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第一节 “资源诅咒”假说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奥蒂（Auty）等提出的“资源诅咒”假说改变了这一传统观点。[1]“资源诅咒”也被称为“荷兰病”效应。20世纪中期，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政府大力发展石化工业并出口初级能源产品，导致该国产业结构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制造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缺乏持久的动力和源泉，且资源产品的出口导致大量外汇流入，引发通货膨胀。后来经济学家将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不但没有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反而阻碍经济增长的现象称为“荷兰病”效应。无独有偶，“二战”之后，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自然资源匮乏的经济体如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成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使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者在“资源诅咒”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

一 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证实或证伪“资源诅咒”假说

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该领域又可分为跨国经验研究和一国之内的研究。其中有学者采用跨国数据证实“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2][3][4]而也有部分学者采用跨国数据证伪“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5][6]还有学者同时检验多种资源的经济效应，发现一部分资源支持“资源诅咒”假说，而另一部分资源不支持“资源诅咒”假说。[7]

相对于国家间数据的研究，一国之内的数据更具有可比性，其研究结论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其中有学者利用美国各州数据证实“资源诅咒”效应存在；[8]也有研究成果否定“资源诅咒”效应在美国的存在。[9][10]

针对中国国内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也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证实“资源诅咒”效应存在，[11][12][13]而另一部分研究成果则否定“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14]

与资源丰裕度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资源依赖”，即一国或地区经济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这种依赖主要体现在资源型产业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进步水平、发展速度和方向等方面的重要程度和影响强度上，利用资源产业依赖度变量开展的实证分析大多认为“资源诅咒”命题成立，而利用自然资源丰裕度变量开展的实证分析则往往会得到该命题不成立的结论。[15]

通常情况下，“资源诅咒”研究范式针对的是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但近年来，“资源诅咒”这一概念被应用到其他领域，如企业的政治关联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助长过度投资等途径加剧企业粗放式发展，阻碍企业自主创新，进而产生“政治资源诅咒”效应。[16]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关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研究只能说明其作为一种现象客观存在，但并非具有普适意义的规律，这与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选取的资源种类、度量资源丰裕度的指标方法、控制变量及计量模型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二 揭示“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

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

（1）对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更倾向于发展初级资源出口产业，并形成对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导致制造业萎缩和产业结构单一化，进而阻碍经济增长。[17]

（2）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资源丰富的经济体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产业，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不重视，使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18]

（3）引发政治制度质量弱化。丰富的自然资源会滋生寻租与腐败行为，进而阻碍经济增长；[19][20]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可能阻碍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维系，进而阻碍经济增长。[21]

（4）降低对外开放度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资源丰裕的地区倾向于封闭保守，对外开放度较低，且资源输出会导致外币大量流入，引起本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对外商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阻碍经济增长。[22]

针对破解“资源诅咒”困境的方法，除了切断上述四种“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途径外，资源税改革[23]和社会资本积累[24]也有利于缓解“资源诅咒”效应。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效应，忽视了资源开采的环境及生态效应。因此，本书基于资源禀赋视角研究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实现机制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领域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