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浮世：欲望的光与影

那是个普通的夏天晚上，世之介睡到半夜突然醒来。隔壁房间的女仆听到了声音，也连忙起床，点起烛台，帮世之介照路。两个人经过长长的走廊，走到了大宅院外面的一间厕所。

世之介小解之后，准备洗手。由于厕所四周都是茂密的竹林，地上也有许多碎竹片，女仆担心世之介受伤，所以拿着照明灯，往他身上靠过去。

世之介见状，对女仆说：“把灯熄掉，靠得更近一点。”

女仆听了，有点不解地问道：“我是为了你的安全才点灯的，如果你要让四周一片漆黑的话……”

没想到世之介却以老练的口吻回答：“难道你不知道恋爱是在暗中进行的吗？”

那一年，世之介才只有七岁。

这是江户时代的畅销作家井原西鹤所说的故事，来自他的代表作《好色一代男》。

在井原西鹤笔下，世之介从七岁情窦初开、初知男女之事开始，一辈子都在情色爱欲的世界里打滚。一直到五十四岁为止，世之介一共“玩弄女性三千七百四十二人，男妓七百五十二人”。真可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整部小说，也就围绕着世之介的情欲冒险展开。

井原西鹤是江户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1642年出生在大阪的他，刚好赶上德川幕府建立之后，日本天下太平、经济增长的时代。人口增长和商业扩张，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而那些有钱有闲的都市居民，则成为他的读者群。井原西鹤的写作，重视市井小民的日常经验，因此很对这群人的胃口。

除了《好色一代男》之外，井原西鹤还曾出版另一本名为《好色一代女》的作品，书中女主角跟世之介一样，有着强烈的欲望需求，流连床笫之间，但与世之介一辈子驰骋情场不同，这位“好色一代女”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在经历年轻时的情色冒险后，沦为烟花女子，以出卖肉体为生。到了晚年，更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悲哀，甚至曾到菩萨面前忏悔。

井原西鹤笔下的故事看似有些离奇，但他却利用了这些超乎现实的情节，描绘出当时的社会百态。

井原西鹤活跃于文坛的时代，因为教育日益普及，社会上能够读书的人逐渐增加，尽管跟今天相比识字人口仍然有限，但已足以让江户时代的出版业飞跃般地发展。

江户时代的文化发展，既来自贵族和精英，也来自这些逐渐抬头的庶民百姓。从事各行各业的小市民支撑起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大众娱乐市场，井原西鹤的作品只是他们的众多选择之一。江户人喜爱旅行、赏花、看烟火，或是观赏名为“歌舞伎”的舞台表演。今天东京人日常的娱乐享受，很多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笼罩在信仰佛教的氛围之下，人们往往觉得人生充满苦难，万物无常，因而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的极乐世界，是以“忧世”为主的文化；但江户时代的日本，却转而肯定现实生活，享受当下，重视短暂却又美好的人生，因而成为拥抱“浮世”的时代。

这样的态度不仅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在江户时代的艺术里，也出现了描绘日常百态、名为“浮世绘”的作品。创作浮世绘的艺术家们既画美景，也画美女，更有人喜爱描绘男女交欢的性爱场景。

浮世绘不是江户时代唯一的艺术类型，但由于价格相对便宜，一般人也能负担得起，所以成为流行商品。此外，和井原西鹤的作品一样，浮世绘呼应了时代的情绪，因而在市场上受到广泛的欢迎。

大受欢迎的井原西鹤，笔下写的虽然是虚构故事，但也是以现实作为背景。

比如江户时代的大都市里头，有着所谓的“游廓”，或被称为“花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红灯区，里头住着既卖艺又卖色的“游女”——也就是卖春妇。江户、京都和大阪三大城市的游廓分别名为吉原、岛原和新町，整个日本以这三处规模最大，名声也最响亮。《好色一代男》的主角世之介，就经常出入游廓，寻欢作乐。

游廓的设立经过德川幕府的认证同意，等于是一套合法的公娼体制。游廓的从业者必须取得官方许可，才能在其中开店经营，游女也必须登记。情色产业本来就很难禁绝，尤其在单身武士众多的江户，男性人口远远多于女性，他们的生理需求更是不能不处理的问题。德川幕府选择以管理代替禁止，以此掌控性产业的发展，避免它没有限制地在城市里蔓延。

游廓的设置，在城市之内切出了一块化外之地。以江户为例，吉原游廓的四周挖了九米宽的河道，里头灌满黑泥巴，一般人不能随便跨越，只能从唯一的大门进出。京都的岛原游廓也只有两个出入口，而且都有警卫看守；只有大阪的新町管制得比较宽松。

游廓的开放时间也有限制，江户的吉原分成白天与晚上两班制，早班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晚班则从下午六点到十点。幕府曾经一度取消夜间营业，但是在1657年，江户发生大火，旧的游廓被烧毁，之后游廓找了一个新的地方重起炉灶，夜间营业也跟着重出江湖了。

可想而知，游廓的夜晚总是比白天更美丽。每到下午六点，游廓的从业者便会点起华灯，招揽顾客，还有乐手弹奏名为“三味线”的乐器，热热闹闹地宣告着夜生活的来临。

踏入游廓，等于进入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世界。江户时代有着严格的身份制度，士农工商之间区别相当明确。但在游廓之中，这样的界线却模糊了起来。平时威风凛凛的武士们，因为不能带刀进入游廓，变得跟一般人没有两样；相反，有钱的商人要是可以一掷千金，也能够受到万般礼遇。在消费的世界里，财富决定了地位高低。

游廓里不只有性的服务，也提供各种美食、娱乐活动和戏剧表演，遇到特殊节庆时还会举办祭典，满足人们的各种感官欲望，成为顾客的极乐天堂。

游廓中建筑物同样富丽堂皇，炫人眼目，装潢采用最高级、最昂贵的材料。其实，根据江户时代的法令，游廓里的建筑物不能太过铺张，不过只靠法律，并没有办法限制人们追求享受与奢华。

当然，游廓中最吸引人的非游女莫属。当时人们将游女分成不同的等级，第一级的称为“太夫”，收费最高，甚至可以摆出姿态，拒绝客人；次一级的游女，在江户称为“格子”，在京都和大阪则称为“天神”；再接下来的等级也分别有不同名称，收费亦各不相同。最高级的太夫，服饰极尽华丽之能事，前往街上接待客人时，往往引起众人争睹。太夫的前面会有人提着灯笼开路，身旁则有随从和侍女簇拥着，甚至有人敲锣弹琴。太夫又被称为“花魁”，因而她们在街头摇曳生姿的场面被称为“花魁道中”。

想要成为太夫的游女，不但必须外形姣好，才艺也得胜人一筹。太夫接待的大多是达官贵人，必须展现同样良好的教养，精通文学、音乐与艺术，才能满足客人品位。想成为太夫需要接受精心培养，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有着性的自由、欲望的解放，游廓世界乍看之下似乎风光无限好，有如情色乌托邦。

不过，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享乐天堂，是建筑在另一个人的地狱之上的。

游廓就是如此。对光顾的客人而言，游廓让人寻欢作乐，饮酒忘忧；但对游女而言，游廓却禁锢着她们的自由——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游女是不能踏出游廓的。最高级的游女还有可能外出赏花，或是参拜神明；下级游女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此外，按照早期规定，游女一天接待两名客人，早晚各一名。但这样的限制后来逐渐走样，游女每天接客人数日益增加，直到她们不堪负荷。要是偷懒或表现不佳，还会遭到老板们的叱喝、责骂，甚至虐待。

在这种情况下，游女逃跑的现象也就层出不穷。但是，万一逃跑失败，游女只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吊起来鞭打。有些游女承受不了，只能选择自杀，以求解脱。

为了保证游女的来源不绝，游廓业者往往也与人口买卖挂钩，牵扯进绑架和拐骗的案子当中。有些尚未成年的少女就这样被卖进了游廓，从此不得脱身。

江户时代的人们将游廓的从业者称为“忘八”，意思是他们抛弃了“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八种美德。一般人对他们的观感，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了游廓的黑暗面外，江户时代对于性的态度，也未必如一些人所想象的如此大胆奔放。的确，井原西鹤的好色文学与浮世绘画家的春画作品都在这个时代大为流行。不过同一时期，江户时代也有许多儒家的信徒，他们读着四书五经，鼓吹传统道德，要求女性贞洁孝顺，而且积极地在各地传播思想，开班授课。

虽然江户时代的日本没有科举制度，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还是很大。1722年，担任将军的德川吉宗就曾经下过一道命令，禁止好色文学的出版，并要求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有位饱读儒家经典的医生贝原益轩出版了名为《女大学》的作品。这是本写给女性的生活教科书，书中提倡“丈夫是天”的观念，要求妻子温顺服从，把对方父母看得比亲生父母更重要，把先生当成主人一样侍奉。书里也强调，年轻妻子不宜去观看歌舞伎表演，不宜去佛寺这样龙蛇混杂的地方，更绝对不能跟其他男性接触。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观念简直保守无比。但贝原益轩写出了男性读书人对于理想家庭的想象，也写出了他们对于完美女性的期望。在这之后，《女大学》被多次改写，一再翻印，成为社会上十分普及的出版品。这说明当时不少人对于贝原益轩所表达的理想还颇为赞同。

不过，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有些读书人于传统儒家经典也表现出不同的想法。

17世纪有位叫伊藤仁斋的学者，就特别重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除了书本上的道理外，用心体会每天的待人接物同样很重要。他也主张，儒家提倡的仁与爱，不能只是抽象概念，而是必须抱持着诚意，努力地实践。

另一位名叫增穗残口的思想家态度更为激进。他反对儒家思想中严防男女的思想，认为这观念实在太过虚伪、不切实际。为此，他还写了一本《艳道通鉴》——这书名想必要让严肃的学者皱眉头。他在书中鼓吹男女平等、恋爱至上，肯定人世间的情感与欲望。相较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他认为传统日本神道对于性的开放更符合人性，更值得鼓励。

在这些说法的背书下，小老百姓的俗世生活与读书人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意义。江户时代的人们，就这样通过包容通俗与高雅、日常与非常，创造出了充满活力、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浮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