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 研究目的
(一)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参考
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的解决看起来是不相干的两个领域,它们的行为主体不同,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同,一个是理论问题,另一个是现实问题。然而,两者却有着强烈的关联度,做学术研究的不了解实际,不从实际问题出发做研究,所产生的理论仿佛是“空中楼阁”,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又不具备相关领域的理论知识,难以设计出可行的制度体系,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从我国经济发展中可知,较多的制度推出,往往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学术争鸣,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水平,达成了共识之后,说明了学术研究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就传媒组织来说,对其企业化制度变迁的特征、规律及决定性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有助于解决当前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传媒组织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及内在的改革动力不足等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解决传媒组织转型期企业改革的一些难题。
(二)完善组织制度变迁理论
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新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领域,所涉及的理论有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规制理论、组织演化理论等,但所使用的这些理论都不是源于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经验总结,在将其用于对中国实际问题分析时,常常会出现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地方。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所以,本书尝试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规律进行探讨,从中总结出适合中国实际的传媒组织制度变迁的理论。
此外,就目前学术界对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成果来看,多数选取对某个阶段的传媒组织的企业化制度进行研究,或者对传媒企业化中某一制度进行分析。但是,很少有人拉长历史的镜头,将对传媒组织制度的变革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这个发展历程中去研究。本书尝试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传媒组织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寻找其中的演变规律,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知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的变化。希望在走出这一步后,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样的长时段研究中,特别是对转型期微观主体在制度变化后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促进中国组织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建立起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以期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二 研究意义
(一)完善传媒业制度,提高经济效益,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发展
对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及《西方世界的兴起》等著作中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他通过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得出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在于技术进步和知识存量的增加而在于制度的结论。他强调,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当然,诺思所说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制度的存在使社会成员的生产活动得到有效的保护,能够消除他们“搭便车”的行为,激励他们积极地投入生产中去,从而使生产有序进行,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诺思指出,从一种制度被另一种制度代替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这是一个高效率制度代替低效率制度的过程。鉴于此,通过对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历程的研究,既能让我们寻找到促使传媒组织新制度得以确立、实施的决定性因素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又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进行制度安排时,应权衡制度相关者的利益,尽可能使大多数制度相关者获得利益,才能对他们形成制度激励,才能减轻新制度实施的阻力。这为我们在针对传媒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时提供了借鉴。
(二)有助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从21世纪初期开始,我国就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式是从试点到推广,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程了。在这十多年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我们认识到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为此,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相继出台,使文化产业处于利好政策中,不断地创造出价值。但在其发展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一些问题很突出,且存续时间较长,如管理体制和领导体制问题。这需要我们找到引发问题的主要原因,探索解决的路径。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创造价值的能力。通过对传媒组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企业化制度变迁历程中党和政府职能的履行情况及其决定其行为取向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找到其中的症结所在,从更深层次去思考这些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促进文化产业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传媒组织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新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就研究的成果来看,多集中在近几年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对以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为主的传统媒体的研究成果中,集中于改革初期或对传媒组织改革的重要时期。而将传媒组织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具有连续性特征的时期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从研究者研究的视角来看,对传媒组织的研究包括传媒组织竞争力、绩效、结构、模式、角色定位和文化等。角度虽多,但对传媒某一问题进行集中研究、深入分析的较少。就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主题多集中在对传媒组织处于某一个时期的企业化制度演变情况进行研究。且有些研究仅对某一媒体的研究得出结论,并不能说明整个传媒组织的情况。本书研究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学术界对传媒组织的一些认识,探讨促使传媒组织制度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演变的共性及演变规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