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矢志西行

公元625年秋，天高气爽，群雁南迁，玄奘迎着舒爽的秋风，顶着漫卷的落叶，踏入长安城，进驻大觉寺。

经过唐朝新主的初步恢复，长安再度成为大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佛教圣地。但见城内庙宇庄严，宝刹层叠，梵音悠悠，香烟袅袅，经声琅琅。在大觉寺里，玄奘跟随道岳法师学习《俱舍论》。此时，他已通究诸部，造诣颇深，蜚声京师内外。

当时，长安有法常、僧辩两位大师，解究二乘行穷三学，一时号称法门宗匠，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数以千计，云集门下。玄奘跟随二法师学《摄大乘论》。对他们的高深理论，玄奘不仅触类旁通，尚能举一反三。两位高僧也对玄奘超群的记忆力和惊人的理解力叹为观止，赞誉为“佛门千里驹”。

如果说公元5世纪的法显是因为痛感佛经的匮乏才下定西去求法的决心，那么公元7世纪的玄奘，情况恰好相反，为搞清佛经的真正本源，才萌发前往佛教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问惑辨疑之志。玄奘遍访高僧大德，广泛汲取百家之长，经仔细推敲，发现各流派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惑辨疑不一，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无所适从。

当时的唐朝，汉译佛经大多残缺不全，同一部佛经却存在不同的版本，加上翻译的曲解，对佛法的分歧严重，既不系统，数量也匮乏；另外，佛门教派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形成，大小乘教派林立，不能保证互通有无，各种矛盾和分歧凸显出来，相互争执不下。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二十六岁的玄奘在进一步研究佛教真义时，几近于缘木求鱼，令原本喜欢探本究源的他郁闷忐忑。

国际大都市长安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容纳一些来自印度的高僧讲学，使玄奘有了学习梵文的机会。其中一位名叫波罗颇伽罗密多罗的中印度学者，取海道来到中国，住在长安城内的兴善寺。他是印度权威学者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高足，传闻能记诵大小乘佛典各十万颂，是当世的佛学大师。

玄奘慕名而至，真诚向其请教，溯本求源，并询问当下印度佛界形势。在波罗颇伽罗密多罗的口中，玄奘获悉有一位熟稔《瑜伽师地论》、兼谙诸家的戒贤法师在印度那烂陀寺讲学布道时，决心西行求法，以释众惑，并取得像《瑜伽师地论》那样更多的佛教经典，以释众疑。虽然前去印度求取真经的这条路九死一生，但为了寻求真理，玄奘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可以说，中印度学者波罗颇伽罗密多罗的出现，像一盏黑夜中的灯塔，照亮了玄奘迷惘的心扉。

去意已决，玄奘遂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僧人，打算联名上书朝廷，陈述西行求法的理由。

沙门玄奘言：玄奘闻，义画既陈，肇有书契，籀文斯阐，爰盛典暮。徒以䀲义辅德，纪情括性，犹缠埃累之间，未出寰区之表。岂若龙宫密旨，鹫岭微词，导群迷于沙界，庇交丧于尘劫。然则至极无象，演其源者法王。至理无言，诠其道者圣帝。伏惟陛下纂灵出震，抚运登枢；胜茂九瀛，掩胥庭而独步；飞英八极，栏轩昊而高视；分麾紫塞，剪随寇于幽陵；驻跸青丘，荡妖氛于蟠木。武功既戢，归马华山。文德载宣，受图宛岫。于是刊书近阁，创礼容台。凤篆龟文既藏核于东观，银镛玉字亦洗污于南宫。犹故属想真如，缅怀空寂，绍宣妙法，以为大训。由是鹿野之谈，应圣期而重译；鸡林之士，仰神化以来仪。建香城于中洲，引玄津于神县。像教东被，斯为盛矣。玄奘行业无纪，空符曲成；谬齿缁徒，有惭光替。慨然怀愤，誓以弘宣。凭恃国威，远寻灵迹。住在西域，躬习梵言。览毗尼之奥旨，窥多罗之密藏。所获梵本经论总一千帙，六百五十七部，佛像七躯，佛肉舍利一百五十粒，并骨舍利一函。既而治奘金地，旋轫玉门。祗奉论言，载合翻译。爰召开士，同证慧义。研思淹肘，未能总毕。见绝笔者，凡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佛地经》一卷，《六门陀罗尼经》一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杂集阿毗达摩论》十六卷，勒成八帙，缮写如制。及前舍利、佛像、梵本经论等，谨诣阙奉进。但圣鉴照明，玄言冲远，玄奘学非沈秘，识谢咏通，何以仰称天规，敬弘至教。亦由荣荣爝火，对修景以葬光；涓渭细流，足巨壑而成大。追惭战悸，若履冰谷。谨言。

贞观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门玄奘上

孰料，玄奘高远的志向尚未来得及铺展，便被残酷的现实撕裂得支离破碎。当时，唐朝天下初定，局势亟待进一步的巩固和稳定，加上游牧民族的突厥人重新崛起，不时滋扰河西走廊一带边境。所以，唐朝初年，以玉门关为界，官府禁止百姓自由进出国境，于是便毫无悬念地驳回玄奘等人西行出国的奏请。

见西行之路在官方受阻，其他意志稍微薄弱的西行求法之人，便心灰绝念。唯有玄奘不改初志，一边学习梵文，一边做着西行的准备。闲暇之余，他偷偷打听从陆路前往印度的路线，静待机缘，再行出国。玄奘凭借惊人的领悟力和记忆力，熟稔和掌握各种语种和方言多达八九十种。

见玄奘矢志西行求法，视朝廷法令而不顾，渐露退却之意的众僧极力劝阻玄奘，玄奘听后，气愤地说：“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能高绩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自当继之。”

倘若出关，必须持有“过所”（相当于现在的护照）。如果没有“过所”，就是“私自渡关”，也就是偷渡。按照唐朝律令，私自渡关者被判处一年牢狱，偷渡成功者则罪加一等。对朝廷的禁令，玄奘肯定烂熟于心，试想一下，面对内忧外患，朝廷怎能随随便便地松懈对臣民的管束，任其自由出入国境呢？既然如此，玄奘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仔细分析一下，玄奘此举，看似迂腐，实乃睿智之至。倘若不事先向朝廷上书申请出关而擅自行动，那就是目无朝纲王法，一个连朝廷禁令都触犯的人，怎么可能在佛法上修成正果呢？即便西行不利，中途被遣返原籍，如果事先在官府备案，罪行也会从轻发落。

历史本来会按照其既定的速度缓慢向前移动，但突发事件往往会左右历史的进程和方向。玄奘的志向不曾改变，机会终于来了。公元627年秋，关东、河南、陇右因遭霜雹之灾，朝廷有赦，开放户籍限制，准许道俗灾民四出“随丰就食”。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刚立国九年的大唐一筹莫展，只有打开城门，放任灾民自流，自谋生路。

于是，二十八岁的玄奘也夹杂在熙熙攘攘的难民中间，离开大唐的都城长安，迈出他数万里孤征的第一步。

刚开始的路程并不孤独，离开长安西行不久，有一位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的僧徒孝达，在长安学习《涅槃经》，刚好功毕还乡，玄奘便与他一路同行。他们过咸阳，沿着陇山古道，翻越陇山，一路辗转到了秦州，在此停宿一宵。

翌日，辞别孝达后，恰遇兰州来的旅客，玄奘遂结伴前往兰州。休息一夜后，正好遇到凉州人送官马归，遂又随之渡过黄河，抵达河西走廊的门户——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地面。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21年），曾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右击匈奴，使整个河西走廊纳入西汉版图。大唐立国之初，凉州处于突厥和吐蕃的夹缝之中，这座关隘直接影响到唐帝国的安危。

时值大唐和突厥摩擦频发，凉州上空阴云密布，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凉州这座西北边防重镇，是西域各国商贾往来的咽喉之地，由都督李大亮派驻重兵严加把守，以防大唐子民肆意西行。

玄奘在此停留一月有余，应僧俗众人的恳请讲法，不便暴露自己不合法身份的玄奘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开讲《涅槃经》和《般若经》。他清晰雄辩、儒雅倜傥的风度，使之名声大噪，听众一日多似一日。散会之日，西域诸藩和商贾，施奉珍宝无数，玄奘仅须一半做燃灯费，余者尽施诸寺。

诸藩商贾返归后，极力向各自君长盛赞玄奘的美德，以及他西去求法的志向。所以，玄奘未到西域之前，西域各大城市，都已获悉他的美名，信奉佛教的君主，都积极筹备欢迎玄奘的到来。

然而，不幸的是，玄奘在凉州讲经期间，他西去求法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好事者便向驻守凉州的都督李大亮告密，说：“有一僧人从大唐长安而来，要到西天去，不知何意？”李大亮听后十分惧怕，忙派遣兵卒把玄奘追上，问他来由，玄奘毫不隐瞒地回答：“要去西天求取佛学要义。”见玄奘没有出关“过所”，严格执行朝廷命令的李大亮便要逼他返回长安。

在骑虎难下之际，玄奘幸亏得到凉州慧威法师的帮助才得以继续西行，慧威法师暗中派遣慧琳、道整两位徒弟，护送玄奘。他们昼伏夜出，向着玉门关前行数日，好不容易才抵达安西的瓜州城（今甘肃省安西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