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鸦片战争与矛盾的累积

李鸿章上京时，在卢沟桥作诗一首，字里行间透露着自负，这一年是1843年，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

著名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正式形成政治关系的开端，后世也将它视作中国近代的起点。至于这场败仗给当时的汉人知识分子精英们造成了多大的冲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一概妄下断论。这和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和立场有关，也会受到年代的影响。而对将考中进士视作最高目标的青年李鸿章而言，很可能他并未对此给予过多的关心。

即使这一事件未能引起当时年仅21岁的李鸿章过多的关注，从客观上来看，也并不意味着和他的人生毫无关系。不仅如此，他的人生在两种意义上就此被定格：一种是与西方列强的通交被开启；一种是对中国国内造成影响，引起了内乱的爆发和蔓延。首先引发问题的是第二种。

进入19世纪后，中国不仅发生内乱，对外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中国带来繁荣的西方贸易，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发展，结构上呈现出变化，这便是鸦片走私。在此之前，中国出口茶叶获取白银，现在大量的白银反而开始外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鸦片需求，经济开始下滑，社会开始走向动荡不安。还远不止这些。由于鸦片是违禁品，要想进口到国内，就需要强大的地下组织，秘密结社的现象也在暗中不断滋长。

这些秘密结社自然顺应了鸦片走私的路径。和普通的商品贸易一样，鸦片也是由广东省运至湖南省，或是经由江西省再通过长江航路运往各地。因此，湖南省的秘密结社发展迅猛，特别是出现了天地会和三合会等，被称作“会党”。

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清朝，开放了除广州外的另外四个口岸。其中一个格外有实力的是上海，因其毗邻当时中国经济的心脏部位——江南。上海的贸易发展迅速，取代西方贸易的主要口岸广州，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与此同时，茶叶和鸦片等主要贸易商品的运输、交易途径也发生了变化。湖南省作为连接广州和内地的主要枢纽，受到的影响尤其深远。商品的流通量大大减少，局部地区陷入经济萧条，成为导致社会不安的要因。秘密结社的势头也开始蠢蠢欲动，而恰好这时近邻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拜上帝会的起义。

起义与扩张

生于广东省客家的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经文的启发，创办了主张信奉上帝就能通往“天国”的新宗教——拜上帝教。其教会就是拜上帝会。客家原是从异乡移居过来的，在语言、风俗和习惯上都与本地人不同，难免会有矛盾激化的时候。拜上帝会最先在广东省发展，却迟迟未能扩大，便西进到广西省传教。由于山区一带有很多客家人居住，拜上帝教就获得了大量的信徒。

很快，拜上帝会就打破了纯粹的宗教信仰，开始策划在世间成立自己的“天国”这一政治举动。也就是说，它的性质转变为移民和基督教汇集于一体的反政权武装秘密结社，官府对其加强镇压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为了反抗，在桂平县金田村毅然发起了武装起义。洪秀全即位“天王”，北上占领了永安州，1851年成立了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政权，并巩固了制度。

太平天国长驱直入，来到了湖南省。起初，不过是万人左右的规模而已。然而继续北上，从湖南省进入湖北省抵达长江中游，1853年1月攻陷了中枢之地武昌后，太平天国的规模一举达到了50万人之多。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并不全是由于军事上的成功，他们也经历过惨痛的败仗。他们能得到迅猛壮大，是由于存在着大批潜在的支持势力。这些势力，正是湖南省的社会落后分子和秘密结社。

秘密结社的各社彼此之间在局部地区陷入混战，造成了社会的高度紧张，而太平天国犹如飞燕一般飞进了湖南省。它为现状下无法出人头地获得成功的人们提供了新的翻身的可能性。湖南省的“会党”大部分都因并入了太平天国而销声匿迹。也就是说，太平天国此时已经从一个纯粹的武装教会，演变为一个纠集华中、华南的反政权势力的大型军事集团。

南京沦陷

太平天国攻陷武昌后，并没有就此停歇。他们很快就舍弃武昌，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展开了新一轮进攻，可以说是势如破竹。攻陷武昌后仅仅两个月，1853年3月19日，太平天国又占领了江南地区的中心——南京。南京是两江总督所在地，太平天国以此为大本营，改称天京。

太平军转战湖南省时，未能攻下任何一座大城市，特别是清朝主力军八旗部队的驻防地区。但却在其空隙之间辗转作战，不断自我扩张，抵达长江流域时势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到达南京时，据称太平军的人数已经扩大到了200万之多。接下来，太平军又陆续攻陷了周边的枢纽城市镇江、扬州甚至杭州等，占据了江南的主要大城市。当然，其中也包括八旗部队的驻扎营地。

在天京安营扎寨的太平天国，在同一年6月，为了扩大实质性的统治领域，又向湖北、湖南派遣了西征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西征军很快就到达武昌，并将其占领。

事态还远不止如此。早在西征军出发的前一个月，为了推翻清朝，太平天国派出由两万精兵组成的北伐军北上北京。在这里不得不说，决心推翻清朝，从正面与其决一胜负，仅这一点就不同于其他各种叛乱，这才是太平天国真正的用意所在吧！

总而言之，在长江中下游这一经济、文化的心脏地区，赫然出现了一个与清朝势不两立的大国。

颓势

正因为太平天国信奉的拜上帝教起源于基督教，目睹其发展壮大的西方人对它充满了期待。以英国为首，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虽然与清朝建立了邦交，却由于清朝的态度和举措并未发生改变，而不免大失所望。于是他们尝试与太平天国接触，试图保证和扩大自己的权益。然而，太平天国仍旧保留了一些老的姿态，外国当政者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在对外国的态度上，太平天国和清朝并无二致，仍然自尊自大。英国等国家则保持了“中立”的立场，继续观望局势的发展。

就这样，太平天国虽然成立了新的组织，制定了新的政策和制度，然而它的实际情况和行动，很多都要用以往的旧制来解释。例如，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文书，虽然它标榜了土地的平等分配和赋税的公平化，却和古代的均田思想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也未能得到具体实施。一件事情尚且如此，遑论太平天国提出的各种革命思想和目标：要想看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是为时过早了吧！

直面现有的秩序并公然敌对、勇于挑战，这是毋庸置疑的。太平天国不仅针对清朝这一政府权力，还排斥清朝得以立身的儒教，攻击地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受到各地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的欢迎，急速地发展壮大。反而言之，他们未能成功地拉拢现有的势力来支持自己，这导致他们进一步的发展受到阻碍，很快就走向了衰败。

这个国家的君主当仁不让，正是拜上帝教的教祖、天王洪秀全。然而，他却未必掌握着实权。掌管军事和政治的，是仅次于天王的东王杨秀清。此人是杰出的战略家和施政家，太平天国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可以说是他的功劳。杨秀清并不满足于手中的实权，他想要和洪秀全平起平坐。于是两者之间，难免产生嫌隙。

洪秀全害怕杨秀清的专横，动员其他官员杀死了杨秀清，并肃清了东王所有的部下和士兵。那天是1856年9月2日，骚乱并不因此得到平息，金田起义以来有势力的领袖们或惨遭杀害，或逃脱而去，天京政府只剩下了洪秀全的亲戚们。仅凭他们是无法与清朝抗衡的，于是他们推选出年轻有为的人才，其中一人便是与李鸿章展开殊死搏斗的忠王李秀成。

经过这场内讧，太平天国的势力有所削弱，军事行动也不尽如人意。被派往北京的北伐军，早在内讧发生前就全军覆没。虽然一度曾逼近天津，行军途中的怀庆、保定以及天津等要害之地却无一能够攻陷，被迫转战南部。此时，清朝起用了与皇室联姻的蒙古望族僧格林沁，对太平天国北伐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铁骑军，在1855年3月一举歼灭了北伐军。

已经无望推翻清朝的太平天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持续战斗。这时，他们受到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再次攻陷武昌的西征军试图继续南下，却遭受到了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对手是一支崭新的势力，它便是曾国藩统领的湘军。

清朝的反击与乡勇

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后，建立了大本营。清朝政府虽处于劣势，却试图挽回局面，在南京的南北近郊建起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采取的是所谓从四面包围南京，逐步逼近的战略。

可是，这一方针在太平天国的反击下数次受挫。首先遭到挫败的是江北大营，时间是1856年4月；同年6月，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的袭击下也溃败不堪。而大获全胜的杨秀清居功自傲，挑起了和洪秀全之间的内讧。李秀成认为，先后六次突破了清军的包围，第七次却未能解围，这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第七次包围南京，歼灭了太平天国的，正是从西边来袭的湘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都是清朝的正规军，湘军却不同，他们是所谓的乡勇。乡勇是指当地的义勇军，而“湘”指的是湖南省，顾名思义，湘军便是湖南义勇军的意思。创始人正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

前面已经介绍过，曾国藩是出生于湖南省的学者型官僚。太平天国发动起义时，他正在北京身居礼部侍郎这一要职。1852年，他被任命为江西省乡试主考官，赴任途中，母亲不幸身故，此后两年多时间，他一直在家乡服丧。按照清朝的规定，官员服丧期间要卸任所有的官职。

当时，太平军转战湖南省，迟迟未能攻下省城长沙，于是打算北上瞄准武昌。由此，清政府派人传令给曾国藩，命他在湖南编制团练，并指导他们镇压贼寇。也就是说，和半个世纪前白莲教教徒叛乱时一样，由当地组织自卫军来保卫领土，并协助平定叛乱。在其他地方，也已经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曾国藩经过数次巡查后，决定接受这项任命。然而，他一旦下定了决心，就绝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正规军和团练组织。他首先以每月4两白银的高薪雇用淳朴的农民，将他们训练成士兵后编制成部队。那个年月，每年25两白银就能够养活一家三四口人了。同时，他还从同乡人中召集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徒弟等私底下亲近之人，担任下属的将校并分别统帅一支小规模的部队。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个人的人际关系，直接应用到军事指挥体制当中，集结了以前散落各处的团练，创设了一支规模空前的义勇军。

如果只是为了保卫家乡，那么，以前的团练也绰绰有余了。然而，太平天国的势力不断强大，并公开宣称要取代清朝，大有直捣北京之势，以前的老做法已经无法对付他们了。想要彻底与之对抗并打倒他们，需要转战各地，并拥有较大规模的军队组织。曾国藩察觉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新方案，显示了他在众多泛泛之辈中脱颖而出的才华。

湘军的苦战

这支军队诞生于湖南省，这一点也值得关注。信奉拜上帝教这一意识形态的太平天国，便是在这个地方纠集“会党”形成了巨大的势力。而曾国藩却打着儒教的人伦、道德的旗号组成了湘军。他向各地的有权者呼吁，排斥儒教的太平天国的兴起是中华文明“开辟”以来最大的危机。他试图利用体制一方的意识形态，来集结政权的支持势力。

也就是说，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湘军，都不过是利用湖南省的中间武装集团的军事势力而已。无论是站到体制一方，还是反体制一方，立场有别，然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时的官僚也曾吐露说，越是扩大义勇军，就越是能歼灭贼寇。换言之，到处都残留着旗帜不鲜明，或是方向不定的势力。

曾国藩在创设湘军前，设置了审案局这一机构，专门对敌对者进行镇压和处刑。他自己也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杀人。面对分不清是敌是友的武装势力，要想分辨并将其降服，建立起服从自己的强大军队，也只能这么做。因为局势是如此的不稳和紧迫。

而他费尽苦心建成的湘军，并没有立刻取得胜利。曾国藩本人作为军人的才能不禁让人怀疑。他指挥的作战，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他甚至几度想要寻短见。实际上指挥湘军的是他的弟弟曾国荃，以及能干的下属们。1854年4月，湘军在湘潭首次打了胜仗，向北扩张势力，10月夺回了四个月前被太平军第二次占领的武昌，终于打到了长江。

苦战仍然在继续。太平军随着名将罗大纲、石达开的加入而扭转了形势，打败湘军控制了江西省后，太平军再度向湖北行进，1855年4月第三次占领了武昌。长江中游地区呈现出一进一退的攻守局面。可是，太平天国出现内讧期间，1856年底，湘军又再次夺回了武昌。经过连续的激烈作战，湘军于1858年5月夺取了九江。压倒性的优势终于掌握在了湘军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