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人结社与诗坛风会及诗派群体
1. 晚明结社及其时代特征
“社”具有悠久的历史，《周礼》以“二十五家为社”，诸如春社、秋社、乡社、里社之类历史久远的词语反映了“社”维系宗族、部群、民族的纽带意义。中国传统上的文人结社为士子人生、文学、社会活动的重要构成，系由宗法意识延伸而成，具有民族文化特性，谢国桢追溯明代结社的起源时即称：“《周礼》所谓州社，《左传》所谓书社千社，汉代有乡社里社的名称，由社为一地之主，因其地而引申为社会的组织。后来习武备的叫作社，文士的结合也名作社，像晋代的惠远莲社，宋代胡瑗的经社，元代的月泉吟社，这都可以说明代结社的起源了。”[29]
明代结社风气浓厚，晚明尤炽，诗社、文社、禅社、讲史社、曲社遍布南直、浙江、福建、山东、湖广、江西等地，“春潮怒上，应运勃兴”，数量和规模在我国历史上前所罕见。
晚明结社的数量，目前没有准确的统计。谢国桢之前，朱希祖及其女朱倓对晚明部分结社作有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考证大量文人结社，但未予以数量统计。不久陈豪楚发表《两浙结社考》[30]一文，亦考察了一些晚明两浙结社。到了四十年代，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一文广辑明人结社一百七十六种，晚明结社占一百一十五种。笔者在郭文之上增辑晚明结社至二百一十三种（见附录一）。这一统计尚是粗略的，还有大量结社亟待进一步认识。
晚明结社具有规模宏大的特点。万历三十一年，凌霄台大社设坫福州乌石山，据《列朝诗集小传》，屠隆、曹学佺等七十馀人与会。三年后，曹学佺在南京组织金陵社，响应者近四十人。万历三十七年，钟惺、袁中道、潘之恒举冶城大社，规模等观金陵社。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复社，崇祯六年，数千人参加了复社苏州虎丘大会，《复社纪略》卷一载一时盛况：“癸酉春，（张）溥约集社长为虎丘大会。先数月前，传单四出，期会约结。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馀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典庖司酝，辇载泽量，往来丝织。游人聚观，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未尝有也。……其时与会者，争以复社命名，列诸牌额。”（清抄本）复社传奇般的色彩引士林注目，第二年就有张岱仿虎丘大会在绍兴组织蕺山亭社，“在席七百馀人，能歌者百馀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31]。如此规模的结社，确实一空史前，令后来者自叹弗如。
对于晚明士子崇尚结社，一种看法是这体现了士人浮夸、侈靡、标榜之习。此说不无道理，蕺山亭社即反映这一习气。然而晚明文人结社的内容和动机又非此能涵盖。谢国桢将明末清初结社与士人“救亡”活动、“抗清”斗争相联系，《明清之际党社考自序》曰：“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结社的深刻社会内涵。如果较全面来概括当时结社的动机，应当包括诗酒唱和、结游交往；切劘制义，备科举之用；创立诗社，标立一派；组织学会，倡导学术；团结同人，和衷共求，干预政治。
根据结社内容和目的，我们将晚明结社大致分作五类：
一是耆旧会。明人沿宋、元士习，结成耆旧会，或曰耆英会、怡老会，概由致仕官僚携一方名士诗酒唱和，一般不标宗立派，如吏部尚书张瀚致仕后在杭州组织武林怡老会，与会十馀人，有《怡老会诗集》。此类结社明中叶较多，晚明相对少一些。
二是诗社。诗歌倡和，不乏选伎征歌之事，与耆旧会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往往和某一诗派或群体的成员活动有关，如白榆社是后七子派诗人雅集的坛坫。
三是讲学会，或曰证学会。士人藉此商证学问、交流学术，如周汝登主持证修社，讲习龙溪之学，刘宗周主持证人社，融合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
四是禅社。士人集会参禅礼佛的风气自魏晋以来久兴不衰，历代数量颇多的“莲社”大致属于此类。“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万历而后，宗风复振”[32]，晚明士子喜爱禅学，结社谈禅，寻求禅悦之趣，如汪道昆肇林社、袁中道金粟社。
五是文社。明中叶以后，士人尤重科举时文，师友研讨，结成文社。文社大致出现于嘉靖末，兴于万历一朝，启祯间达到全盛。文社还可以细分为两类：纯粹以文会友，商讨时文的结社，如张鼐等人的昙花五子社；具有政治集团性质的文社，如复社、几社，交友论文，相互证学，干预社会政治。
以上五类之外，尚有品曲赏戏的曲社，研读史学的讲史社，调侃娱乐的斗鸡社、噱社、韵社。
伴随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晚明诸类结社互有消长。万历间，三教合一思想、个性解放思潮勃兴，诗社和禅社数量激增，耆旧会渐少。士人多结诗社，创作兴趣和立派意识浓厚，客观上促成诗派群体丛立的文坛局面。文社已兴，或有兼谈学术的，但政治型文社并不多见。启祯之际，社会动荡加剧，士人密切关心国运、世道，文社从一般意义上的以文会友转至学术和政治层面，士子参与政治、学术，选文衡艺，诗歌活动反居末次。总体以观，晚明诗社、文社最称显赫，数量亦相当。
清初，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变故，文社失去相应的社会发展空间，数量和规模变小，诗社有增无减。屈大均在《诗语·诗社》中说：“慨自申、酉变乱以来，士多哀怨，有郁难宣，既皆以蜚遁为怀，不复从事于举业，于是祖述风骚，流连八代，有所感触，见诸诗歌。”[33]明遗民还组织有大批禅社，反映了易代之际汉人士子的逃禅心理。顺治间，士林反对结社的风气有所抬升，清廷更是严禁社盟，颁卧碑于各省儒学明伦堂，顺治九年曾谕禁生员“纠党多人，立盟结社”[34]。在此情形下，结社风气一时收敛。
2. 结社与诗坛风会
晚明诗坛风会远较明中叶繁荣，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结社之兴。结社即文学坛坫，为诗歌活动提供场所，本文附录一所列近百种诗社粗略显现了当时诗坛风会的情况。
文社以文会友，但非专事切磋制义，同禅社、讲学会一样，诗歌唱和是不可或缺的社集内容。如松江几社聚而赋诗，选文衡艺，崇祯五年的《几社壬申合稿》选有赋骚、古乐府、五七言古体、五七言近体、檄启、弹事等文体，姚希孟在《壬申合稿序》中说：“近有云间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所谓效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即标举诗酒风雅。
诗社直接关涉着晚明诗歌的发展，下面从结社的创作态度和创作特点两方面略述之。
先看结社的创作态度。晚明大多数的诗社，致力声诗，非一般诗酒之会可比。如万历四十四年春，俞安期侨寓福州与闽中诗人举春社，“自元日以及季春之晦，无日不社，而无社不诗”，诗作“取兴远而寄情微，歌舞太平，发抒灵性，固不徒玩过隙之物华，骋花月之浮藻”[35]。诗社创作态度虔诚，与明中叶耆旧会显有不同，如万历二十二年，陆弼和龙膺在仪征组织横山社，唱和诗编为《横山社集》，由于龙膺友人欲纂名入集，陆弼坚持不允，社集诗未能即付剞劂[36]。
再看结社的具体创作。诗人结社酬唱，各极其才，如公安派葡萄社分韵赋诗，大抵各抒性灵。万历二十七年端午日，三袁、黄辉、方文僎社集崇国寺，袁宏道分得“未”字诗云：“榴花飐清渠，潋潋红波沸。十里菖蒲风，一幄芰荷气。行年三十馀，辟若午将未。乐事竟虚无，劳劳长世味。试把硃砂觞，一洗滞肠胃。野性发云岚，粲若新开卉。”[37]袁宗道分得“家”字，诗云：“老僧爱竹石，点缀似山家。密篠梳风冷，流觞逐水斜。谈慵思薤菜，颊醉吐榴花。一缕林烟歇，阇黎供露芽。”[38]袁中道分得“扫”字，诗云：“要言不在繁，一字使人倒。纵无大快活，何处有烦恼。”[39]宏道诗味俊脱，宗道词意清矍，中道诗情放任，即席而作，各任性情，不流于庸熟。毋需讳言，赓和唱酬、选妓征歌，产生了大量附庸风雅之作，但我们不以消极支流否定积极主流。
3. 结社与诗派群体兴衰及诗风转变
晚明士子通过结社团结同人，交流见解，彼此影响。与历史上的文学流派相比，晚明诗派及群体在构成和维系上对结社的依赖尤为突出。公安派在阳春社、五咏楼社、葡萄社之上立派，甬上诗派生成于甬上诗社，晚明闽派形成于芝山社、红云社、石仓社，粤东诗派的创立和延续有赖于南园后五子社和南园十二子社，复社、几社群体亦是利用结社扩大阵营，传播文学和社会主张。风靡大江南北的结社促成了文坛流派群体繁兴的局面。
应该强调的是，结社关涉着诗派群体的兴衰和诗风的变迁。隆万之际，后七子派中兴，丰干社、白榆社、南屏社充任纽带作用，尤其是白榆社，联系着汪道昆、龙膺、丁应泰、郭第、汪道贯、道会、潘之恒、李维桢、屠隆、徐桂、胡应麟、佘翔等数十位诗人，社事持延长久，为后七子派成员保持密切联系提供坫坛。万历中叶，派中社事稀少，成员散处，某种程度上意味了它已淡出诗坛中心。结社在公安派兴衰历史上更见重要，阳春社、南平社奠定公安立派条件，葡萄社标示公安正式立派，由于社集诸子尚谈禅学，葡萄社被视作“异学”坛坫，在京师攻禅事件冲击下，黄辉、陶望龄归隐，袁宏道、中道逃禅林下，社事凋零，公安派式微。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人藉结社形成几社群体，选评诗文，号召声气，转移文学风气，陈子龙《壬申合稿凡例》即宗旨鲜明地提出：“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至于齐梁之赡篇，中晚之新构，偶有间出，无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秽，大雅不道，吾知免夫！”一般称陈子龙等松江诗人构成云间派，而云间三子陈子龙、李雯、宋征舆既是诗派鼻祖，亦几社重要人物。明清文学史上，脱胎于明末几社的云间派，对清初文学发轫功不可没。
4. 对晚明结社的评价
晚明结社为文学与学术坛坫，士子藉之昌明学术、清议时政、干预社会、标立诗派。这体现了结社的社会和文学意义。作为人生和文学的实践场所，结社给士子，尤其下层士子，提供表现自我的窗口，因此可以说，数量密集、规模宏大的晚明结社是时代社会思潮的产物。
对结社这一复杂的文学、社会现象作出较公正的评价，确非易事。清代的评说大抵贬词居多。明遗民朱一是在明末热衷结社，既而反思其弊，崇祯十六年作《谢友人招入社书》曰：“盖野之立社，即朝之树党也，足下不睹东林之害乎？万历中，二三大君子研讲道术，标立岸畔，爰别异同。其后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又，“狐城鼠社，蔓引茹连，罔止行私，万端一例，遂致事体蛊坏，国势凌夷。”顺治十七年，礼科给事中杨雍建《黄门奏疏》卷上《严禁社盟疏》指摘：“明季仕途，分立门户，意见横生。其时社事孔炽，士子若狂。如复社之类，凡一盟会，动辄数千人。标榜为高，无不通名当事，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于是排挤报复之端起，而国事遂不可问矣。”[40]这类言论都不同程度上以结社尚标榜、立门户的消极支流涵盖了积极主流。我们认同其中一些观点，但更倾向于肯定结社对晚明文学与士子人生的价值。
不应回避的事实是，现代学界虽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公安派、复社、几社的结社意义，但称结社为明代陋习的说法仍有不少信奉者。此引前贤郭绍虞先生之论略述之，其《明代的文人集团》云：“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中又说：‘正因明代学风偏于文艺的缘故，于是“空疏不学”四字，又成为一般人加于明代文人的评语。由于空疏不学，于是人无定见，易为时风众势所左右。任何领袖主持文坛，都足以号召群众，使其羽翼；待到风会迁移，而攻谪交加，又往往集矢于一二领袖。所以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为此关系，所以出奴入主，门户各立，主张互异，又形成了明代文坛空前的热闹。……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如徐渭这般不参加集团以示消极反抗，也只有另立门户以表示积极反抗了。”暂且不论徐渭乃越中十子（郭文“文人集团”部分失录）之一，标举越中王学门户，就文中支持明人“空疏无学”一说而言，未尝不有偏误，再据以释“文风”转变出于“无学”，难免误入更深。至于说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那么，诗社丛立、争鸣活跃近于一场无聊的“热闹”，还有什么文学意义可言？其实，明代文风多变另有原因，并非“学风偏于文艺”、“空疏无学”使然。上文又说：“再有，那就是结社的实用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了。结社动机，假使真出于丽泽商兑，研究古学，那么，文酒风流，还不会有很多的流弊，同时，也不会起别的作用。”一如前述，结社是文学实践，亦人生实践，与社会政治发生密切联系在自然情理之中，假如只许研究古学、文酒风流，这没有很多“流弊”、不会起别的“作用”的结社大都成了怡老会的样子，对明代士子来说则“强笑不欢”。此处征引之辞，虽有民国时期的具体社会背景，但它还流行在当前，我们无意诃责前哲时贤，只是要指出结社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问题尚待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