关键的保留下来——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人们杀死了神吗？唯一的改变是：有别于由外而加上的负荷，人搬起重物放在自己的背上。未来的哲学家，也就是医生—哲学家，将在不同的症状之下诊断出同一种恶的连贯性：价值可以改变，人将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进步、幸福、效用取代了真、善或神——但骨子里却没变，也就是说这些无论是旧的或是新的价值所依据的观点或评价。人们总是引导我们去臣服、去负重，只去接受生命的反动形式及思想的控诉形式。当我们无意继续如此，当我们无法再背负高等价值，人们再让我们接受“如其所是的真实”——然而，这如其所是的真实正是高等价值把现实加工所做成的产物！甚至，存在主义今日仍抱持着一种让人错愕的对于背负及承担的偏好，这是一种属于辩证法的偏好，将存在主义与尼采区分开来。

尼采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杀死神不足以促成价值蜕变的人。在尼采的作品中，关于上帝之死，存在着不同的版本，至少有十五种左右，每一个皆具有不凡之美。⁽⁸⁾不过，更进一步说，根据其中最美的版本之一，杀死神的凶手是“最丑陋的人”。尼采想说的是，当不再需要外在的法庭，人自己禁止过往受到禁止的、自发地为自己加上不再是由外而来的警察与重担，人让自己更丑陋了。综合上述，从苏格拉底派哲人到黑格尔主义者，哲学史只是漫长的人类臣服的历史，以及人找理由为之合理化的历史。这个退化的运动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哲学，它更表现出历史最普遍的生成及最基本的范畴。它所涉及的不是历史当中的一个事实，而是历史本身的原理，绝大部分的事件由此而来，它们又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及生命，分解（décomposition）的种种症状。以至于真正的哲学，如同未来的哲学，它既非更加历史的、亦非更加永恒的：它应该是不合时宜的，永远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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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是决定一个现象的意义。说得更明白，意义存在于各种力量关系之中，根据这种力量关系，在一个复合而层级化的整体当中，一些力量主动，一些力量反动。无论一个现象如何复杂，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主动的、首要的、征服的与支配的力量，以及反动的、次要的、适应的与调整的力量。这种区分不只是定量的区分，也是定性的及类型上的区分。因为力量的本质是与其他力量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力量获得它的本质或性质。

力量本身与力量本身的关系称为“意志”（volonté）。这是为什么我们首先应该要避免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volonté de puissance）原理产生恰好相反的误解。这个原理并不是指涉（至少不是一开始便如此指涉）意志意欲权力或欲求控制。一旦我们从“控制的欲求”（désir de dominer）的角度来诠释权力意志，我们必定使它依赖于既有价值，唯有这些价值才适于决定在每一种情况中、在每一种冲突中什么东西该“被认为”是最强的。以此方式，我们没弄清楚权力意志的本质是我们所有评价之塑造的原理、是创造尚未获得认定之新价值的隐藏原理。尼采说权力意志与觊觎、拿取无关，而是涉及创造、给予⁽⁹⁾。如同权力意志，权力不是意志所意欲的东西，权力是在意志当中意欲着什么的这个东西（狄奥尼索斯本人）。权力意志是差别因素，在场的力量及它们在复合整体中的个性都来自于此。它也总是被显现为一个动态的、轻盈的、多元的因素。以权力意志为依据，力量发号施令；然而同样也依据它，力量服从命令。力量的这两种类型或性质对应着权力意志的两副面貌、两种意质（qualia）⁽¹⁰⁾，它们是终极的和动态的特性，较各种从中所衍生出力量的特性更为深邃。因为权力意志致使主动力量肯定，并且肯定它们所各具的差异：在这些力量上头，肯定总是优先的、否定永远是后果的，如过多的享乐。相反地，反动力量的本质是反对它们所不是的、是限制他者：在此，否定是优先的，并且是透过否定，反动力量做出肯定的模样。肯定与否定因此是权力意志的意质，如同主动的和反动的是力量的性质。同样地，诠释在力量中找到意义之准则，评价在权力意志中找到价值之准则。最后，与前面用语的思考有关，我们要避免将尼采的思想化约为一种简单的二元论。因为，正如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的，肯定基本上是多重复合的、多元论的，而否定基本上是单一的或者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元论的。

然而，历史让我们面对最为奇怪的现象：反动力量获得胜利；在权力意志中，否定取胜！其所牵涉的不仅是人类的历史，也是生命的历史、地球的历史，至少在人所居住的地球上是如此。在各处，我们看到“否”胜过了“是”，反动胜过了主动。甚至，生命也变成适应的、调整的，化约于生命低一级的形式上：我们甚至不再了解主动意味着什么。甚至地球的力量也日渐枯竭中，表现在这遭受浩劫的地表上。对于这种反动力量及否定意志的共同胜利，尼采称作“虚无主义”或者奴隶的胜利。根据他的看法，针对虚无主义进行分析是心理学的目标，该注意的是这种心理学也是宇宙（Cosmos）的心理学。

对于力量或意志的哲学而言，似乎难以说明为什么反动力量、为什么那些“奴隶”“弱者”能够获胜。因为，如果单是他们通通加在一起，便形成一个比强者的力量还更强大的力量的话，我们实在无法明白当中是什么东西产生变化，而定性评价又何以立足。然而，弱者、奴隶实际上并不是靠着力量相加而获胜，而是通过削减他者的力量来达成：他们将强者与其所能加以分开。他们获胜，不是靠着权力的组合，而是靠着他们感染的权力。他们导致所有力量的反动—生成（un devenir-réactif），这就是“退化”。尼采曾经指出，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准则必然有利于弱者及病者，也就是“次等人”（我们称呼那些将其生命简化为反动过程的人为病人）。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人类的情况中，历史的准则有利于奴隶。让虚无主义得以胜利的，是整个生命的病态—生成（un devenir-maladif）、所有人的奴隶—生成（un devenir-esclave）。同样地，我们应该也要避免对于尼采的“强者”“弱者”“主人”和“奴隶”等用词产生误解：很清楚的是，作为奴隶，奴隶总是握紧权力的，而弱者也不等同于弱小的人。即便反动力量获胜，也不改其反动性。因为，根据尼采的见解，在所有的事情上，当中所涉及的是一种定性的类型学、所涉及的是卑贱与高贵。我们的主人是在一个普遍性的奴隶—生成中获胜的奴隶：欧洲人、被驯化的人、小丑……尼采将现代国家描绘成蚁穴，其中的头目及权势者靠着卑贱而取胜、靠着传染这种卑贱和滑稽而取胜。无论尼采有多复杂，读者可以轻易地料想到他会将纳粹所主张的“主人”的种族归入在哪一个范畴之下（也就是说哪一个类型当中）。当虚无主义获胜，此时且唯在此时权力意志不再意味着“创造”而是表示着：意欲权力、欲求控制，因此将既有价值，如金钱、名誉、权力……归给自己，或使之归属自己。这种的权力意志确切地说是奴隶的意志，它是奴隶或无能者构想权力的方式，是他自己对于权力的观念，是当他赢的时候就拿来施行的观念。病人有时会说：唉！假如我能健健康康的，我就会做这儿做那儿、或许他会这么做——但是，他的计划与构想仍没有脱离病人的计划与构想，这些只可能是病人的。奴隶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对主人或权力的构想也是如此。反动的人以及他对于行动的构想也是这样。到处都出现价值及评价的颠倒，到处都以狭隘的目光来睥睨事情，如同牛眼所见的颠倒形象。尼采所说过一句最不凡的话是：“我们永远要反对弱者来捍卫强者。”

接下来，我们逐一指出人的世界中虚无主义获胜的几个阶段，它们是尼采心理学的重要发现，构成了深层类型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