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双轨制”的出现、市场对计划的挤出效应和实现并轨（1985—1994年）
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从苏联那里移植来的，然而，中国的中央计划的分配范围要比它们小得多。按照管理权限划分，按照重要程度和通用性质，工业生产资料可分成三类。一类是统配物资，即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平衡，物资总局调拨，二类是部管物资，三类则是地方管理和平衡的物资。物资管理机构按照行政系统设置，各级地方政府设物资局，国家物资局下设金属、机电、化工、木材、建材等物资专业总公司。各公司在各大行政区设采购供应站（一级站），组织物资供应，各省、市物资局也都设有自己的专业公司和供应站。企业所需物资需要按隶属关系去申请，统配、部管物资一般通过每年两次的全国订货会由供需双方按国家分配指标签订供货合同。物资用量大的企业直接同供货企业签订合同，而物资用量小的企业由主管部门或地方物资部门集中同供货方签订合同。[34]
2.3.1“双轨制”最早的出现及其原因：计划外生产和交易市场的形成
“双轨制”最早的萌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改革时期。1980年国务院规定，企业超计划和自己组织原材料生产的产品，以及试制的新产品，原则上可以自销。不过，对于生产资料的价格上调，则必须报经批准。198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提出，企业可以自销的工业品生产资料，计划外的其他工业品生产资料，企业自己组织主要原材料、燃料生产的产品和试制的新产品等，允许进入市场自由购销。
扩大自主权使得国有企业产生了很强的激励和很大的生产灵活性，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然而传统经济中的计划并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些额外的产量增量纳入计划体系，因为事先不可能知道增量的数额，也无法知道企业激发出来的潜力有多大，加上在那个产品短缺的时代，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的大量产生，形成了巨大的计划外市场。对此，计划体制更是无法行使配置资源的功能，只能是诉诸市场。1981年，中国一、二类物资总共只有837种，而苏联有6500多种。中国的地方政府分配的一类物资的比重如下：煤46%，钢42%，有色金属36%，木材18%，水泥71%。[35]
因此，由于企业自主权的激励和计划外的各种企业的市场激励，催生了计划外的生产供给的出现，加上大量的市场需求，形成了游离于计划体制外的一个新的交易系统。这样，为计划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最早的生产“双轨制”也就诞生了，并形成了计划外的生产系统。在其中，最重要的供给之一主要来源于国企在计划外的生产增量，而其需求则主要来自计划外的大量新生的乡镇企业或个体户，以及消费者，这样的供求关系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市场交易主体，其表现为计划体制下的生产者和市场体制下的需求者之间的独特的交易关系。
计划外产品进入市场自由销售后，尽管国家强调，其价格仍要按国家计划价销售，但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市场力量和价值规律必然要发生作用，其结果表现为计划外价格迅速向市场均衡价格移动，价格管制难以奏效。根据1993—1995年期间有关物价的文件来看，大量的通知都涉及对企业提价的禁令，政府不断下发通知和文件，三令五申企业不得擅自提价，不得在计划外加价，等等。
在强大的市场压力下，国家不得不放松了部分价格管制，对中小企业的产品价格可实行向上浮动20%。这种放松管制表现在1983年7月，国务院对制止生产资料乱涨价的几个政策界限作了规定。其中规定，钢铁、焦炭、主要机械等全国统一定价产品，大型企业不得制定临时出厂价，中小型企业在正常生产下，执行全国统一定价发生亏损的，可制定临时出厂价，成本利润率不能超过5%，具体价格不能超过全国定价的20%。
1984年5月，政府进一步放开计划外产品及其价格的范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提出，钢材，属于国家计划内的可以自销2%，超计划生产的全部可以自销。生铁、铜、煤炭、水泥、橡胶等产品，超计划生产的全部可以自销。机电产品，国家安排原材料生产的由国家调拨分配，其余的可以自销。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的超产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20%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商定价。属于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要执行国家规定价格，包括规定的浮动价格，但企业可用计划外自销产品与外单位进行协作。
这时，计划外价格的浮动已经从中小企业扩大到了大型企业，计划外的市场自销范围也有所扩大，价格浮动范围达到20%，但仍然受到计划管制，尚未完全放开。
计划外价格完全放开是在1985年1月，当时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联合发出《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通知规定，取消原先规定的计划外产品的自销价格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规定，可按稍低于当地的市场价格出售，参与市场调节，起平抑价格作用。这个通知标志着“双轨制”的正式开始实行。
从生产“双轨制”的萌芽出现，到完全的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前后约5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双轨制”出现的起源，其从萌芽状态到完全状态的发展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双轨”价格来自“双轨”生产，来自企业独立于计划外的自身利益的出现，来自计划外的交易市场的出现。这些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只要触发了第一张牌，后面的连锁反应都是必然的了。
“双轨”价格的出现是“双轨”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如果当初采用单一的计划价格来对应于计划外生产和需求，在产品短缺的年代，在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势必产生配给现象。那么由谁来配给？计划体制似乎是无力应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的。再退一步想，即使能够按照计划价格实行配给，那么配给谁，按什么规则来供应？如何能够满足巨大的需求缺口？其结果必然又会出现类似“双轨制”下的大量开后门和行贿的腐败现象。
当然，如果一下子全部把市场放开，实行单一的市场价格，恐怕不仅生产计划体系本身会难以承受这种冲击，而且在短缺经济时代，必然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造成社会经济的动荡。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转型中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危机，采取渐进的市场放开的方式比较合理。
所以，无论是实行单一计划价，还是单一市场价，在那个年代，恐怕都是行不通的。“双轨制”是从单一计划价向单一市场价转轨时期的产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问题在于，这段价格“双轨”并行的时期需要多长才是合理的，是否越短越好，还是越长越好？当然，恐怕没有人同意这个转轨期拖延很长时间，那么，实际过程是怎样运行的呢？
2.3.2“双轨制”的发展过程：市场对计划的挤出效应和寻租的并存
1985年国家正式放开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使原已存在的“地下市场”和“非法价格”公开化、合法化，于是，同一生产资料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出现了两种不同价格。在计划外的市场价格刺激下，企业的计划外生产产量不断增加，有效地刺激了产品供给量的增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副作用日益明显，表现为各种截留或变相截留计划内的生产资料转为计划外高价出售，计划内产品与计划外产品之间的隔绝难以控制，各种产品转手加价、倒买倒卖等现象大量出现。为此国务院和国家各部委办不断发文或发通知，进行物价大检查，加强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查处违反物价政策的行为，实行物价监督，等等，仅1985年当年就下发各种此类通知或文件十几个。1985年当年全国查处物价违纪案件16万多起，其中主要是转手加价，倒卖重要生产资料，抬价紧缺耐用消费品等，罚没违纪收入1.3亿元。[36]1984—1988年期间，全国查处价格违法案件249万起。[37]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在实行“双轨”价格期间，寻租行为愈演愈烈，形成了全民寻租，“10人9倒”的现象，使得社会寻租租金大量增加。在种种倒买倒卖的推波助澜下，计划外价格失去控制，加上通货膨胀，市场价格不断上升，在此情形下，1988年1月，政府正式实行生产资料最高限价政策。其中规定，限价权由地方政府制定。结果，各地为了争抢货源，在销售价格上竞相攀高，实际上起了哄抬市场物价的反作用。1989年3月国家物价局等又颁布计划外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全国统一最高限价，使限价覆盖率达到计划外产量的90%左右。同时，强化了行政管理和物价监督。
由于计划内价格偏低，一些企业出现了严重亏损局面。例如，国家统配煤矿从1984年承包以来，生产成本上升速度大大超过煤炭价格调整速度，全行业亏损不断扩大，1989年扣除加价收入后净亏损40亿元。原油行业也出现全行业亏损，1989年亏损额达42亿元。计划内黑色金属亏损面已达70%，其他的计划内有色金属和农业机械等行业的亏损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些严重亏损长期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企业和部门为了完成承包任务，不得不采用“计划内亏损，计划外补偿”的办法。[38]因此，最高限价屡屡被突破，限价阻力极大，难以得到有效实行。
表2.5提供了从正式实行“双轨”价格的1985年至“双轨”价格结束的1995年期间，主要钢材品种的计划内外价格的变化趋势。
表2.5 实行“双轨制”的钢材价格的变化（1985—1995年）（元/吨）
注：（1）1985—1990年计划价为国家指令价，大型钢铁企业一直执行指令价，地方中型骨干企业执行地方临时价格，比国家指令价高出10%左右，小型企业则可加价20%左右。
（2）1991年大型钢厂执行Ⅰ类价格，地方中型骨干企业执行 Ⅱ类价格。1992年两类价格统一。1994年价格放开，企业自主定价，随行就市。
（3）由于当时的价格信息缺少系统的搜集整理，因此现在很难找到较全面的数据，有些年份的信息缺失也难以补齐，但不妨碍从中看出大致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物价》各期；《物价文件选编》1983年、1985年和1989年；
《中国物价年鉴》历年；冶金工业部编：《冶金产品出厂价格》。
从图2.5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双轨”价格的变动趋势，由于1990年之前，计划价格完全不动，而市场需求在上升，两种价格差距则有所扩大，但总体来看，两条价格曲线还是大致平行的，价差并未出现显著的扩大态势。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是从1991年开始的，从此之后，价格差距明显地不断缩小，仅3年功夫，就基本到位，实现成功并轨。
图2.5 1985—1995年普碳圆钢价格“双轨”变动趋势
在1991年之前，两种价格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而从1991年之后，寻租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基本消失，不再有大规模的倒买倒卖的社会现象，也不再存在某些人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的土壤，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双轨制”的结束意味着实现了公平的资源分配，从此开始了合理的市场竞争。
从实行“双轨”价格的10年间，可以看到，1988年市场价格出现明显上涨，年初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30%，到年末两者价格相差50%，呈现出“双轨”价格扩大态势。[39]然而到1990年，由于市场进入低谷，需求疲软，导致“双轨”价格之间的差距略微缩小。在1990年之前，市场价格总走势基本是向上浮动的，其大约相当于计划价格的3倍。到1991年，由于计划价格上调，且上调幅度较大，市场价格则出现下浮，两种价格差距明显缩小。然而，1992年的经济出现高涨热潮，钢材市场价格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不过，计划价格也同时小幅上调，两者差距并未显著增加。到了1993年，计划价格基本上按照市场价格的走势实行大幅度上调，已经非常接近市场价格了，在1993年试探性的实行市场价格后，1994年则完全放开，两种价格并轨。
“双轨制”的实行是转轨的必然产物，其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好坏的问题，但是它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一种是依然保持计划的僵化体制，计划价格保持低价不变，给任何掌握低价产品的供给者提供很大的寻租空间；另一是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及时进行计划价格的调整，向市场价格靠拢，逐渐消除两者之间的差距，最终消除寻租空间。就这两种发展方向来说，则很清楚地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好坏之分，前者极不公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寻租费用巨大，造成资源浪费；后者则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兼顾，也杜绝了资源浪费的寻租和带来社会不公平的结果。
因此，“双轨制”产生的效应主要取决于政府，作为计划价格的决定者，是否把市场价格作为一个基准准星，来调整计划内外价差，这是“双轨制”能否成功的关键。不过，政府当时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习惯了行政计划管理的政府，只是不断地强化行政管理，实行计划外产品最高限价。结果，这些行政方式很难奏效，在市场价格和寻租空间的巨大利益驱使下，企业采取各种方式回避限价，绕开限价，有令不行，使许多限价都落了空。此外，政府还采取行政手段严格查处价格违法案件。1988年实行最高限价，1989年再次重申限价，其结果导致企业缺乏增产动力，很多品种市场上有价无货，加大了供不应求的缺口。同时，市场实际成交价很难监督，大量变相高价交易，根本控制不住。1989年查处各种价格违法案件99万多起，其中，大案要案居多，不少都是得到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40]
在“双轨制”价格的经济中，真正的均衡价格是处在两种价格之间，它可能会低于计划外市场价格，但必然高于计划内价格。正是因为存在供小于求的缺口，才会形成计划配给和配给价格，也才会有计划外价格。缺口越小，价格差距则越小，计划外市场价格越可能接近于市场均衡价格。相反，缺口越大，两种价格的差距也越大，越是可能背离均衡价格。
在市场信息极度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下，长期处于配给条件下的需求方，一旦面临某种计划松动和计划外价格的放开，便会出现普遍的价格上涨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真实需求被放大，价格的上涨得到不断推动。同时，计划内价格依然不变，其更加低于均衡价格，而不断上涨的计划外价格则更加高于均衡价格。
两种价格表明了两种体系，计划体系内依靠低价格来运营，而计划外体系则依靠高价格运行。两个体系的交易是不可避免，一旦出现交易，前者实际可以从低价格中得到来自后者的变相补贴或租金。计划外生产者支付的高于均衡价格的那部分就形成了这种补贴的来源。如果在这种双轨体系中，国企是计划体系，而民企是计划外体系，就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那样，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计划外生产者对计划内生产者的实际补贴，国有企业或计划体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来自体制外企业或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补贴。
然而，“双轨制”恰恰存在于国企内部，存在于计划体系内部，这就无法保持两个体系的封闭运作。尤其是，当同一产品的生产者同时面对两种价格时，这种封闭几乎就是不可能有效的。结果，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价格补贴或租金，计划不断地被蚕食，计划外交易不断增加。在市场的挤压下，计划失去了其原有的权威性和指令性，面临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典型的市场挤出效应，即市场把计划的势力范围越挤越小。计划外支付的高价格，实际上就相当于市场生产者从计划供应者那里，用金钱或补贴买来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许可证，因而才可能不断实现市场扩张。
“双轨制”成功地促使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在市场上进行，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宏观通货膨胀导致市场价格水平大大提高，而计划价格远远滞后，结果，随着按实物计算的计划价格不断降低，市场价与计划价的差额进一步扩大，因而“双轨制”没能成功发挥作用。所以，“双轨制”的潜在好处之一，即作为一种手段推动计划价格接近市场价格，实际上并未很快实现。然而，“双轨制”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即随着计划价与市场价差距的扩大，计划控制更迅速地减弱，其仍然有一种促进转型的作用。[41]在这个意义上，价格“双轨制”在推动经济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场定价方面的确发挥了作用，不过是以一种相当高的赎买金为代价的，这种赎买金是支付给那些计划产品供应者的，刺激他们更多地增加产品供应，或者通过减少计划控制的范围，来得到这些补贴差价。
“双轨制”的消极效应是产生巨额的寻租租金和高昂的交易成本，这种成本是一种赎买金的性质，它实际上替代了可能潜在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的代价。也就是说，如果实行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话，则可能不会存在这样的大量明显的租金（地下交易活动的租金不可避免），但可能导致社会难以承受的经济动荡不安和很高的通货膨胀率。总之，无论怎样，转轨必然都是有代价的。“双轨制”的积极效应也很明显，它从边际上调整价格向市场出清水平变动，能够刺激生产者更多地增加供给，缩小供不应求的市场短缺缺口。结果，它最后能带来统一的市场价格和市场经济，顺利地成功实现产品市场的转轨。
2.3.3“双轨制”基本结束：促成并轨的原因和实现价格并轨的跳跃
实现转型并轨的基本约束条件在于，确保经济能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的承受力，即在保证最基本稳定条件下实行并轨，不致出现社会经济大动荡。在这样的前提下及时实现并轨，可以避免出现无限期延长“双轨制”带来的巨额交易成本和寻租代价。也就是说，实现代价最小的转为单一市场价格，这就是合理的和成功的选择。
“双轨制”消亡的基本前提是，计划生产指标和原材料配额不再存在，因为“双轨”价格对应的是“双轨”生产体系，即存在计划内生产和计划外生产的并存，如若没有这种并行存在的计划内外的区别，也就不会有“双轨”价格存在的土壤。如果这种计划内外的生产面临的是两种分割的交易市场，那么就必然存在两种价格。
实际上，上述基本的约束条件取决于“双轨制”产生的前提是否还存在。在实际过程中，这是个渐进的发展进程，即随着产量供给的增加，市场短缺越来越少，两种价格之间的差距也相应会越来越小。因此，当供求差距达到一个较小的缺口时，实现单一价格的社会承受力就没有问题了。“双轨”变单轨也就在这种消除短缺的渐进中稳定地完成。
1988年的价格闯关，欲求一次性地彻底解决困扰多年的“双轨”价格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然而，由此引发的全国抢购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这是典型的预期性通货膨胀。由于政府未考虑到长期以来生活在短缺经济和计划配给时代人们的普遍心态，人们难以适应计划一下子放开到市场的调节局面，以及对此的恐慌担忧引发的不良预期。实际上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生产力的释放，不少消费品并未存在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缺口。然而，经历了短缺经济时代的老百姓，已经把价格放开等同于价格上涨，因而出现了普遍的恐慌心理，由此产生的预期起到了对价格上涨推波助澜的作用。
价格闯关固然造成了宏观经济的某种失控和市场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不过，这个决策的方向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方式上有些急躁，未考虑到民众的预期心理。如果能采取渐进调价的方式，向市场价格靠拢，那就是非常成功的。实际上，在价格闯关紧急刹车后的不久，政府就在逐步地、低调地小幅调整价格。对一些比较紧缺的原材料和一些严重供不应求的产品，都适当提高了其价格。如此整顿后的价格，高于原来的计划价格，但仅略低于上年的市场价格，明显缩小了计划内外价格的差距，为进一步的“双轨”变单轨打好基础。此外，对于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了专营，把计划内外的价格统一为综合平均价。[42]这些价格调整政策都是以市场价格为基准进行的，因而为后来完全消除“双轨”价格奠定了基础。
除了以上因素，“双轨制”的最终消失还得益于另一方面的原因。1989年后的经济发展陷入低谷，宏观紧缩政策加上治理整顿，以及政治风波之后对计划外企业的整肃和来自国外的经济制裁，都使得经济发展速度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在这种情形下，市场需求疲软，市场价格势必下跌。因此，自1989年以后市场价格一路走低，到1991年则落入一个最低谷，正好为“双轨”价格并轨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这时计划价格再作上调，“双轨”价格之间差距明显缩小。
“双轨制”期间，企业经常为原材料大幅上涨导致的成本上涨而困扰，因此，不断要求提高出厂价或销售价。在此期间，可以看到，物价管理部门大量出台的各种文件政策，都是涉及对于各类企业的提价要求的批准。不少企业都是由于亏损严重，要求提价，批准可以提价20%—50%不等；有的企业由于是优质产品，可以批准提价12%；还有对于中小企业，批准它们可以在原计划价格基础上加价20%，等等。因此，计划价格在这种推动下，不断上涨，向市场价格逐步靠拢。
从企业在这段时期的价格指数可以看到，一些紧俏生产资料，例如钢材等黑色金属的出厂价格指数明显普遍低于原材料购进指数。这表明这些企业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了产成品的价格上升速度，后者主要是由于出厂价格由计划价格控制，而原材料则不能保证全部采用计划价格购进。这里的投入产出差额在于物资分配机构不可能确保完全封闭的计划内体系的投入产出的均衡运作，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渗漏效应”或“虹吸效应”，即许多计划内物资通过各种方式被吸引到计划外的市场，导致计划原材料供应总是不足，企业为完成生产任务而不得不以市场价购买原材料，这样势必就导致无法完成按照计划价格的生产任务，否则就必然亏损。在这样的情形下，企业要求提价的呼声特别高，要么就挤压计划指标，减少计划产出量。结果，来自提价和缩减计划产量的压力，迫使计划内的领域日益缩小，也逼迫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方向不断上调。
1991年初，国家大幅度调整计划价格，钢材平均提价30%—40%，水泥实行计划内外价格并轨，并轨后的水泥价格比原来的计划出厂价提高了约41%。不少物资的进销差价大幅度下降，从过去的上千元或上百元，下降至十几元或几元。调价后甚至有些产品出现了计划内外价格倒挂现象，即计划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情况。例如上海的螺纹钢计划价高出市场价100元，无缝钢管高出500元。结果用户纷纷弃计划去市场采购，致使物资分配计划难以完成。[43]不少地方还出现了指导性煤价高于计划外煤价的倒挂现象，而化工产品计划内外价格倒挂现象从1990年初就开始了。当大多数企业面临的购进原材料价格上涨速度不再高于，甚至低于产出品价格上涨时，离“双轨制”的并轨也就不远了。
1991年工业品计划外价格高于计划内价格的综合价差率（以计划价格为100）由上年的29%降为15%。[44]同期，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差距也进一步缩小，综合价差率由上年同期的30%降至20%。[45]据相关研究，钢材价差率由1988年的45.9%降为1991年的10.3%，煤炭价差率从1989年的167%降为41%，铜、铝、铅、锌及烧碱的差价率只有6%—11%。[46]
1992年3月，在邓小平南方考察发出的改革信号的推进下，体改委发出有关文件，提出当年改革的重点在于，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对供需平衡、计划内外价差接近的生产资料，采取不同办法逐步实行并轨，大部分价格放开，对一般中下游产品，有步骤地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当年开始实行了全面的价格并轨。这一年的夏天是“双轨制”价格并轨的重要日子，从6月到8月的期间，政府下发了一系列重要通知：[47]
6月13日，国家物价局通知，冷热轧钢板由一类价格转为二类价格，同日，国家物价局通知，对镀锌板、低合金板等实行计划内外价格并轨。
7月1日，由国家定价分配的指导和定向煤炭在价格上全部放开，取消最高限价。
7月3日，国家物价局通知，取消钢材全国统一出厂一类价格，将鞍钢等八大钢铁企业生产的统配钢材全部转为二类价格。同日，国家物价局通知，放开统配玻璃价格。
7月4日，国家物价局通知，放开优质碳结钢等三大类钢材的价格，对合金结构钢等5类产品实行计划内外价格并轨。同日，调整钢坯价格，由每吨950元提到1200元。同日，决定纯碱、烧碱实行计划内外价格并轨。
7月6日，国家物价局通知，提高计划内铜、锌等产品的出厂价。
7月15日，国家物价局决定，即日起对国家定价的焦炭、生铁价格实行国家指导价。
7月20日，国家物价局通知，即日起放开部分化工产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放开的产品共计40种。
8月，国家物价局通知，从9月1日开始，取消原油、钢材、生铁、铜、铝等计划外生产资料的全国统一最高出厂价，这部分商品定价权完全属于企业。
大体来说，在这一年，国家物价局共放开了571种产品价格，国家直接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的品种，已由1991年底的737种减少到89种，其中实行国家定价的只有33种。[48]这样的价格放开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从1993年起，首钢、湘钢、酒钢、重钢等7家钢铁企业将不再承担指令性计划任务，产品全部自销。此外，十大钢铁企业中除首钢外的其余9家，指令性计划也大幅度减少。
指令性计划的废除，产品全部自销，价格由企业自行决定，这些都是标志市场并轨的重大信号，这是使得中国走进市场经济的决定性的一步。
图2.6表明了生产资料价格的转轨过程。通过1991年、1992年和1993年3年的较大幅度的调整价格，“双轨制”出现了重大转折，尤其是1992年那一次，有了一个突然的跳跃。这3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过程，此后则是小幅度的较长时期的缓慢调整。
图2.6 生产资料价格转轨过程
资料来源：《中国物价年鉴》（2006年）。
对于商品零售来说，“双轨制”是通过1988—1992年这4年的时间完成并轨的，这几年的调整幅度都较大，调整速度大致相同。大约从1992年之后，基本上就是实行市场价格了。
当经济存在巨大的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缺口时，计划价格无法调节这种缺口。这时，只有依靠市场价格才能刺激供给的增加，填补供求缺口，而“双轨”价格正是逐步地引进市场价格的作用和扩大了市场价格的作用范围，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使得供求缺口逐步缩小，以致最终消失。
图2.7 商品零售价格转轨过程
“双轨”价格的消亡是逐渐的，企业承包制激发了潜能，大量民间企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计划外的生产供给的增加，产品越来越丰富，从一般消费品到生产资料，从轻工产品到紧缺重工产品，产品逐渐地不再紧缺，甚至出现过剩，企业生产不再需要受到计划的控制，没有“双轨”生产，也就没有“双轨”价格产生的土壤。“双轨制”最终成为历史。
从此之后，中国的价格“双轨制”逐渐消亡，统治中国几十年的计划价格退出了历史舞台，“倒爷”现象最终消失，由此产生的全民寻租现象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市场价格开始真正发挥其积极有效的配置资源的功能，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良性轨道。
“双轨”价格的消亡，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市场经济真正全面地开始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