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鼓雄风，称霸西戎

从军事实力上说，秦国在当时可列入前三强，仅次于晋国与楚国，强于齐国。但是，秦国的政治影响力与其军事力量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在东方诸侯眼中，秦国没什么存在感。因为秦国远离中原，即使拥有上帝之鞭，也是鞭长莫及。阻挡秦国势力东进的因素，不是大山大河，而是晋国。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穆公一辈子都在忙着跟晋国打交道，两度扶植晋国国君（晋惠公与晋文公）。目的只有一个：跟晋国交好，秦国才能顺利向中原发展。

然而，秦穆公的两次努力都化为泡影。梦断崤山后，秦国精锐尽失，难以同晋国争霸，秦穆公不得不把目光又一次瞄向百年宿敌西戎。

在西周后期如日中天的戎、狄势力，经秦、晋、齐、郑等国的打击，势力大衰，华夏族的攘夷事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这种情形下，戎、狄势力不断寻求与华夏诸侯的妥协。

崤山之战后第二年，即公元前626年，西戎之王派遣使团前往秦国。自秦穆公继位后，秦国全力向东发展，对西戎的政策有比较大的变化，不再一味武力讨伐，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互有使节往来。西戎使团的正使名叫由余，他的先祖是晋国人，后因躲避内乱逃亡到西戎。由余博学多闻，政治才干突出，深受戎王的信任。

秦穆公想给西戎使团一个下马威，带着由余参观秦国雄伟的宫殿，认为孤陋寡闻的戎人定会看得两眼发愣。由余参观后，只是淡淡地说：秦国的宫殿，即使由鬼神来完成，也会觉得筋疲力尽，何况是人力呢？这不过是劳民伤财罢了。

由余的态度不卑不亢，令秦穆公刮目相看。

秦穆公有意试探由余的水平，便问了一个问题：中国（华夏族）有先进的文化，以礼乐法度来治理国家、施行政事，还是免不了发生变乱。西戎没有中国的礼乐制度，如何治理国家与百姓呢？

当时华夏国家把戎、狄称为“蛮夷”，是未开化的人，显然是极具贬义的称呼。华夏自认为有先进的政治文明，遥遥领先于蛮夷。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先进的政治文明，反而导致变乱频频呢？

由余的回答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中国变乱迭发的原因，罪魁祸首就是礼乐制度。先王创造礼乐制度，初衷是让社会有序和谐，然而到后世就变样了。君主们利用法令制度约束民众，自己却荒淫无度。百姓困苦，自然就埋怨君主，上下失信，纷争就起，如此一来，不乱都不行。西戎没有烦琐复杂的礼乐制度，民风质朴，在上者待民以惠，在下者报之以忠，国家就如同人的身体，上下和谐。圣人治国，大约也只能这样了。

应该说，由余对华夏礼乐制度弊病的分析一针见血，但对西戎政治则有溢美之词。西戎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简单、原始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带有浓厚的部落色彩，西戎之王其实就是大酋长。从后面的史实可以看出，西戎的政治模式同样包含不稳定、动荡的因素。

秦穆公对由余的才识大为欣赏，同时也对西戎拥有这样的人才而感到担忧。他把这种担忧告诉内史廖，询问有什么办法能够策反由余。在春秋时期，秦穆公大概算是最重视人才的君主之一，他大量从国外引进人才，造就了秦国的黄金时代。

内史廖认为西戎人之所以质朴，是因为生活简单，没有什么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只要向西戎王进献女乐数人，消磨其雄心，乘机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就有策反由余的机会。

看来秦国确实有人才，内史廖显然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秦穆公依其计，挑选十六名女乐送给西戎王。人性果然经不起考验，美女与曼妙的舞乐立即撕毁了质朴的幌子。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西戎之王迅速沉沦。被由余赞为可媲美“圣人治国”的西戎政治，在浮华与奢侈面前，光辉不再。

西戎王已落入女乐的陷阱，荒废了政事。这令崇尚淳朴的由余十分担心，他不断向戎王进谏，劝导君王远离女乐，勤于政事。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一旦享受过了，就很难回到简朴了。对由余的苦口婆心，戎王开始反感、厌恶，君臣关系愈发疏远。

秦穆公的机会来了。他暗中派人前往西戎，秘密会见由余，劝他归降秦国。出于忠诚，由余一开始拒绝了秦穆公抛来的橄榄枝，不愿背叛西戎王。奈何忠言逆耳，西戎王对由余的猜疑心有增无减，怀疑他与秦穆公有不可告人的交易。

在春秋时代，忠君的观念与后世是不同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各有义务与责任，忠君是有前提条件的，君主要礼待臣子，臣子才效忠君主，不只是君择臣，臣亦择君。当西戎王不再信任、不再礼待臣下时，由余效忠的前提就不存在了。既然如此，不走何为？于是由余打点行李，投奔秦穆公去了。

由余的到来，对秦穆公的西部霸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鉴于中原战略遭遇重大挫折，秦穆公只能向西发展，图谋西戎的地盘。

由余长期生活在西戎，对西戎各部落了如指掌。他悉心制订征服西戎的作战计划，核心是利用诸部落之间的矛盾，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

在军事上，秦穆公仍然把重任交给孟明视，对他表示出极大的信任。在春秋时期所有的君主中，秦穆公在知人善任方面，可以说无人可及。他用人不疑的原则，使得手下的文臣武将无不尽心竭力，兢兢业业，孟明视更是如此。

作为败军之将，崤山之战是孟明视一生最大的耻辱。对秦穆公的信任，孟明视感恩戴德，为一雪前耻，他全身心投入重整秦军战斗力的工作中。从军事能力上说，孟明视不属于天才类型的统帅，而是苦干类型的将领。如果说与晋国打仗比拼的是智慧与谋略，那么与西戎打仗则更多比拼的是坚韧与勇气，孟明视在谋略上或许并无过人之处，但是他的顽强、坚韧与勇气，绝对是令人称赞的。

公元前624年（秦穆公三十六年），秦国开启称霸西戎之战。

西戎王接受秦穆公送来的女乐后，荒于政事，对秦国也失去提防心。秦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采取“擒贼先擒王”之策，一战而擒西戎王。西戎王被生擒时，竟然还醉得不省人事。西戎王相当于戎人诸部落共推的大首领，被擒后诸戎群龙无首，被秦军各个击破。

秦国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取得巨大的战果，吞并了西戎十二国（部落），拓地千里，成为西部名副其实的霸主。秦国一举扭转数年前的颓势，称雄西方，令东方诸侯震惊，周襄王派召公（官名）前往祝贺秦穆公取得的丰硕成果。

秦霸西戎，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是华夏攘夷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华夏诸侯一系列攘夷战争中，秦国取得的成就可以排在第一位。如果没有秦国在西部挫败西戎，中原诸侯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凭借在西线攘夷的丰功伟绩，秦穆公被后人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在秦穆公之前，秦国几乎默默无闻，史书对秦史的记载也十分简略。从秦穆公开始，秦国才真正为天下所瞩目，特别是两次干涉晋国内政，扶植晋国君主，展示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当时的秦国，是唯一能与晋、楚抗衡的大国，实力稳居三强之列。秦穆公的时代，可称为秦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这个黄金时代，随着秦穆公之死而烟消云散。

秦穆公是个伟大的君主，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礼贤下士，有海纳百川之胸襟。令人纳闷的是，秦穆公死后，却用一百七十七个活人殉葬。这究竟是出于秦穆公的遗言，还是后继者自行其是的安排呢？

我个人的看法，活人殉葬可能并非出于秦穆公的本意。从秦穆公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非残忍之人，甚至可以说比较有仁慈心。比如说，三百野人宰食秦穆公的坐骑后，他并没有惩罚，而是认为不能因为牲畜而杀人，甚至还赏赐好酒给野人。另一个例子，晋国闹饥荒时，秦穆公认为晋惠公虽然可恶，但人民是无罪的，因而慷慨相助。我们从秦穆公身上看到了一点人道主义的光辉。很难想象，在秦穆公去世前，他会下令让一百多个活人为之陪葬。

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继任的秦康公依照秦国之传统，为死去的秦穆公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殉葬。

殉葬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中最肮脏的制度之一，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很盛行，它的指导思想是“事死如事生”。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子在《墨子·节葬》篇写道：“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正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流阶层之习俗。《西京杂记》中有记载：“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秦国君主的殉葬制度始于秦武公。秦武公去世后，以活人殉葬，陪葬的人数多达六十六人。殉葬人数的多寡，与君主的功业成正比，秦穆公之功业远超秦武公，故而陪葬人数高达一百七十七人，比武公多了一百多人。不仅如此，殉葬者中，不仅有奴隶、侍女，还有三个有名的贤臣，分别是奄息、仲行、针虎，这三人乃是亲兄弟。由是，我们不得不怀疑，有人利用秦穆公之死，以达到铲除政敌的目的。这三兄弟多半是得罪了朝中权贵，最后被以殉葬的方式消灭掉了。

后来，人们写了一首名为《黄鸟》的诗歌，怀念此三贤臣。诗中有这么一句：“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苍天啊，为什么戕害好人呢？表达出百姓对殉葬这种丑陋制度的痛恨与无可奈何。

这次大规模的殉葬，给秦国的未来蒙上了阴影。秦穆公的成就，依靠的是百里奚、蹇叔、孟明视、由余等外来移民。然而，当贤臣也被当作陪葬品活埋时，这一恐怖事件足以吓退任何一个想到秦国的外国人。谁愿意为秦国奉献自己的智慧与才华后，成为国君的陪葬品一起朽去呢？

从此以后，东方的人才再也不愿踏足秦国这片土地。刚刚略有生机的秦国，又回到人才缺乏的蒙昧年代。直到秦穆公去世二百三十七年后，秦献公废除了长达三百年的殉葬制度，秦国才得以迎来第二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