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西北地区地理范围的划分意见不同，大致有狭义与广义、近与远、内与外、大与小之说。沈灌群在《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中说：“顾国人所称西北，其范围言人人殊，此属本国地理学分内事，吾人不欲置喙，今姑假定其范围包有陕西甘肃绥远宁夏青海新疆六省。”[1] 霍宝树在《开发西北概论》中说道：“西北区域，从广义言之，则西、北二部悉在其内，从狭义言之，则仅指西北一隅。兹所言西北者，以陕西、甘肃、绥远、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为范围，乃指西北一隅而言也。”[2]《西北研究》发刊词也主张：“西北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它有一千一百十万三千一百方里的土地，有二千四百八十九万的人口，——这还仅就陕、甘、宁、青、绥、新所谓‘近西北’的六省而计算的。”[3]本书也同意“近西北”之说，也就是狭义的西北定义，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绥远六省。

这一时期，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抗战全面爆发前、抗战中，以及抗战后三个历史阶段，大致呈现出由缓慢发展过渡到快速建设，再到恢复与调整的流变态势。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作为一个拐点，西北地区战略地位凸显，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建设重心，倡导开发西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西迁，利用京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重启西北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一方面，战前全国高等教育的畸形布局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随着西北联大的不断分组与调整，西北五校的成立基本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局。抗战结束后，西北各高校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少数师生回迁北平外，其余各校均留驻西北，为西北高等教育发展乃至社会的全面进步与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