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夕《东方杂志》
对日本侵华舆论观察（1929—1931年）
摘 要：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骤然加剧。通过剖析九一八事变前的中日困局，揭示日本侵华新政策及其后随之发生的万宝山事件。从《东方杂志》的舆论可以看出日本为侵占中国东北处心积虑，无孔不入，企图实现将东三省变成第二个朝鲜的野心。
关键词：《东方杂志》；中日困局；经济危机；万宝山事件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益加剧，事先做了周密的计划布置，先是大批驻军、大量移民，扩充侵略势力，不断军演，频频制造事端。还伴随着大量间谍到东北刺探情报，“彼辈均以游历为名”，“每年不下二万人”，这些人并非全部为间谍。然而“从事实上讲，日人在东北种种非法的横行，差不多无日无之，更仆难数”[1]。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而后，“万宝山事件”等日本精心炮制的一系列事端一步步将中国拖进二战的深渊，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伟大的民族牺牲。那段铁血岁月就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前夕。
一、1929—1931年的中日困局
1929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日本亦不能幸免。从1930年到1931年，“这一年整个的世界是在恐慌中”[2]。因为不景气及失业问题，“远东的日本亦在非常的困境”，具体表现有“失业人数，日有加增，已至四五十万人”、市场不振、物价下跌、企业倒闭、“或者缩小范围，裁减工人，致罢工之事常有发生”等，“这当然为一般人民所不满”[3]。日本经济恐慌的实态，将此次经济危机“充分暴露”。对外贸易日益恶化，1930年前10个月的贸易总额比去年同期减退30％，“实为资本主义的日本贸易史上之最大的减退率”[4]。经济危机对农村的打击“尤为深刻”，米价暴跌，“致农村恐慌达于尖锐化”。为缓解经济危机，日本政府决定实施紧缩政策，预计1931年的财政岁出与岁入“各为十四亿四千八百余万元”，比去年预算减少“一亿六千余万元”，预算虽然减少，“然海陆军军费，则依然如旧”[5]。尽管国内矛盾尖锐，日本依然扩军备战，并且军部不满日本政府在对美对俄外交政策上的“调协互让”，甚至“期待有桂太郎时代的军人内阁的出现”[6]，侵略野心呼之欲出。为了消减预算，日本国内甚至发生了一场减俸风潮。1931年4月14日第二次组阁的若槻首相在上任不久就预计实施减俸计划，不料却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各方反对，后来因为得到天皇支持，风波才告平息[7]。
在中国则因为1930年的中原大战，“历时八个月的长期战争”，导致“死伤十余万，战费一万万以上”，加上红军政权的存在，因此，被认为“在政治的与社会的意义上，都是空前所未闻”[8]。尽管“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是无一不使人失望”，但是1931年的到来，“却不能不有一种希望”，“希望中国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爆发以前，已有充分的准备”[9]。
二、日本侵略东北的新政策
日本对东北的外交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以“满铁”、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和沈阳总领事馆为侵华的四个外交机构；第二期，在田中内阁时代，将上述四者外交权集中于外务省；最近，因为1928年东北易帜，东北的外交权收归南京国民政府，故日本外务省采取对策，将外交权下放给“满铁”当局，用以牵制东北地方当局，并进行种种军事和间谍活动。例如，“于暗中布置军队”，放任军部对满洲行动；由在满洲的日侨组织青年团，从事军事训练；建立由日侨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部”，以调查东北各方面实际情况为主要任务，“其目的在帮助日政府对我东北的侵略”[10]。“满洲青年联盟部”1930年7月成立，总部设在大连，并在东北各处建立分部，发起人为金井章次和冈田猛马。该机构组织严密，下设庶务、交涉、事业、调查、情报、编辑六部门，发行半月刊性质的《满洲青年联盟报》，主要报道东北状况、工商业形势以及中国的教育政策等，尤其关注中国的教育政策。“对于党化教科书、民智国语读本、三民主义千字课、新中华历史、新时代地理教科书等，多施翻译，以宣告于其民众，使深知我国人民之心理，以便采取对策。”该组织为情报机构，调查我国民众对日态度和策略，为日本制定侵略方针提供参考[11]。
时局紧迫，最近日本前全权大使内田定植又在《外交时报》上撰文《告中俄两国政府当局》，公开威胁恫吓中国政府，气焰嚣张地宣称：“东北地方当局以及南京中央政府当局今后若仍背弃中日两国间的协议，用种种手段，压迫及剥夺日本的权利，则日本于不能以平和的手段拥护其权利之际，两国苟起冲突，其一切责任当由中国负之。”[12]
日本侵略东北的新政策经其1931年1月至3月召开的第59届议会确定，在野党政友会的侵华言论可以管窥一斑。政友会对华强硬论的代表人物是床次竹二郎，声称“日本在满蒙的地位为日本生命之所系，设其不安动摇，我们绝不能漠视。满蒙不特与我们经济上有重大关系，即东亚平和之键亦藏于满蒙问题之中。满蒙而起动摇，即东亚平和的动摇。满蒙经济关系的不安，同时亦即对满蒙政治关系的不安”。这种观点与明治维新以来的满洲中心说毫无区别，其核心依然是“永久维持日本在满蒙经济上、政治上的独占状态罢了”。松冈洋右也认为“不论从国防上、经济上讲，满蒙问题均为关系日本存亡的问题”。川村竹治甚至鼓动采取行动，“为顾虑我国（日本）权利的现在及将来，不可不采取坚决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依然排日排货而已”[13]。
东北形势危急，国人为之忧心忡忡，然“可虑者，国人未必都明了并注意东北的危险及其情形的复杂和关系的重要”[14]。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蚕食“实足令人警惧”，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无孔不入，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对于任何问题总是事先把真相调查清楚，然后再讨论具体的方案，缜密的方案一旦制定，“朝野上下必互相合作，共同奋斗，以求贯彻。”[15]最近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又在大连召开“满铁”地方会议，会议内容极其保密，“外间无从深悉”，具体内容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断言：“不久必有几件具体可怕的影响和事实，从此发生。”[16]果不其然，三个月后就发生了旨在企图扰乱东北祸及朝鲜的万宝山事件。
三、侨民与万宝山事件
在东北三省，日俄韩三国侨民纷至沓来，导致“东三省外侨问题的特别复杂和严重”，中国若无妥善方法对待，“抑且来日大难，恐不免有喧宾夺主之患”[17]。果然，日本利用侨民制造事端，积极为侵略做准备。
1931年7月2日万宝山惨案发生，起因是少数朝鲜侨民在万宝山地区，“未经我国官厅标准的手续，租用土地，开辟稻田”，强行挖掘贯通伊通河的水道，沿途毁坏当地农民水田100多垧（公顷），在“该地农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水道填塞。“不料当时日军警，故意助彼少数强暴不法的韩人，如临大敌的对我农人用机关枪扫射，可怜我善良的农人饮弹而负伤及死亡者很多。”[18]从事情的经过来看，“这案完全是由于日方袒护少数不法的韩人而起，而其责任当然应由日方完全担负”[19]。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显然是日本为侵华精心炮制的阴谋。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万宝山惨案发生后，驻长春日领事田代重德指使《朝鲜日本》驻长春特派记者金利三夸大宣传做不实的报道，“遍宣朝鲜各地，以引起鲜案”。其后，金利三良心有愧，“尝在《吉长日报》登载误受日领唆使的申明。此申明一经刊布，金即被刺身亡”[20]。所谓“鲜案”就是因为万宝山事件而引发的在朝鲜境内大规模的排华暴动。此次“鲜案”情况，据驻日公使汪荣宝介绍：朝鲜排华事件，“平壤侨胞，受祸尤烈。该地华侨铺户，悉被捣毁。死亡之有姓名可考者，按日方调查报告，共九十五人，失踪者为数亦复不少，推想当在百五十人以上。其中有被迫而投大同江死者。物质损失的精确数字，尚不得而知，大约当在日金二百万元以上”[21]。在此之前，1927年12月间在朝鲜境内也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发生于日人所谓东方会议密议满洲政策之后”。日本东方会议之后所谓的满洲政策是指以“满蒙”为基地征服中国及世界的政策。日本在《对华政策纲领》中声称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甚至在《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田中奏折”）中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这两次排华事件“如出一辙”，事后明理的人“均知其隐受日政府之怂恿”[22]。从1931年8月6日驻日公使汪荣宝向中国外交部提交的《朝鲜排华惨案调查报告》可以确证，“日政府不论如何辩解，决不能辞责任”，“此项责任，完全属于彼方，而我方绝对无丝毫责任之可言”[23]。万宝山事件发生一个月来，“全国国民莫不义愤填胸，一致对外，誓为外交当局对日交涉的后盾。”中方对此强烈抗议，提出三点交涉意见：（1）日本以保护朝鲜侨民为名侵入万宝山地区，威吓中国人民的举动，当由日方承担责任；（2）必须赔偿中国损失；（3）勒令朝鲜侨民退出万宝山[24]。迫于压力，日本同意交涉，但是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其后，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
四、结束语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由来已久，一直沿袭明治维新以来的军国主义传统[25]。当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骤然加剧，日本在野党政友会公然宣称满蒙为日本生命所系，赤裸裸地鼓吹对华采取强硬外交。
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日侨大量移民东北，日本扩大驻军，不断进行军演，以及各种名目的考察团充当间谍刺探东北各方面情报，借机制造事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谓处心积虑，无孔不入。精心炮制的万宝山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企图扰乱东北，挑起中朝矛盾，引起国际争端，混淆视听，浑水摸鱼，将东三省变成第二个朝鲜的阴谋。
《东方杂志》通过舆论来进行分析批判，这些舆论深刻表达了为东北前途、为中国命运的忧虑，以期唤醒国人，呼吁国人警惕日本的侵略，并有预见性地希望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之前能够做好准备。报界忧国忧民的拳拳爱国心跃然纸上。
（作者单位：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科学系）
[1] 颂华：《日人在我东北的暴行》，《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0年10月25日），第1—2页。
[2] 樊仲云：《一九三一年的中国与世界》，《东方杂志》第28卷第1号（1931年1月10日），第27页。
[3] 樊仲云：《一九三一年的中国与世界》，《东方杂志》第28卷第1号（1931年1月10日），第31页。
[4] 李执中：《最近一年半中日本滨口内阁的内治外交（东京通讯）》，《东方杂志》第28卷第2号（1931年1月25日），第42页。
[5] 李执中：《最近一年半中日本滨口内阁的内治外交（东京通讯）》，《东方杂志》第28卷第2号（1931年1月25日），第42—43页。
[6] 李执中：《最近一年半中日本滨口内阁的内治外交（东京通讯）》，《东方杂志》第28卷第2号（1931年1月25日），第48页。
[7] 杜若：《日本政府的减俸潮》，《东方杂志》第28卷第14号（1931年7月25日），第6页。
[8] 樊仲云：《一九三一年的中国与世界》，《东方杂志》第28卷第1号（1931年1月10日），第27页。
[9] 樊仲云：《一九三一年的中国与世界》，《东方杂志》第28卷第1号（1931年1月10日），第40页。
[10] 颂华：《日人侵略吾东北的新政策》，《东方杂志》第28卷第5号（1931年3月10日），第2页。
[11] 颂华：《日人侵略吾东北的新政策》，《东方杂志》第28卷第5号（1931年3月10日），第2页。
[12] 颂华：《日人侵略吾东北的新政策》，《东方杂志》第28卷第5号（1931年3月10日），第1页。
[13] 〔日〕滨田峰太郎：《日本两大政党的对华政策及其批评》，幼雄译，《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号（1931年10月10日），第21—22页。
[14] 颂华：《日人侵略吾东北的新政策》，《东方杂志》第28卷第5号（1931年3月10日），第3页。
[15] 颂华：《日本在我东北举行的满铁地方会议》，《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1931年4月10日），第6—7页。
[16] 颂华：《日本在我东北举行的满铁地方会议》，《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1931年4月10日），第7页。
[17] 颂华：《日人在我东北的暴行》，《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1930年10月25日），第1页。
[18] 颂华：《万宝山案》，《东方杂志》第28卷第16号（1931年8月25日），第1页。
[19] 颂华：《万宝山案》，《东方杂志》第28卷第16号（1931年8月25日），第2页。
[20] 颂华：《一月来万案鲜案的对日交涉》，《东方杂志》第28卷第18号（1931年9月25日），第2页。
[21] 颂华：《一月来万案鲜案的对日交涉》，《东方杂志》第28卷第18号（1931年9月25日），第1页。
[22] 〔日〕滨田峰太郎：《日本两大政党的对华政策及其批评》，幼雄译，《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号（1931年10月10日），第17页。
[23] 汪荣宝：《朝鲜排华惨案调查报告》，《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1931年11月10日），第119页。
[24] 颂华：《一月来万案鲜案的对日交涉》，《东方杂志》第28卷第18号（1931年9月25日），第2页。
[25] 〔日〕滨田峰太郎：《日本两大政党的对华政策及其批评》，幼雄译，《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号（1931年10月10日），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