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主改革至改革开放前西藏的变化和基层治理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农奴主集团撕毁《十七条协议》，打着“反对汉人”的旗号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在广大农奴的支持和配合下剿灭了大部分叛乱武装分子，粉碎了分裂祖国的阴谋，十四世达赖喇嘛等人叛逃印度。印度政府给予这些政治流亡者以贵宾待遇，明目张胆地干预中国内政。叛乱的平息为西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层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安定环境，加速了民主改革的到来。民主改革后，在西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被推翻。1975年，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近十年时间基本完成。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西藏各级党政组织大力拨乱反正，积极开展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西藏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一 政治改革

（一）1959年的民主改革

西藏和平解放后，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上层农奴主集团认为《十七条协议》改变了政教合一的农奴制，一直蓄意破坏，阴谋策划反叛行动。西藏工委和军区在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彻底平息叛乱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按照中央的指示，对西藏旧社会制度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首先在拉萨、山南地区农村和参加了叛乱的寺庙里进行，随后在陆续平叛的城镇、牧区、边境地区进行。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民主改革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第一步是开展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人身依附制度和减租减息运动。在农村，对于参加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对于未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二八减租”（领主得二，佃户得八）。第二步是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放牧的牧民所有；对于未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但减少牧主的剥削，增加牧民收入。由民主改革的具体内容可见，这是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取而代之的是农牧民个体经济所有制。百万农奴翻了身，获得了人身自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获得了解放，西藏社会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基层治理结构从此步入新的轨道。

（二）党组织、群众团体的建立与发展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基层组织抓好了，党的建设才能上下贯通，各项任务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西藏地方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在西藏进行党团、群众团体的组织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民主改革开始后，地方各级党组织陆续建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覆盖面增大。比较典型的如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昌珠镇的克松村。克松村是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民主改革前，是西藏大农奴主索康·旺青格勒的庄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59年7月5日，西藏克松村的433名农民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12月2日，克松村建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克松村党支部”，拥有尼玛次仁等7名当地藏族贫苦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西藏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标志。

民主改革改变了农奴的身份意识。工作队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差巴”“朗生”之外的身份认知。“公民”“选举”等崭新的现代政治词汇进入了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激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毅然决然地跟党走。在克松村党支部的榜样号召下，党在其他完成民主改革的农区加快了建立基层组织的步伐。当地工委普遍吸收了一些农奴出身的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到1961年11月，西藏农村共发展了692名党员，建立了123个基层党支部。

1960年6月，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阿沛·才旦卓嘎当选为第一届妇联主任，宣告西藏妇女有了自己的群众性组织。

（三）初步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改革前，三大领主通过《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等法律形式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与人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西藏共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还有少部分新生贵族。西藏地方政府高级俗官主要从这些家族中产生，其他官吏也从世袭贵族和官家、中小贵族家庭中产生。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了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利。他们依法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由这些代表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法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力。翻身解放的西藏各族人民成为有尊严、有人权的公民，对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充满希冀与热情。

西藏各族人民参政的规模不断扩大，参政意识逐渐增强。基层民主也蓬勃发展，特别是农牧民参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60年年底，西藏成立了1009个乡级政权、283个区级政权，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建立了人民政权。国家陆续投入巨资建设西藏，县委和县政府所在地修建了机关住房、学校、医院、银行、邮电所、贸易公司、粮站等。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为西藏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西藏人民从此进入了当家做主的新时代。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彻底打碎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这是农奴和奴隶有史以来第一次行使民主权利，获得普选权。选举产生了基层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值得一提的是，从60年代初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开始，历次换届选举中，妇女参选比例均在90%以上。

1965年8月，西藏乡、县选举工作完成，有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567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约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农奴和奴隶为主的乡人民政权，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确立，西藏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出席大会的301名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占11%以上，藏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西藏基层政治生活领域逐渐形成了自主、平等、民主和参与的基本特征。1959年成立的西藏政协也不断发展，保证西藏各阶层、各界人士都能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帮助政府进行决策。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西藏基层社会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展，社会秩序混乱。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1969年6月，以强巴旦增、赤烈曲珍等为首的极少数僧尼，有组织、有预谋地制造了一起以争夺基层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杀人事件，唆使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县机关，64名军政干部和群众被杀害。昌都边坝县反革命分子组建“西藏四水六岗边坝县卫教志愿军”，杀害干部群众21人。驻藏部队迅速处理了反革命杀人事件，但由于情况复杂，在执行政策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也误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

（四）积极培养西藏地方干部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必须要有党的干部基础。对于西藏这样解放不久、面临稳定和发展问题的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基础工作是否牢固事关重大。毛泽东曾经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干部，是不可能的。”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后，昔日的农奴和奴隶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享有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政治权利，成长为党的干部。和平解放后的短短几年时间，西藏大部分地区就拥有了一支干部骨干队伍，初步形成党组织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到1960年年底，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到1万多人，其中，藏族干部成长迅速，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特别是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成长为了基层干部。中共西藏工委和18军、西藏军区党委也抽调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配合地方进行建党建政工作。部队通过边工作边学习、举办训练班、建立藏族干部学校、送学内地等切实可行、因地制宜的办法，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并向地方输送。这些干部普遍政治觉悟高，对党忠诚，大多数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受过系统的军政训练，打过大仗硬仗，在群众中有威信，是党的宝贵财富和西藏地方工作的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成长为西藏自治区、军区领导干部或地、师级干部。此外，部队还与地方一道，吸收培养了一批门巴、珞巴等民族的干部。

二 宗教改革：政教分离和寺庙民主管理的开始

西藏的寺庙是藏传佛教的重要载体，也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重要支柱。据统计，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114925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层僧侣约50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4000余人。寺庙占有全区耕地的36.8%，约121万平方米，还占有牧区大量牲畜和牧场。哲蚌、色拉和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数一度超过1.6万人，共占有庄园321个、土地14.7万多平方米、牧场450个、牲畜11万头，占有农牧奴6万多人。

民主改革中，党的政策是一方面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将藏传佛教与封建农奴制度分离，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权，废除寺庙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保障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寺庙内的公共资金和财产实行民主管理，作为生产基金和供给寺内僧尼的生活与正常宗教活动之用；寺庙的僧尼按劳动力情况分得的土地，由寺庙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组织生产；寺庙内收入不够正当开支时，由政府予以补助。另外，坚决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规定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爱国守法的寺庙，保护人民有当僧尼的自由和僧尼还俗的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受干涉，保护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

在叛乱中，有不少寺庙直接组织和支持武装叛乱。民主改革前，贫苦僧尼有111000余人，约占当时总人口的9%，他们隶属于不同的大小寺院，为各寺院宗教事务和正常的生活秩序服务，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层。通过民主改革，对参加叛乱的寺庙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从根本上改变藏传佛教寺庙政教合一的性质，寺庙从此成为单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如前所述，在旧西藏政教合一体制下，寺庙曾有过严密的管理体制。1959年，十世班禅大师倡议“宪法进寺庙”“寺庙民主管理”。1963年，在他的主持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对藏传佛教寺庙的组织、机构制度等做出了详细规定。僧侣们逐渐成为寺庙真正的主人，拥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该章程规定，在寺院中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对寺院进行民主管理。第十条明确规定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组）由住持僧尼民主选举产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管理本寺庙的内部事务，寺庙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民主管理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此后，西藏寺庙建立起了主要依靠原来的下层贫苦喇嘛组成，同时团结一批爱国的寺院上层人士加入的民主管理委员会。

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在印度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在印度、尼泊尔建立了叛乱武装基地，长期对我边境实施武装袭扰。20世纪70年代，达赖及其分裂集团在境外开通对西藏的藏语广播，制造和散布大量谣言，散布“藏独”言论，挑唆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印度政府给予这些政治流亡者以贵宾待遇，明目张胆地干预中国内政。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波及了西藏的宗教工作。在极“左”思潮的指导下，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宗教活动场所及设施受到严重损坏，许多精美佛像、壁画被毁。西藏留寺僧尼不到1000人。寺庙管理工作主要强调生产和政治学习，忽视和限制宗教活动，基本上不进行佛学研究。到1976年，政府批准开放的寺庙有8座，留寺僧尼800多人。一些错误也曾得到纠正，如第四世班禅大师的灵塔遭破坏，1972年起由国家拨款恢复。

三 经济改革和发展

在经济方面，通过民主改革，西藏彻底废除了长期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随之而来的1965—197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西藏最终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政治经济结构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一）农奴和奴隶分得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西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

作为社会的基本劳动力，广大农奴和奴隶在封建农奴制下受尽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他们被束缚在领主们的庄园里，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却不能保证起码的温饱，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高达20%—30%，高利贷者利滚利，名目繁多的“连保债”、“代还债”、“集体摊派债”等越滚越多，特别是祖祖辈辈欠下的“子孙债”永远还不完。这些债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也不拥有纯收入。民主改革是一场制度的改革，百万农奴彻底摆脱了盘剥，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1959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决定把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配给农奴。参与叛乱的贵族们的财产被分给农奴。同时，坚持对未叛农奴主多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并对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妥善安排。在农牧区，变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所有制，发展农牧业生产互助组，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农奴在土地改革中分田地、烧地契，有了自己的财产，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获得了基本动力。

（二）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期，全区生产总值1.74亿元，人均GDP仅有142元。民主改革后，中央为西藏制定了“稳定发展”方针，力求稳定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和安定民心，促进农牧民休养生息。1961年，中央有鉴于民主改革过程中的一些过激思路，指示西藏五年不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许搞，稳定发展即稳定农牧民个体经济，发展农牧业经济，大力组织互帮互助，解决生产过程中具体困难，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西藏工委根据中央的稳定发展的方针，具体制定了《农业二十六条》《牧业三十条》《边境政策十条》，当时总称“六十条”，大大激励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从1959年民主改革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的6年间，西藏地区经济总量快速增加，达到3.27亿元，年均增长11.1%，西藏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西藏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获得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全国支援。民主改革后，人民政府发放了大量的低利和无息的农业贷款，进一步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集体经济。从1960年起，农村牧区逐步建立了信用合作社。1965年，国务院决定对1962年以前的农贷做豁免处理，极大地支持了西藏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农牧业生产互助组的发展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开展生产互助，迅速掀起了农牧业生产高潮，到196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38亿元，百万翻身农奴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

传统农牧业仍然是西藏的主体产业，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对传统农牧业的改造。西藏仍然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许多地区还沿袭二牛抬杠、牦牛踩场脱粒的古老方法，有的地方尚有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20世纪60年代，西藏军区成立了生产部和生产建设部队，开垦耕地，经营澎波、林周、浪卡子、江孜、雪巴、米林、察隅等农场和一批牧场，在品种的筛选、杂交、推广等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对西藏农业发展起到了生产、科研和示范等作用，并为西藏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1年，集农林牧水电等专业于一体的西藏农牧学院建立，培养了大批西藏经济建设人才，到1975年年底，在全区1929个乡（不含阿里地区），共建立1921个人民公社。至此，西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转变成农牧民集体经济，广大农牧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1973—1978年，中央对西藏农牧业增加了大量财政投入，农牧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品种引进改良方面获得很大成功，耕作制度也得到改进，农牧业生产较快发展。1977年，全区粮食首次突破5亿公斤大关。1973年和1978年召开了全区第三次和第四次牧区工作会议，确定了牧区“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调整了一些牧区工作政策，落实社员自留畜，提出了调整牧业生产结构和畜牧群结构。

（三）现代工业起步，逐步建立和发展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

西藏没有经历小农经济的充分发育，也没有经历近代化的历程，较容易取得后发优势。民主改革后，西藏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经济发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过渡。西藏的现代工业最开始是由军区生产部和部队举办的小型工业。这些小型工业实行军事化管理，主要目的是解决部分军需，改善部队干部群众的生活，也兼顾民需。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总体规划和全国“一盘棋”的计划安排投资兴办了汽车修配厂、军械修配厂、农具修理厂、砖瓦厂、石灰厂、木材厂、云母矿、煤矿等一大批工矿企业。其中皮革厂和毛纺厂比较充分地利用了丰富的畜产品资源。皮革厂先后在拉萨、那曲、日喀则、昌都、阿里等地区建立。拉萨皮革厂成为西藏最大的皮革加工生产企业。随着农牧技术的发展，引进支援的农牧机具不能满足农牧民对工具改良的需求，很多地方政府组织当地铁、木、石技术人员，成立了铁工厂、铁木组，制造大量步犁、手推车、骡车、耧耙、空心锄、梳毛机、纺毛机、镰刀、背头、打场石滚、风车、撅斗、麦筛、扬场锨等，当时粗略估计大小农牧器具数百万件。1963年，西藏成立了综合农具厂，开始研制并生产较先进的新式步犁等农牧机具及其配件，还能够修理农机工具。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行各业的支援下，西藏地方也兴办了一批工矿企业。1960年年初，国家在西藏建立了第一座化工厂，生产规模为年产硼砂10万吨，1960年生产硼砂14万吨。到1965年，全区已建成电力、煤炭、机械修理、化工、建材、森工、轻工等行业中小型工厂80个。这些现代工业企业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结束了旧西藏现代工业空白的历史，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上升。

具有西藏特色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打开了销路，如林芝毛纺厂生产的氆氇、呢绒、地毯纱等远销各地。1966年，纺织工业部决定让上海毛麻公司维纶粗疏毛纺织厂连同其全部人员和设备迁入林芝八一镇。当时的林芝毛纺厂是西藏最大的毛纺企业，由拉萨市商业局统购统销，负责调拨羊毛，销售产品。毛纺厂拥有1800名工人，分成5个车间。毛纺厂经过严格有序的科学规划，配备相对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增加了林芝毛纺厂的现代化工业程度。1978年，林芝毛纺厂毛毯产量达到44700条。这些工业产品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欢迎。一是轻工业产品丰富了当地市场，林芝毛纺厂生产的“高原牌”毛毯供不应求，是人们回内地探亲时必带的礼物。二是通过安排退伍战士、招工等渠道吸收了当地适龄劳动力进入工厂，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

（四）继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中央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下，民主改革后国家尽量满足西藏继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需要。在稳定发展时期，国家直接用于西藏农田水利、文教卫生、抚恤救济等方面的支出，比群众缴纳的税款多6倍以上。西藏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先后修建了新藏、拉（八井）亚、中尼、拉（萨）错（那）、林（芝）泽（当）等重要公路以及其他支线公路。

1960年修建的拉（八井）亚公路将自治区首府与重要农牧业区、边境城镇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拉萨、亚东间的距离比原绕经羊八井、日喀则大为缩短。1964年，西藏已有61个县和266个区通了公路。1967年5月，中尼公路全线通车。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藏全区仅有极少部分城镇铺有黑色或水泥路面，包括青藏、川藏公路在内的主要干线公路均为砂石路面。恶劣的路况严重影响了运输效率。1973年，西藏开始勘测设计青藏公路沥青路面工程。1974年工程全面开工，经过西藏交通厅、青海交通厅和武警交通第一总队近4万名职工和指战员近12年的艰苦奋斗，1985年12月，格尔木至拉萨，全程1156公里的青藏公路改建成柏油路面。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里程最长的二级柏油公路。1973年10月，滇藏公路全线通车，同时还修建了一些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支线。到1976年，全区公路总长1.58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比1965年增加8.5%。西藏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网，全区97%的县和75%的区通了公路。

1966年8月，雅鲁藏布江上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公路桥曲水大桥通车，1972年又建成岗嘎大桥。1965年3月北京—成都—拉萨正式通航，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空中走廊。之后又先后开辟了成都—拉萨、重庆—拉萨等国内航线和拉萨—加德满都国际航线，航线里程达10000多公里。

1973年，总后勤部组织修建西藏格尔木至拉萨的专门输油管线。1977年5月，格拉输油管线建成。1977年10月，建成了这条跨越世界屋脊、具有战略意义的输油管道，大大扭转了西藏长期靠汽车运送油料的状况，缓解了石油产品的供求矛盾。

在水利电力事业上，1959—1969年，全区修建了千亩以上灌溉渠道25条，万亩以上灌溉渠道4条，水库4座。1975年9月羊八井地热电站发电成功。各种水利设施、水文站（点）、气象站先后建立。

四 中印发生冲突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爆发

由于印度在中印边境上采取“前进政策”，步步进逼，越过实际控制线，1959年8月25日，在东段马及墩南端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25日，在西段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方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中国边防部队收复了印军越过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并进入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为谋求边界问题和平解决，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停火，在自卫反击中主动后撤。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中印两国相继撤销了原边贸市场的海关等机构，此后双方逐渐均采取务实和灵活的政策，印方的态度从中印边界问题不容谈判转向边界问题不应影响两国友好关系。

综上所述，民主改革废除了西藏的农奴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为改变严重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扫除了障碍，大大解放了西藏的生产力，西藏经济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民主改革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新型政治经济关系建立，逐渐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各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有效地管理西藏地方事务。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经过民主改革后在西藏巩固地确立起来。西藏的基层治理也由此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实现了政府权力机构设置深入基层，直接面对农牧民进行有效管理的治理结构。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在全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完成的。1965年以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西藏全面建立，1975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西藏广大农牧民群众完成了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随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公社直接从事生产和分配管理，成为基层治理结构的基本单位。

1978年，西藏自治区GDP为6.65亿元，比1965年的3.27亿元增长了一倍多；三次产业比重也分别从1965年的70.95%、6.73%和22.32%上升为50.68%、27.67%和21.6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575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74元，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3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4元）；医院、卫生院数量也从1965年的86个增加到519个，床位由1570个增加到4198个，卫生技术人员由2424人增加到5780人。

表1-1 1951—1978年西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