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海洋：面向世界的窗口
德川时代的日本，不但没有“锁国”，反倒是留下了四个“窗口”，保持与世界的交流。换句话说，日本不是不愿意与他人往来，只是，来往的人必须遵守幕府订下的规矩。
这四个“窗口”当中，有一个位于德川日本最北端，名叫“松前藩”，另一个则位于最南端，名叫“萨摩藩”。这两个“窗口”，分别用来与北方的虾夷地和南方的琉球王国来往。
今天的虾夷地与琉球已经成为日本的领土，就连名字也换了：虾夷地成了北海道，而琉球成了冲绳。但在德川时代，这两个地方属于境外之地，居民不受日本幕府的管辖。
居住在北方虾夷地的原住民“阿伊努人”，特别善于渔猎，所以与德川时代的日本保持着长期的贸易关系。而统治着今天北海道南端一小块土地的松前藩，也就成为两者之间的桥梁。靠着与阿伊努人做生意，松前藩赚进了不少财富，特别是海鲜的交易，诸如鲑鱼、鳕鱼、鳟鱼，又或是海参等，都是松前藩与阿伊努人贸易中重要的商品；也是因为有来自虾夷地的食物，当日本发生饥荒时，松前藩往往能逃过一劫。
相较于虾夷地，幕府与琉球王国的关系更复杂一些。琉球当地的特产，如黑糖，广受日本民众的欢迎，成为庶民生活的流行商品。但琉球王国是个相对独立的国家，拥有一套完整政府体制。它不只与日本有商业往来，同时还接受幕府的册封，并多次派员前往江户进贡。
特别的是，同一时间，琉球王国也接受中国先后两个朝代——明朝与清朝的册封，而且同样定期派员前往北京进贡。换句话说，琉球王国同时向身旁两个大国称臣，但又不完全隶属任何一方；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与日本，也默认了这一状态。
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大举进入亚洲之前，东亚的国际秩序就以这种今天看来有点特殊的方式维持着。
和琉球有些类似，另一个同时与中国和日本交往的国家，则是与日本一海之隔的朝鲜。位于日本和朝鲜之间，由几座小岛组成的“对马藩”，扮演双方的桥梁，也是德川日本对外的第三个“窗口”。
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当然不是从德川时代开始的。早在德川政权上台之前，朝鲜王朝与日本之间，就存在许多贸易与外交的记录。朝鲜王朝甚至在版图南方的釜山建设了一座“倭馆”，用来接待日本宾客。
不过，在德川家康上台的时刻，双方关系正处于冰点。
事情的原委要回溯到公元1592年，当时日本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在达成了一统全国的雄心壮志后，对朝鲜发动了一场战争。丰臣秀吉野心勃勃，但在朝鲜半岛上，他不但遭遇到朝鲜军队的强力抵抗，更有来自明朝的武力介入。终于在七年之后，向来得意于战场的丰臣秀吉不得不宣布撤兵，出面求和。
日本虽然出师不利，但这场战争已经严重破坏了朝鲜的经济，两国之间原本的外交与贸易通道也因此全都暂时中止。因为这场战争，朝鲜李氏王朝对于前来救援的明朝，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视其为救命恩人；相比之下，日本这个侵略者，简直是野蛮又可恨。
一直到德川家康建立的新政权上台后，两国之间冻结已久的外交关系方才出现转机。德川幕府向朝鲜王朝释放出善意，希望能够缓和原来的僵局。
最期盼重启贸易的莫过于负责居中协调的对马藩领主，如果日本和朝鲜双方能够和好，他将是最大获益者。为了加速双边谈话，对马藩领主不但抓了一些不相干的人，将他们假扮为战犯，甚至还以德川家康的名义，杜撰了一封谢罪信，并在上头自行盖了“日本国王”的印，等于是伪造外交文书。
收到谢罪信的朝鲜使节，虽然对内容半信半疑，最后还是选择姑且信之。两国之间，就在这样虚构的基础之上，开始重修旧好。
几年之后，朝鲜王朝恢复往例，派出前往日本的使节团。使节团从首都汉城（今天的首尔）出发，经由朝鲜半岛南部的釜山，渡过海峡，由福冈登陆，再一路北上，最后抵达德川幕府所在的江户城。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内，李氏王朝一共派了十二次外交使节团前往日本，次数算不上很多，但是使节团浩浩荡荡，每次出访都有三四百人同行。
丰臣秀吉进攻朝鲜半岛
在那个不容易见到外国人的年代，从朝鲜半岛来的庞大使节团，成为日本街头一道奇特的风景，引起民众强烈的好奇。许多地方的学者也趁这个机会，打听外面世界的发展。至于位于江户的德川幕府，为了不在邻国面前丢面子，更是每次都花费大量经费，以最高规格，不惜成本地款待朝鲜使节，顺便宣扬国威。
琉球使节
随着正式外交的重建，双方之间的贸易也再次活络起来。朝鲜半岛出产的人参，被认为具有神奇的疗效，受到日本医者的推崇，是双方特别重要的贸易品。但因为数量稀少，入手不易，朝鲜人参在日本市场的价格不断攀高，甚至因此出现了许多仿冒的假货。
两国虽然重新开始了政治与商业的交往，但对于彼此的认识却十分微妙。朝鲜通信使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学正统，是来自高级文化的代表。在他们眼中，日本这个以武士为主的社会，和崇尚儒家文化的朝鲜社会一比，简直粗鄙不文。他们也认为，日本国内的富庶虽然令人印象深刻，终究不脱是个好战的野蛮民族。
但日本人对于朝鲜也未必有着多少好感。的确，此时的朝鲜半岛上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儒学家、思想家，赢得了日本学者的尊敬与好评，但也仅止于此。多数的日本人，对朝鲜半岛上的这个国家，仍然抱持着或多或少的蔑视，认为它不过是中国的附庸国，没有与日本相提并论的资格。
尽管两国彼此都抱持奇特的优越感，但德川时代的两百多年间，双方还是相敬如宾，努力维持了表面的和平。要到很久之后，双方的关系才会开始恶化，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
日本与另外一个亚洲国家，也存在这样微妙的关系——那就是邻近朝鲜的中国。负责与中国交流的“窗口”，则是位于日本南端的都市长崎。
说到中日之间的贸易，德川幕府刚刚上台的时候，郑芝龙与郑成功曾经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后来，这成为郑氏家族在台湾经营的重要资金来源，郑成功还曾多次联系德川幕府，希望这个贸易伙伴能派兵支持，协助反清复明，只是最后不了了之。
随着明朝灭亡，满洲人兴起，情势也逐渐改变。清朝取代明朝的剧变，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新闻，被称为“华夷变态”。“华”，指的是原本代表中华文化的明朝；“夷”，则是清朝。日本人原来是看不起满洲人的，认为他们是野蛮人，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与朝鲜人，倒是所见略同。
但就商业活动而言，德川幕府一开始并未对中国商人设下太多的限制。一直要到1688年，德川幕府才在长崎市内兴建了一座大约八千坪(1)的小区，专供中国人居住，名为“唐人屋敷”。唐人屋敷四面用墙围起，为了顺应中国人的风俗，其中还设置了天后宫、观音堂和土地公庙等宗教设施。
幕府之所以这么做，除了有效地管理中国商人外，也是要防止天主教信仰通过别的渠道，渗入日本民间。幕府当然知道，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也是动作频频。因此，幕府禁止一般日本民众与中国人接触，只有少数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能够例外。
和中国商人一样在长崎活动的，还有来自欧洲的荷兰人。
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被赶出日本后，荷兰人便取代了他们，成为德川幕府合作的对象。荷兰人之所以雀屏中选，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于传教的兴趣不大，一心只想从事贸易，因而获得德川政权的信任。
即便如此，日本对于这群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仍然心存怀疑。由于担心荷兰人造反，1641年，幕府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从原本的贸易港平户，全数移居到长崎外海的一座扇形的人工岛屿“出岛”。
出岛在五年前刚刚完工，原本兴建的目的是用来隔绝葡萄牙人，不过此时葡萄牙人早就被驱逐出境，这座人工岛也就变成了荷兰人的居住地。
唐人屋敷
出岛阿兰陀（荷兰）屋敷
长崎通商凭证
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们的监狱。
在出岛上，除了通往大海的水门外，只有一个连接日本本土的出口。而且，幕府规定荷兰人必须待在里头，不能任意离开。此外，除了官员、翻译和妓女等少数人外，普通的日本人皆不能任意进入出岛。换句话说，想跟日本进行贸易的荷兰人，必须牺牲很多的自由。当时的荷兰横行亚洲各地，几乎无往不利，但碰到强势的德川幕府，却变得无法予取予求，反倒必须跟着日本人的规矩走。
不过，荷兰人有个可以定期离开出岛的机会。按照日本规定，荷兰人除了在长崎从事贸易外，还必须定期造访江户，为幕府提供海外情报。用今天的说法，荷兰商人等于扮演了幕府的特派记者角色。借着这个渠道，“锁国”时代的幕府能够实时掌握外在世界的动向，特别是来自欧洲的消息。
很多对外界感兴趣的日本人，也通过荷兰人带来的书籍，开始热衷于研究欧洲的知识。所以在德川时代，日本读书人要学习的第一欧洲语，不是英语，而是荷兰语，从欧洲来的知识也被统称为“兰学”。
四面环海的日本，终究不可能隔绝于世界。尽管幕府设下重重限制，然而德川时代日本的对外贸易并未因此断绝。
在幕府规划的交流政策下，作为对外第一线的“窗口”，像是长崎，往往能第一时间接触到外来的风气或货品。18世纪时，曾经有商人进口大象，打算卖给幕府。这在当时的日本是非常少见的事，而长崎的居民占了地利之便，因而有机会率先一睹这种奇妙的动物。
外国来的大象只是众多例子之一。各种异国的货物、书籍、艺术品，及其所承载的思想、象征的生活方式，都在这段时间里，流通到日本本土的各个角落。
至于迎接着各种外来新鲜事物的日本社会，这时候又是什么模样呢？
(1) 坪：日本传统计量系统中常用的面积单位，也应用于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主要用于计算房屋、建筑用地的面积。1坪合3.3057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