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美、英、苏对日政策的演变及中日两国的政策取向
摘 要：本文拟从英、美、苏的亚太政策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和勾画日本对外战略，成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日本以战争手段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以英、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及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冒险尝试。它逐步打破了在这个体系基础上，欧美日列强在远东暂时的平衡与妥协。同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武装进攻，也宣告了东方新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及其战争行动的开始。这种情况，必然引起世界形势，特别是远东国际关系重大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所引发的矛盾冲突，成为新的远东国际矛盾聚焦点。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前后；美、英、苏对日政策；中日两国的政策取向；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美、英、苏对日政策的转变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加紧对中国进行渗透，中国对外贸易一半操纵在日本手中，引起美国的不安。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几个大国本着自身的利益对中国采取不同的政策。英国采取“绥靖”的政策，美国采取“不承认”的政策，苏联采取“不干涉”的政策。这些政策使中华民族遭遇到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同时也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九一八事变前，美日矛盾曾一度表现很尖锐，主要是在争夺中国东北铁路权益问题。1929—1933年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对外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货币战和资源战，使世界局势更为紧张。在亚洲，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是反对日本对东北的独占，同时维护华盛顿体系确立的美英主导地位及其对日本的限制。但是，因为东北并不是美国在华利益最多的地区，所以日本对东北的侵占，最初尚未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1931年9月1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对新闻界表示，认为这次事变尚不属于政府间冲突，也不属于非战条约和其他条约的范畴，表明美国尚未予以重视。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 格鲁说：“我并不怀疑日本军人抱有称霸亚洲的幻想，但我仍然认为，他们的力量是扎根于一种防御的态度，即恐惧俄国，担心日本的安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亡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1]美国重视美日关系，仍然打算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之特殊利益作代价换取日本遵守“门户开放”和“九国公约”，极力回避与日本的冲突。美英这时却向日本提供大量的财政和经济援助以及日本侵华所需的军用原料，大做军火生意。但美国政府对日本决心以武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深感不安。随着日本侵略行动的扩大，美国政府也逐步意识到，围绕着“潜在市场”中国，日本的行动“必然给美国带来物质损害”，因而对日本采取必要的抵制活动。具体表现是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准备承认任何由中、日两国政府及其代理人间所订立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违反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的任何条约或协定”[2]，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不承认主义”。
美国的“不承认主义”对于外交上和舆论上谴责日本的侵略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应该指出，“不承认主义”的实质仅是防止其他国家夺取中国利益而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随着日本侵略南下，直接威胁了英美在华利益，引起了西方国家强烈不安。为了抗衡日本，1940年美国拒绝向日本输出航空油料、废钢铁和石油。同时西方国家纷纷向中国派出专家，帮助发展中国的交通事业。国联和美国援华政策使日本极为不满，促使日本与美等国的矛盾日益白热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华侵略也威胁英美在华的利益，特别打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平衡。但是美英等国对日军还是采取纵容妥协的政策。英国对日本最早就采取纵容妥协政策，张伯伦提出：“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曾容忍中国方面无数挑衅的举动，因此，局势是非难分，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向。”[3]这就是英国推行的绥靖主义政策。1931年12月至1932年2月，英国和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了秘密接触，提出英国不会干涉日本对东北发动的侵略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继续推行“门户开放”原则，并做出了一个对日纵容、袒护绥靖的政策，对中日双方交战国实行禁运武器的决定。其目的想用牺牲中国，保全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在上述背景下，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继续采取“利己主义”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某些谴责和限制，另一方面决定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促使日本攻打苏联。日本因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但结果是日本并没有放下屠刀，接着发动“华北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最后又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英美也没躲过日本的屠刀，终于和日本开战。
随着英美对日推行绥靖政策，苏联步入其后推行不干涉政策。九一八事变已经表明日本实施的大陆扩张政策，日本第一步就是占领中国的领土，之后以中国为跳板，侵略矛头意图指向苏联，破坏苏联远东利益与安全。对此，苏联不断增强其远东军事实力，以威慑日本。与此同时，苏联当时正在忙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内经济非常困难，而英、美等国又极力挑动日本转向进攻苏联。因此，苏联在外交上尽量避免同日本发生战争。1931年10月29日，苏联发表声明称：“苏联政府尊重与中国政府缔结的条约，尊重他国的主权，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此后，苏联为了避免与日发生冲突，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为了能与日本达成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苏联提出“苏联准备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也准备以同样的内容与满洲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提议被日本正式拒绝。
苏联在多次被拒的情况下，终于决定廉价出售中东铁路来换取同日本的缓和。最终，苏联将中东铁路以不到成本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廉价地出售给了日本。而苏联该种为换取边境安全的行为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同时也表明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
苏联这种姑息日本的态度，并没有换来日本的友好。苏联开始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决定放弃对日“不干涉”政策，逐步改变对日政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苏联《真理报》谴责说：“如果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姑息纵容，日本军阀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行动也是不可能的。”随即斯大林改从“先欧后亚”的战略出发，采取了对日又斗争又妥协，以斗争迫使日本妥协，并且积极开展援华的行动。
首先，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声援中国抗日，于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国政府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其次，在物资上支持中国。苏联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来中国。还给中国提供了四亿五千万美元的援助。但对日态度，苏联拒绝出兵中国对日作战的要求，决定继续推行对日缓和外交方针，以防止日苏战争爆发。而与苏联的妥协政策形成不同的是，日本自始至终未放弃入侵苏联的计划，日本关东军在边境制造纠纷和冲突。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这两个事件特征就是日苏双方都不想扩大两国间的全面战争。这两个事件虽然苏联取得重大胜利，但苏联没有进一步追击。这既表明日本对苏联推行强硬政策，已经无法继续坚持下去，苏联不想在两线作战。总之，苏联为了达到自己安全，不顾东北人民的安全与利益，在中苏边境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采取妥协的政策，甚至对中国停止物资援助等，这都助长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气焰，使中华民族为抗日战争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二、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两国的政策变化
（一）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两国政策
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两国外交政策上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对日政策表现非常软弱，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很强硬。南京政府为了达到中国统一，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在处理列强的矛盾和冲突时，一味表现对外妥协、忍让，特别对日本侵略气焰，表现软弱、退让，促使日本侵略气焰十分嚣张。日本在东北一再寻衅，接连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针对日本挑衅，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说“日人如此蛮横，吾国已不成国矣”，但他认为，如贸然开战“只要三天之内，（日本）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蒋介石、张学良等国府要员，明知事态严重，“关系满蒙存亡”，仍然决定“万方容忍”，“不予抵抗”，怕刺激日本，怕日本找到借口，怕在国际上讲不清楚，所有的应变计划和抵抗准备全都不做。总之，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还是把重心放在剿共上，对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还是一味屈膝妥协。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重心确保它在东北的权益，把东北作为第一个侵略目标，与当时国际局势密切相关。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给帝国主义各国以沉重打击。在日本看来，英美等国忙于应付国内经济危机，无力干涉远东事务；苏联正在进行国内建设，不敢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国际联盟组织徒具虚名，对日本没有任何约束力；中国政府忙于军事“围剿”共产党，内部斗争激烈，缺少足够的力量应对日本对东北的军事行动。1931年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给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信中说，为了缓和国内矛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转嫁经济危机造成的恶果，日本军国主义发出狂热的战争叫嚣，加紧制定和实施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计划。
（二）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提出，国人必须“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国民党自己不抵抗，不自卫，却期待别人来保护自己。但国联调查团发表了调查报告，明知日本是侵略者，也不肯严厉地加以谴责，更不肯加以制裁。国民党四大在对外宣言中称“中国忍耐至今，已至最后之限度”，但“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方针，但是表现还是带妥协性。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南京蒋介石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继续妥协、退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态度越来越强硬，一方面加紧进行对中国全面进攻的准备，在策略上作出反苏姿态麻痹英美，施放和平烟幕弹欺骗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改变对华、对美的外交方针，也使它受中美、世界人民的夹击，这是日本犯下的致命错误。日本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向华北进军，进一步显示日本扩张的战略方向，不是北扩，而是南下，这种情况使英、美更加不安，同时也促进了欧美各国在远东政策上的变化。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演说中说：“随着事件的发展，我们对于日本及日本政策的同情逐渐减低。”“要说日本在满洲的行为是符合于它签订国联盟约负起的责任，是符合于它曾经签字的巴黎公约的条款和九国公约，那是不可能的。”
（三）从美、英、苏、中对日政策中吸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以上我们回顾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美、英、苏对中日关系变化过程，可以得出多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一，要维护本民族、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能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牺牲本民族利益。特别是置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外交政策，必然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不可能维持长久统治。第二，在国家遭遇外来侵略的情况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不能把希望寄托别国，希望他们站出来主持公平、正义，就可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迫使他们退让是绝不可能。第三，对日战争虽然结束，我们今天如何处理日本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今天，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和则两利，战则俱伤。这就是从近代中日战争中得出的血的教训。
（作者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页。
[2]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选译），张纬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3] 赵镜元：《英日关系论》，武汉国民出版社，1929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