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崛起的秘密

念田

曹操何许人也？“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名士许劭给曹操的评语，也是百代以来的史家评论。“奸雄”的评判对应着曹操的两副面孔，“奸”的一面是千古骂名，“雄”的一面是万载功业。然而，洗去后世涂在曹操脸上的油彩，深入历史的脉络和肌骨，我们还能看到曹操的第三副面孔：终结末日的救世主。只有看到这副面孔，才能找到曹操崛起的秘密，理解东汉末年三分天下终归一统的天命人心。

洪水灭炎汉，黄天救苍生：汉末的黄老道

世界末日和救世主的情节，普遍存在于许多宗教的教义中。根据专家的研究，犹太人在异族的征服之下企盼一位救世主降临，终结腐朽世界，进行末日审判，取而代之以永恒的天堂。犹太人等待的救世主被称为“弥赛亚”，也就是希腊语中的“基督”。耶稣正是自命为弥赛亚，但他不再是犹太民族的救世主，而在西方具有了普遍性。

季羡林先生认为，佛教中的未来佛“弥勒佛”在语言起源上与“弥赛亚”非常接近，两者当有相似的渊源。在中国历史上，以弥勒佛下生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可谓是前仆后继。有史学家认为，明朝的国号“大明”，来源于佛教中的明王，也就是弥勒佛。

虽然佛教救世主的影响非常深远，但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末日和拯救思想的是道教。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可分为老庄和黄老两支。其中黄老道尊崇黄帝和老子，于汉初盛行一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退出朝廷，遁隐民间，发展为早期道教。汉成帝时，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声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是为末日预言的开始。从汉成帝到灵帝的两百多年间，该经被三次献给皇帝，引发朝堂争议不断。

民间对于末日预言的恐慌和骚乱也一直不断，反映了百姓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春发生旱灾，“民相惊动， 哗奔走”，百姓手持一根禾秆儿或麻秆儿，名曰“行诏筹”，并以此物祭拜西王母，还传言会有“纵目之人”降世。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

官员贪残成风，社会恶性运行，人心思乱，因而末日观念才会深入人心，大批民众惊恐骚动，放弃家园出奔流浪，引发动荡。

中国在宋明以前盛行五德终始说。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将象征王朝正统性的“德运”和五行、颜色对应起来。秦为水德，汉初否定秦而自居水德，武帝时改为土德。王莽篡汉时便利用德运学说，以汉为火德，自居为黄德即土德，以证明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火生土）。王莽失败后，东汉恢复“火德”，黄老道则发展出水（末日洪水）克火（汉火德）、土（黄德）克水（末日拯救）的思想，形成了末日来临和黄德当立的主张。

此后黄老道势力不断上升，东汉诸帝均与其有接触往来。延熹八年（165年），桓帝梦老子而命边韶撰《老子铭》，次年又“祀黄老于北宫濯龙中”。然而汉帝没有接受道教的改元主张，于是道教转换方向，在民间制造舆论，以至于“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立”。

参与桓帝祭祀黄老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曹操的祖父曹腾。桓帝从小被宦官曹腾服侍，故而对曹腾宠信有加，撰写《老子铭》的边韶亦是曹腾所荐，可见曹腾与黄老道关系密切。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即认为：“曹腾是汉桓帝的亲信宦官，必然也参与其事，信奉了‘黄老道’。曹操早年就信奉‘黄老道’，该是出于家学渊源。曹操一直到死，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道’的信仰，在他晚年居住的洛阳宫殿里，也还有专祠黄老的‘濯龙祠’。”

曹操出生于信奉黄老道的家族，于黄老道有着家学渊源，故而早年便刻意营造自己“得天命”的舆论。何颙见曹操时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桥玄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阮瑀更是声称“奕䜣奕䜣天门开，大魏应期运”。这些名士的言论都成为影响力极大的社会舆论。曹操还吸纳了众多方士为曹魏天命鼓吹，打造自己道教“救世主”的形象。

黄巾军：曹操的第一桶金

陈寅恪说，“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黄巾起义正是如此。汉末百姓“有七死而无一生”，长期处于残暴剥削和末日预言之下，心理承受力和忍耐力都已趋极限，近乎崩溃，朝廷已处在火山口上，道教民众运动应运而生。原本只有十二卷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被增补改订为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巨鹿人张角便以此为纲领，宣扬道教，尊“中黄太乙”为至尊天神，得徒众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灵帝光和七年（184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起义，各地组织纷纷响应，百姓闻风而起，战火点燃了神州大地，起义也遭到了朝廷的疯狂反扑。张角去世后，黄巾军主力失败，各地黄巾军仍前仆后继地战斗，始终没有首领称王称帝。二十余年间，黄巾军始终坚信，起义目标不是自己称王称帝，而是要迎候“黄天”到来。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在攻打青州黄巾军时，收到黄巾军的来信，但这封信并非战书，反倒像是一封劝降书：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

黄巾军之所以会给曹操写这样一封信，是因为曹操任济南相期间（184—187年）曾禁绝齐地祭祀汉初的城阳景王刘章，大举捣毁神坛。故在黄巾军信众眼中，曹操反对神坛祭祀，那就是与道家的反对巫术思想一致，甚至和他们一样认可存思之法，尊崇“中黄太乙”。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存思之法是道教修炼之法，是后来晋代以“上丹田”脑神存思为核心的上清派道法的前身。

“道”既相同，故黄巾军劝告曹操不要与天命作对。据《魏书》记载，曹操接到信后表面上叱骂，暗地里却数次向黄巾军“开示降路”，边进攻边劝降，迫使黄巾军倒向自己。因此，历史学者姜生先生总结道：“假如曹操不是道教中人，双手沾满了农民起义之士鲜血的他又如何能得到农民起义军的信任？应当说，其共同的信仰应为此之基石。”

正是因为有共同宗教信仰作为基石，青州黄巾军选择了认可曹操的“黄天”地位，主动来投，曹操方能以万余兵力收编了兵员多达三十余万的青州黄巾军，编成“青州兵”。青州兵战力极强，成为曹操逐鹿天下的“第一桶金”。这支军队一直保持独立编制，对外宣扬曹操的宗教地位。从家族信仰到社会舆论再到青州兵的认可，曹操的宗教声名广为传播，为此后平定中原奠定了舆论基础。曹操去世后，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也证明了他们只认可曹操的“黄天”地位。

宁为魏公奴：张鲁的归降

《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东汉末年的道教运动分为两支，其领袖都姓张。东支是以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为领袖的道教太平道，掀起了旷日持久的黄巾军起义。西支则是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一脉相承的正一盟威道，又称天师道，因信徒入教需支付五斗米的费用，故时人多称“五斗米教”。天师道首领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虽然在汉中大战中曹操败于刘备，丧失对汉中地区的控制，但天师道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降曹操。

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大军西击汉中。张鲁欲举汉中降曹，但其弟张卫坚决反对，率领数万人据关坚守。关破后张鲁又想投降，虽在部下的劝说下逃入巴中，但还是说：“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此后张鲁落魄巴中，断然拒绝刘备招抚，声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这背后就有宗教因素。

“西三张”系汉初张良后裔，祖孙三代是天师道始祖天师张道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张鲁之母与益州牧刘焉关系密切，因此张鲁获得刘焉信任，与别部司马张修率军夺取汉中。后张鲁袭杀张修，自行割据汉中，建立天师道政教合一政权。张鲁自称“师君”，下设“祭酒”，各领部众，创立义舍，雄踞汉中三十年。有历史学家怀疑，张修才是天师道始祖，张鲁是剽窃其法而捏造了父祖历史，历史上其实并无张道陵其人，张道陵著作《老子想尔注》应为张鲁手笔。

张鲁的天师道与黄巾军一样，都承载了汉末的黄老思想。因此，张鲁同样相信汉家的末日即将到来，自己要带领信众寻找“黄天”的庇佑。所以，同黄巾军一样，即使有人劝说张鲁称帝，张鲁也断然拒绝。曹操家族有着深厚的黄老信仰背景，加上他招降青州兵为自己打造多年的“人设”，都成了张鲁对曹操抱有好感的理由。故而，即使在被曹操打败后，张鲁依旧声称自己没有“恶意”，甚至将自己的“宝货仓库”尽数封藏，留给曹操。

最终，在乱世之中，张鲁拒绝刘备而选择曹操。 这一系列举动都是出于其宗教信仰的考虑。

投降后，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与其结为姻亲，封其五子为列侯。张鲁得以“位尊上将，体及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曹操还将原巴蜀、汉中地区的大批教民迁往中原，希望通过笼络张鲁彰显自己的宗教地位，可谓用心深远。魏晋以后，官僚大族信奉天师道者极多，可见曹魏支持下的天师道在中原传播之广。

天命所归：曹魏代汉背后的天命人心

终结乱世归根结底得用武力，却也要重视天命人心的归属。

曹操以武力平定中原，道教中的“黄天”“黄德”归属于曹操，实际上是曹操在现实政治中实力的体现。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特别善于利用和控制道教为自己宣扬“天命”，收拢人心。汉末道教形成了以“东三张”（张角、张宝、张梁）为领袖的太平道教团和以“西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为领袖的天师道政教合一政权。伴随着青州黄巾军被收编和张鲁率教民归降，道教东西两支教团势力已经同归曹操麾下。

除东西教团外，道教还有若干方士，或是“游于太学”，干预政治，或是散布民间，“妖言惑众”。曹操在削平群雄的过程中，每攻下一地，即网罗人才，尤其是在平定袁绍后大规模召集各地方士到邺城^[1]，一方面采纳其方术养生，一方面规范、引导他们为曹氏天命鼓吹。至此，曹操已经掌握了汉末代表“天命”的两种四派势力：奉旧“天命”的汉家天子和预示新天命的黄巾军、天师道、术士三派势力。

曹操去世前，有部下主张其称帝，被曹操断然拒绝。在曹操的构想中，要等待时机，“遵舜、禹之轨”实现禅让，使汉“赤德”生“黄（土）德”的德运逻辑成为魏国代汉的政治现实。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曹氏的“天命”相应转移到曹丕身上。延康元年（220年）十月，^[2]汉献帝禅位于魏王曹丕，曹丕称皇帝，定都洛阳，建元“黄初”，正意味着曹魏作为得“土德”之运的“黄家”，继“天命”正统而立国。

曹魏建国牢牢掌握控制了汉家“天命”，利用了汉末渴望“黄家”的宗教氛围，通过道教的一番鼓吹，把“黄德”这一虚无缥缈的观念转化为赢得人心、夺取政权的关键，实现了魏国代汉。刘备于曹丕受禅后标榜“黄气”“黄龙”等祥瑞称帝，亦是“黄德”，奈何晚矣，更与蜀汉兴复汉室的战略相矛盾；而孙吴先后建元“黄武”“黄龙”也有类似考量，却也是东施效颦，三国归一的命运已经注定。

【编者按】

曹操巧妙地利用黄老道宗教思想，为自己笼络住了一批下层百姓和道教方士。这种自下而上地争取民心的方法，与他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自上而下掌控帝国士族之心的方法相配合，为曹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而在“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方面，曹操的表现丝毫不次于刘备和孙氏父子。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就是：青州兵和张鲁的黄老道势力誓死追随曹操，而江东的黄老道代表于吉却惨遭孙策的屠戮。孙策为何要这么做？难道孙策不知道人心的重要吗？下篇文章将揭示江东孙氏家族与曹操不同的争取人心之路。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2. 郭沫若、翦伯赞等：《曹操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

3. 吕思勉：《三国史话》，中华书局，2009年。

4.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

5. 王仲荦：《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6.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

7. ［英］崔瑞德、［英］鲁唯一等：《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论文：

1. 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2. 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3. 熊德基：《〈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