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第一节 多层面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都强调，要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发出的重要号召，也是我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声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宏伟目标，必须继续多层面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 在创新和发展主体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并由后继者日益完善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后继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目前，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应对某些问题持有开放的包容性认识。

其一，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政界和学界两大主渠道、主平台。共产党领袖和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两大主体，应塑造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并非说政界和学界以外的人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说他们没有成为主要发展主体。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和学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结合各国具体国情和世情进行本国化、时代化创新，尽管存在某些失误，但马克思主义及其各国化理论总体上推进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拓展、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中国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法学、生态文明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是正在发展中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进一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同时，又创造性地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治理）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后继主体之一，更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定“为人民做学问”的信念，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干性和基础性学科领域继续积极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更好地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与作为学术思想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新景象而努力。

有舆论以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为理由，不赞成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领袖和学者两大主体、有政界和学界两大主平台、有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不赞成提政界与学界马克思主义应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陈旧和片面的。其缘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客观上是由共产党领袖群体和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群体分别进行研究和发展的，两大群体研究的方法、特点和内容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所谓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是指共产党领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指导而非替代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社会科学相关学科，而学者创新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有独立的学术价值，也可以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提供学理支撑，两者互相探讨、互相吸收、互相促进，共同为繁荣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贡献各自的智慧。

我们应吸取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教训，认为只有领袖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学者的任务就是诠释和辩护。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袖使用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新名词和新理论不断地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吸收，而学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新名词和新理论也不断地被领袖和党的文件所吸收。例如，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于祖尧研究员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197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研究员最早提出“缩小指令性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观点；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许涤新研究员最早提出“要重视环境和构建生态经济学”的观点；198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苏星教授最早提出“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的观点；198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圣明研究员最早提出“把效率和平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观点；1984年上半年，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和土地有偿使用”的观点；1986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最早提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运行和实现形式”的观点；1987年8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满足人民生态、物质、精神三类需要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建设”的观点。[1]

其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加强交流、合作和互鉴，而不应“唯我独马”，轻易互相指责或公开论战，进而影响学际和党际关系。即使涉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理论，也应加强内部讨论或争论，而不宜公开进行党际论战。这是因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一般来说，哪国共产党日渐壮大，革命和建设成就越显著，哪国共产党的理论也就总体上相对越正确。

历史教训值得总结。关于中苏论战，曾经主持中共论战文章写作的邓小平评价说：“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2]“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3]“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4]中苏论战导致两党和两国关系恶化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并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用来攻击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其教训是沉痛的。

现实状况也值得反思。2011年2月3日，美国共产党主席萨姆·韦伯在《政治事务》发表《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文，提出关于用马克思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关于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等方面的一系列观点。希腊共产党国际关系部和德国共产党领导汉斯·彼得·布伦纳分别于同年4月和7月刊文反驳韦伯的观点。[5] 其实，这一公开争论也未必有用和有益，因为各国共产党往往都是从本国的国情和党情出发，在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不尽一致的某些理论和工作重点，这一做法完全正常，而且可由实践来证明这些理论和工作重点属于最佳还是次佳，属于创新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

二 在学术内涵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学术思想体系

列宁说：“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6] 关于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指出：“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7] 要深刻理解这些科学论断，需要廓清几个问题。

第一，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理论和意识形态。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讨论同样主题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同时又是学术思想，只不过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本质区别。比如，在哲学领域，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社会存在决定论与社会意识决定论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会比私有制占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更高的效率和公平，而西方经济学则完全否认这一学术观点；在社会主义研究领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观点，与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科学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况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般的学术思想，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相对最科学的学术体系。因此，那种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学术奉为科学理论，要求我国文科学者和干部必须到这些国家的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接受教育，或者必须在这些学者主编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则明显属于“学术被殖民”和“思想被俘获”的表现，极易模糊和冲击广大学者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因而亟须从体制、机制和舆论上加以纠正。

如不从严纠正，势必致使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上的西方宪政观、历史学上的虚无主义、社会学上的反阶级分析方法、法学上的唯西方主义、文艺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等反对或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思潮继续泛滥，严重妨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列宁说得对：“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8] 这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发声和“亮剑”的缘由。

第二，有舆论错误地认为，只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显然是片面的。一是，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初，恩格斯之所以将《反杜林论》分为三篇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因为杜林从这三个研究领域批评马克思的理论，后来列宁据此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的规范学科名称应为“社会主义学”，以对应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学”、“封建主义学”等，否则，另外两个组成部分就要相应地加上“科学”二字，才能表述对称和逻辑自洽了。这里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恩格斯依据马克思写的《路易斯·享·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执行马克思的写作遗嘱而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便是标准的人类学和民族学著作。这本书和斯大林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论著，客观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集中或分散的论述，已经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伦理学、法学、文艺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等基础理论，均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从学科横向领域积极发掘、整理和继承经典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创新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范畴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9]。

第三，必须从学科纵向领域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建设理论。当前，应尽快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科招生和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完整教育培养体系，这也有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队伍“跨界”而学科基础不扎实的现象；应在职称评审和科研成果评价等方面设立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标准，尽快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在马不研马”而研究其他学科领域问题的现象；应严格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成果及其评奖的范围，克服以学科开放为名而只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成果便归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现象，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主题不属于本学科范围的现象；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本校，比如医科大学、财经大学、海事大学等的主要学科建设有机结合，但应克服过度强调本校特色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科研方向的现象；应高度重视高校“两课”师资不足的短板，尽快克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与学生比例不达标而导致教研质量受影响的现象。

三 在社会功能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指导思想体系

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过时或中看不中用或没有理论建设。事实上，仅从《资本论》来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就有几十处之多，阐述了该经济形态的所有制、按比例发展、经济计划、再生产、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分配制度、各类基金、农业与土地、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以及家庭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均继承和全面系统地拓展了这些思想，尤其是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的新理念新思想，对于不忘初心，坚信理想信念，“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社会功效。我们必须在“真学真懂真信”的基础上真正运用好马克思主义，为当今中国和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而献智献策。

不少人只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不承认或说不清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17年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资本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指导意义吗？习近平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十分精辟的科学论断。

《资本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规律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均需要继续运用这一基本方法。例如，在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仍然要辩证地加以认识和操作，既不能像凯恩斯主义那样片面地过分强调需求，也不能像西方供给学派那样片面地过分强调供给，而是要依据国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来灵活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重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重大经济比例和各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抓紧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实现向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的发展方式转型。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并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系统深入地阐明其产生、演变和趋势。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层面和运行机制，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及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政府多种调控作用并存的基本调节制度，等等。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便是适应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发展的客观需要而积极展开的，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涉及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涉及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各个方面，已经有许多新的实践和成功经验，需要科学提炼并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新理论。

《资本论》具有科学揭示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的概念体系。主要是劳动概念体系，包括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劳动生产力等；资本概念体系，包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土地资本与生息资本等；剩余价值概念体系，包括产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息、地租等。在这三大概念体系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未来社会应产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以资本为中心或核心，而应“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为核心概念，来全面构建创新的理论体系。同时，要依据我国的鲜活实践，科学地丰富和拓展原有概念、不断创新概念。比如，《资本论》论述的是私人资本、私人剩余价值和私人利润，而直面现实，我们应扩展地分析私人资本、公有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合作资本、股份资本以及股份合作资本等，相应地扩展分析私人剩余价值与私人利润、国有剩余价值与国有利润、集体剩余价值与集体利润等。又如，《资本论》论述的是私有企业的工资，并被界定为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其实质是经济剥削的实现形式，而直面现实，我们应把工资定义为“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其实质既可能是剥削的实现形式，也可能是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如在公有企业）。如此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便可充实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和工资等主要概念。

《资本论》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规律和运行机制。其中，既有只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理论，如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按资分配占主体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性的理论等；也有适合任何社会的一般理论，如生产力的多要素及其关系理论、生产关系的多层面及其统一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等；另有直接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用理论，如价值规律的基本内涵和实现形式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和理论等；还有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需要拓展的理论，如把私人企业单纯追求私人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扩展到公有制企业的双重生产目的理论、把单纯市场调节扩展为市场与政府的双重调节理论等。同时，更需要弘扬《资本论》方法论，独创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理论，如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理论、按劳分配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理论、我国如何在内外双向开放中引领经济全球化理论等。

四 在人民福祉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改善民生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原则思想体系

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高大上”理论，与创业就业、收入分配、住房居家、社保福利、婚姻家庭等民生和福祉问题没有关系。实际上，与此相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产党领袖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都高度重视并具体阐述了关于民生和福祉的问题，均有前后继承、与时俱进的大量理论性和方针政策性的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时提出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宗旨的中国梦目标，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就是发展”和共同富裕原则以及共享的新理念，在扶贫、就业、社保、医疗、教育、住房、休闲、安全、分配等民生提升方面成效显著。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关于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物质生产、文化生产、服务生产和生态环境生产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态环境等的需要，来不断提高人的福祉程度和全面自由发展的程度。我们必须贴近民生、贴近幸福、贴近人的发展，脚踏实地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富、共享、共福的原则和政策思路。

关于社会生产目的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它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攫取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获得资本增值。其生产使用价值只是为获得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服务的。在全球由少数人凭借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积累财富的同时也使全世界大多人陷入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直接的和最终的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所有人民的物质、精神和生态环境等的需要，生产新价值和公有剩余价值都是服务于生产使用价值的，因此体现了民生导向性和“人民主体性”的生产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坚持民生导向型生产目的的原则。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认为，初级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和国民经济，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立场。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制定经济政策、部署经济工作都要始终坚持这一根本立场。要始终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发展必须要依靠人民、发展的目的恰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一定要惠及人民。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用进一步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某些发展中的问题，但是改善民生就是发展。必须要把增进人民福祉、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发展目标是构建充分满足人们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需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有舆论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缺少经济自由，因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且国家调控较强。这是受西方舆论和学术宣传影响而极其糊涂的流行观点。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人资本雇佣劳动，劳动者并无企业产权、劳动、分配和管理的自主和自由，呈现为自由的“现代奴隶”或“社畜”（日本流行的最新用语，意即株式会社或企业的员工均为被公司奴役的“牲畜”。——引者注），从而造成99%与1%的民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又由于西方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掌权并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国家无意且无法实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从而造成显性和隐性的高失业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增长缓慢、金融秩序混乱、产业结构失衡、贫富两极分化、对外经济霸权，甚至通过发动战争来掠夺世界资源、控制世界市场和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可见，对于劳动者个人和中小企业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主要限于抽象的法律条文和市场交换的表象。这种状况不仅被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的资本累积的社会结构理论、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简-克罗蒂·迪罗内的金融资本主义理论等所系统揭示和论证，而且被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关于少数垄断大公司与众多中小企业的“二元体系”对抗理论、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法国学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资本与分配理论等所部分揭示和论证。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实行全社会公有制、按需分配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彻底脱离非人性的生存竞争的动物界，实现每个人和整个人类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联合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真正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以及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便能实现大多数人和企业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经济自由、经济平等和经济绩效。中外经济的现状和发展态势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理论。

五 在价值观念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信仰和价值观的文化思想体系

有舆论错误地认为，只有信教才有人生信仰和价值观。一般而言，信仰是对某种主义、宗教或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重，并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基本价值观相吻合的信仰有三类：一是原始信仰，人们相信图腾、禁忌、神话和巫师；二是宗教信仰，人们相信由人自己塑造的宗教教义和教主；三是主义、信仰，近现代以来，人们相信各种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或主义，如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宪政观、新自由主义等，也包括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生信仰和基本价值观，才是科学和先进的，应当和最终必然在全世界普及和实现。

青年马克思关于为人类而工作的人生职业观和幸福价值观，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先河。早在1835年8月12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就读时完成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这样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10]，并坚定地存在下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关于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本等宗旨和人生价值观，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正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多层面的内涵深刻、丰富的核心价值观，其宗旨就是社会主义的新人类理应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崇高的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我们必须从理论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有机结合上，进一步阐明和发展科学的人生信仰观和人类先进的价值观，促进人类整个价值观体系和行为的不断崇高化和文明化。

有舆论片面地认为，科学、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这种观点单纯是从所有人的口头表态和某些共性角度来推论的，完全遮蔽了社会科学、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主义中，其实质和内涵的巨大差异或对立。就连资产阶级学者也不会承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性质和特征是共同的，这些社会和时代的价值观都是共同的。其实，并不仅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它们的实现途径和形式各不相同，而且这些国家和历史阶段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价值观可以有天壤之别，甚至“不共戴天”。否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与巴黎公社、美国独立战争与杀灭印第安人、西方国家长期贩卖黑奴活动、德意日法西斯与二战、俄罗斯十月革命与殖民体系瓦解、中国国共两党新旧民主主义、美国策动颜色革命、新老帝国主义、西方右翼保守党与社民党共产党等，都不会在历史上接连发生、在价值观上持续争论、在制度上不断变革了。

必须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和价值观危机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等各种危机的思想根源。我们看到，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单面人”、“异化”等现象。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异化”导致了不断增强的疯狂，人们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欢乐、没有信仰、没有现实。他提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而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了奴隶，但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

因此，当前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取代宗教信仰和西方“普世价值观”，是一项十分迫切而又艰巨的理论和实际工作。

六 在国际交往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和平发展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思想体系

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主张暴力革命。实际上，依马克思所见，和平方式和暴力革命方式都是处理国内和国际间关系的手段和途径，应视不同的情况而灵活运用，并以和平方式为首选，而永久和平则是进步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

马克思的交往学说批判了剥削社会的“虚假的共同体”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主张“自由人联合体”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共同体”。当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倡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构筑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交往和全球化思想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我们必须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浪潮中，全面系统地阐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大时代中的和平发展大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思想体系，以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我们坚持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主张要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又要以自身的发展和壮大，来促进和维护世界的和平。我们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寻求和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要把合作共赢理念贯彻到对外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合作的方方面面。其中，在政治上，要构建多种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搞结盟和对抗，而是“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在经济上，要倡导经济共同体意识，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的持久发展和不断繁荣。世界能否和平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同时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从而让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互利共赢和良性互动中共同发展；在安全上，要营造各国共享安全的新格局。我们倡导通过对话协商来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同时坚决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从而塑造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观；在文化上，要推动开创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政治和文化文明璀璨夺目、互映生辉、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总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树立人类利益共同体意识，争取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构建更富有包容性、建设性的民主型国际关系。我们要向世界阐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也是有前提、有原则和有底线的，那就是要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不闹事，但也不怕事。实践证明，和平需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如果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来求和平，则和平存；而以一味退让妥协来求和平，则和平亡。[11] 因此，中国要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继续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摩擦，努力实现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地区和平稳定，同时坚定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全球治理、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它顺应时代潮流，充分体现了和衷共济的责任担当和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为增进人类福祉、维护世界和平指明了前进方向。20世纪上半叶，遭受两次世界大战劫难的人类最迫切的愿望是缔造和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人民最强劲的呼声是实现民族独立。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最殷切的诉求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诉求。人类的命运理应由全世界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事务也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治理，世界安全也需由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国际规则更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民主制定，世界发展成果应当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呼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民族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发展和升华。它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着眼于推动建立新的文明秩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和世界发展观的新贡献。

总而言之，当前我们要认真贯彻2017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多层面、多领域地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和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9 期，第一作者为王中保，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