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立国理念与九一八事变
摘 要：如果把九一八事变放回到日本近代史中去考察，我们会发现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三大立国理念的国家实践。历史告诉我们：（1）“海外雄飞论”不灭，日本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基石就不会改变；（2）“东洋盟主论”不消，一旦日本某个个体与外界发生代表国家意志的“偶发”性争端，日本整个国家机器瞬间转成举国一体战争机器的历史重演就是必然；（3）“脱亚入欧论”一日不除，日本就不会对侵略历史进行真正的忏悔，挑战世界格局的野心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海外雄飞论；东洋盟主论；脱亚入欧论
近百年前，蔡锷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中国要复兴，必须要过日本这道坎。《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徐庆全先生提出研究“九一八”要考虑“九一八”之后的三个节点：1937、1939、1941。学术前辈赵杰先生提出，还要考虑“九一八”之前的三个节点：1874年日本侵台、1894年甲午之役、1904年甲辰之役。在我们致力于努力提高历史像素的时候，听到徐、赵两位先生扩大历史广角的高论，真有振聋发聩之感。重大历史事件如同历史巨人，几百年才出一个，出一个足以影响几百年。就“九一八”而谈“九一八”，有时我们看不清“九一八”。如果如徐、赵两先生所言，把视线拉得长一点儿，或许就有可能听到不一样的历史回声，或许会听到我们还没有给以足够重视的历史告诫。
日本常常给人以模仿见长的印象。如果我们以“九一八”为原点，对“九一八”之前的日本、“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作一番粗略的审视，或许我们会怀疑自己以前的判断。
“九一八”之前，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领土面积最大的俄国不宣而战；“九一八”之后，偷袭珍珠港，向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美国不宣而战。84年后的今天，读了安倍“终战70年讲话”，明眼人可能嗅出“蛇吞象”的历史又露出了重演的端倪。我们不得不深思：人类有史以来还未曾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国家，那它模仿的是谁呢？近代日本一共对外发动战争14次，10次针对中国，它模仿的又是谁呢？一百多年来，日本三次挑战世界格局，又有谁是它的模仿对象？如果没有一个基石性的理念做支撑，一个国家还能如此“任性”吗？那支撑这个国家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敌、不断挑战世界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我模糊地感觉，应该是“海外雄飞论”“东洋盟主论”和“脱亚入欧论”。我称之为日本的立国理念。
向中国进军，是日本“海外雄飞论”的目标。
侵略有理，是日本做“东洋盟主”的理论基石。
打败中国，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逻辑必然。
从这一视角总结“九一八”历史，至少有如下启示属于历史老人对未来的忠告：（1）“海外雄飞论”不灭，日本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基石就不会改变；（2）“东洋盟主论”不消，一旦日本某个个体与外界发生代表国家意志的“偶发”性争端，日本整个国家机器瞬间转成举国一体战争机器的历史重演就是必然；（3）“脱亚入欧论”一日不除，日本就不会对侵略历史进行真正的忏悔，挑战世界格局的野心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
以上是我写这篇小文的缘起和小文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观点。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文章的论证、论据部分略去，直接介绍一下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结论部分。
一、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立国理念的国家实践
“三大立国理念”既是日本国家政治框架的三根理论支柱，又是日本政府将国民捆绑在战车上的三条思想绳索，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时变侵略为“解放”、变奴役为“保护”的三把政治转换器。
“三论”肇始于幕末，绍承于明治年间，到了昭和时代达到鼎盛。在这数百年的形成过程中，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在政府内部则逐渐固化为“大陆政策”。政府掌其秘于内，民间倡其和于外，上下呼应，军政协调，官民一体，这既是日本几个战争狂人得以让日本举国疯狂的秘密，也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占领中国东北，是日本“三大立国理念”的题中之义。
从日本“三大立国理念”产生的动因上考察：
“海外雄飞论”偏重于地理和经济因素。中日两国在地理上隔海相望，但一边是岛国，资源窘迫，一边是陆上帝国，地大物博。到了近代，岛国要变陆上帝国，于是，“海外雄飞论”出笼。岛国初飞难远，因中国东北居两国最近处，所以成为“雄飞”首选。
“东洋盟主论”偏重于生理和政治因素。中日两国人种相同，生理上理应一脉相通，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生理上发生了同性相斥的变态。自汉代开始，倭奴国王金印就由中国皇帝赐予，此后，日本历代政府均遣使朝贡，鲜有断绝。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统一，原来的“华夷观”发生变态，拒绝接受中国皇帝封赐，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体系。19世纪70年代，“华夷变态观”逐渐演变成“东洋盟主论”，以武力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发起挑战。因距离华夷体系中心最近的国家是朝鲜，中国东北与朝鲜一江之隔，所以日本在吞并朝鲜后，就将下一个目标盯上了中国东北。
“脱亚入欧论”偏重于心理和文化因素。明治维新后，国运隆兴，又逢西方远强东来，日本忽生摆脱东亚千年老二，想当回老大的念头。环顾老大——中国，认定满洲人体壮少谋，文化愚钝，遂选“脱亚”自占领满洲始。
第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三大立国理念”的典型运用。
自幕末以来，在丰臣秀吉“海外征伐”的激荡下，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有欲望逐渐膨胀，甲午战争的胜利，更是极大地刺激了这种欲望的膨胀。
“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国内掀起决心报一箭之仇的轩然大波。明治天皇却暗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用不着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地地理人情，不久，将在朝鲜或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即时再夺取也不为晚。”[1]占领东北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
甲午之役、甲辰之役、甲寅之役，即甲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和日俄战争均为“立国三论”的典型运用。日俄战后，日本国内出现了甲寅之役是日本防卫“满洲”之战，既然防卫了“满洲”，就有权占领满洲的“满洲防卫论”和“满洲主权论”，这些谬论显然是“立国三论”思想的直接反映。
第三，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立国理念指导下的国家实践。
现在看来，日本“三大立国理念”均为具有两重性的历史概念。“海外雄飞论”最初基于岛国生存，提出向海外发展，可以理解，但由此形成的“商道”即“战道”的经济掠夺理念，就不能被人理解了。谁想做“东洋盟主”是东洋任何国家的权利，即便你的国格不够，可为了提振国人精神，用嘴喊一喊，在国内宣传宣传，其他国家也会原谅，但以战争的手段强迫其他国家承认，这就不能见谅于人了。效法西方文明，你要“脱亚入欧”，如果在不伤害亚洲的前提下，你不做亚洲人也无妨，但由此形成的“抬西贬东”“崇欧蔑亚”，尤其是“效欧欺邻”的文化理念，恐怕再过多长时间，作为被蔑视过的亚洲也无法对其做出肯定的解读。
随着日俄战争硝烟的散尽，日本迅速在南满地区设立了“满铁”“关东厅”和关东军等殖民机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加紧利用“三论”对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为占领中国东北做战争准备。
一是利用“雄飞论”中的“主权线”“利益线”，并将“利益线”改为“生命线”的理论诱导民众。据资料显示，自1931年8月28日至9月23日，仅“在乡军人会”就举办了1866次，以“满洲是日本生命线”为主题的宣传，为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二是利用“盟主论”中日本是“神国”，“东亚盟主非日本莫属”的理论对国民进行“效忠”“尚武”和“失之欧美，补之支那”的教育。为民众描绘了一幅只要打败中国，日本当然是“东洋盟主”，到那时，必然财源滚滚来，天皇威名灿灿照亚洲的蓝图。
三是利用“脱亚论”中“近墨者黑”的“蔑华”理论，激发国民对华战争的狂热。日本利用万宝山事件及中村事件大肆宣扬中国人野蛮，鼓动仇华情绪。
实际上，日本的“立国三论”不具有很深的理论色彩，逻辑上也称不上严密，表述上又比较简单。正是因为简单才被普通民众所接受。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简单的理论经过日本政府的精心编织和利用，使国民误以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国家的“生存自卫”，因而，日本国内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陷入一片战争狂热之中。
日本的“立国理念”最先由知识精英提出，后得到天皇、政府的肯定，并将其精髓融入国家治国方略，再经反复宣传、鼓噪，最后成为国家意志的理论基石和各界朝着同一目标协调行动的思想指南。
为什么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本庄繁、林铣十郎明知发动满洲事变按日本陆军刑法是死刑之罪，还要贸然行动？因为他们理解了、看清了国家走向；他们读懂了、明白了国家的行动路线图；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不是什么军法审判，而是天皇颁发的勋章和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事变后，石原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晋升为陆军大将，本庄来到天皇身边，当起了侍从武官长，“越境将军”林铣十郎1937年出任日本首相。这一切告诉我们，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几个军人的个人冒险，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协调运转的必然，绝不是什么几个大胆狂人的“独走”，而是“三大立国理念”指导下的国家实践，是整个民族疯狂后的集体狂奔。
二、战败国不低头，因为背后有黑手
日本是个战败国，为什么敢于在世界面前不低头，因为背后有两只黑手。一只是它的立国理念，将日本民族的性格塑造成了崇强鄙弱的怪胎式；一只是美国替它撑腰。两只黑手互为因果，因为战后日本对美国极尽妓女之谄媚，所以美国替它撑腰，因为美国替它撑腰，所以它鄙视弱者，不向弱者低头。
一般来说，我们对日本“三大立国理念”的历史记忆是双重的：
“海外雄飞论”推行的结果我们似可这样描述：一极是日本经过“海外雄飞”，成了亚洲首屈一指的经济“暴发户”；一极是被掠夺国家的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东洋盟主论”推行的结果是这样的两极：一极是亚洲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未曾被日本侵略过；一极是没有一个亚洲国家侵略过日本。
“脱亚入欧论”推行的结果形成如下两极：一极是日本的国家地位迅速跻身于列强之列，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亚洲国家；一极是因日本的“脱亚入欧”过程是血腥的，给中国和朝鲜等邻国人民留下了“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的历史记忆[2]。
日本“三大立国理念”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如果从丰臣秀吉“海外征伐”算起，至今已经400多年。数百年来，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国家走向上从来没有改变向“海外雄飞”的方向，也从来没有打消“领导亚洲”的念头，更从来没有放弃“脱亚入欧”的努力。究其原因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三大立国理念”基于“三理”即地理、生理和心理因素而生而长而定型。“三理”因素为日本国民与生俱来，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相切相生死，因此它极易被日本国人所接受，容易在国民中产生同鸣共振效应。这样，几个思想家的主张迅速转化为全体国民的思想，并扩大成国家意志。这有利于国家的团结，有利于弥合朝野上下对具体政策理解上的分歧。这也就是每次发动战争前日本军界、政府大量印刷“海外雄飞论”著作，直到今天，最大面值的日币还印着“东洋盟主论”“脱亚入欧论”大师福泽谕吉头像的缘故。
第二，既然“三大立国理念”基于“三理因素”而产生，而“三理因素”又是诸多因素中比较恒定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念也就具有了不易更改性。
第三，“三大立国理念”是经过战争检验并被有些人歪曲为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理念。“三大立国理念”形成过程漫长，漫长的形成过程始终伴随着战争的检验，甚至是关涉国家存亡的生死检验，而在检验中日本国民曾目睹了战争给日本带来的领土天天大、财源滚滚来、国家地位日日升的满足感和荣耀感，甚至覆盖了战争给日本带来的苦痛。这样，给日本国民留下来的历史印记只剩下对立国理念的坚信不疑。
第四，“三大立国理念”由知识精英精心编织而成，每一理念又罗列了大量似乎可摸可见又可信的证据做支撑，这就使得这种理念具有了较强的逻辑力量，确切说是欺骗性。
比如三大立国理念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即“天皇神国意识”。天皇是人，日本是国家，“天皇神国”概念怎么还能成立呢？理论制造者首先借用日本国民在古代长期形成的对中国仰慕心理反衬天皇的特殊，说中国的皇帝一会儿姓刘，一会儿改李，自古及明，易姓三十余，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环顾世界，哪个国家的皇帝能做到传之二千五百余年，姓系不改，嗣续不断，唯神，因此天皇不是人，神也。神领导的国家自然是“神国”，神国的使命是统治世界，“蛮国”不服，只能以战争为手段，神国战争皆圣战，圣战的目的是对他国的解放，解放“蛮国”何罪之有？本来有功，功可不表，还让我认什么罪呢？把为亚洲解放战死的人做成个牌位放到神社里还有什么不妥呢？比如，“三大立国理念”中至今许多日本国民仍津津乐道以为是者，即“脱亚入欧论”。日本的历史使日本人相信：没有“脱亚入欧”日本不会经甲午一战即进入西方列强之列，不挤进列强之列，就不会获得大把大把的庚子赔款，“国联”成立时也不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之一，如果不是世界领导者，“九一八”之后日本不会把“国联”玩得团团转，不把“国联”玩得团团转，就没有时间炮制“满洲国”；如果不是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战后美国不会让天皇逃脱审判，也不会成为西方七国集团之一，也不会成为美国的盟国。
三、“九一八”的历史告诫
一切现实根源都源于历史，日本的一切政治变异都缘于它的立国理念。它的立国理念最大的功效是把日本塑造成一个妓女与施暴者两面同体的民族怪胎：崇强鄙弱。强者向他施暴时百依百顺，因为它被强暴过，对强暴过程了如指掌，所以它在模仿强者向弱者施暴时比强者来得更凶更狠更加惨无人道。它和强者签了条约，无论条约给日本带来多大伤害，它也要勒紧裤腰带履约，兑现承诺，甚至是民族的贞操；它和弱者签了条约，信奉的却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弹药”[3]。正如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4]这是对日本这个“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诡异的思维和荒诞的民族性格最好的总结。
一个国家的具体政策可以“人亡政息”，但基于地理、生理、心理因素形成的国家走向和国民思维习惯不会轻易转弯，一个民族的性格更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发生大的改变。中日两国自然地理上的一衣带水，容易发生一触即发的擦枪走火；政治生理上的天各一方，一旦擦枪走火必将是一发不可收；文化心理上的一目了然，因为制度的不同和历史的恩怨，一旦扭打在一起必将是有你没我。
就历史和现实来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也无论你持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了解日本的过去时，分析日本的现在时，研判日本的将来时，都是我们的生存必修课。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看不到今天与日本发生的各种纠缠何时是尽头，更无法预料现在的纠缠能否演变成另一个“九一八”。
历史提醒我们：日本是一个善于拿战争来赌国运的国家。一旦哪个日本个体像石原莞尔那样在东海或其他什么地方挑起什么“偶发事件”，千万不要相信那是什么“独走”，只要日本政府判断这种“独走”符合国家利益，随之而来的就是举国战争。
罔顾道义的行为不会因为附和了“民主程序”就具有正当性，我们应该看到日本的内部分歧，但不能将其放大，“九一八”历史提醒我们，当战争打响时，侵略的炮火能将日本的内部分歧一夜弥合。
不能指望任何政治文明能够阻止“野蛮”的复活，对大是大非问题持“不持立场”的立场，只会纵容“野蛮”，无异于对正义的侮辱。
给对历史罪恶的忏悔画上休止符的人就是想重演历史的罪恶之徒。“不应该让战后出生的人”“背负继续谢罪宿命”的言论，比当年“一亿总忏悔”更加阴险。“一亿总忏悔”只是为了稀释天皇一个人的罪恶，安倍的“终止谢罪论”则是在给日本的罪恶清零。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一场接力赛，世世代代因果相传，如果有人明确宣布不接了，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他是想从头再来。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1] 〔日〕佐佐木高行：《明治圣上与臣高行》，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4页。
[2]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3页。
[3] 〔日〕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636—637页。
[4]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日本的文化类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