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纠纷视角下的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一个典型村庄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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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方法与个案概况

(一)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人们在科学研究中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原则、步骤、程序、角度和格式,是人们主观达之于客观的基本方式和法则。[168]在本研究中主要采用了田野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

1.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是在某一时间段内,研究者实地深入研究对象的生产生活环境,通过参与观察和询问,去感受和感悟研究对象行为方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以逐步达到对研究对象及其社会生活的理解。[169]在选定研究对象之后,从2016年7月开始,笔者在导师的支持下通过两种渠道介入案例村。其一是官方渠道。通过该市某职能部门领导逐级介绍到调研乡镇和村庄,官方渠道的积极作用在于便于查看各类档案文书,访谈相关基层领导干部,生活上也能得到较好的照顾,但官方渠道的不利之处在于基层领导“只让你知道他想让你知道的信息,只想让你见他想让你见的人”,所获研究资料较为有限且十分片面;其二是村庄内部特定关系人渠道。笔者就读的学院有一位师弟是该县人,而他的一位亲戚刚好就住在案例村,通过师弟亲戚的引入而“驻地”调研。驻村调研一共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持续7—10天,第一阶段全面了解村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人口宗族、经济水平、文化风俗等内容,收集所有与该村相关的各种资料;回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整理鉴别资料,并发现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线索,再与导师确定下一阶段驻村调研的主要内容。这种“分阶段问题导向式”的驻村调研对于深入追踪研究问题所需资料很有帮助,而且后一阶段的调研对于印证前一阶段资料的真实与否也有积极意义,这一调查方法帮助笔者获得大量真实有效的一手资料。

2.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是集中关注个案,深入了解更广泛案例因果关系的研究策略,它是在无法取得跨案例数据时的唯一实证实地研究的选择,其主要缺点在于有效的外部限度、不确定性问题和难以复制性。个案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深入细致且可以使研究者掌握特定研究对象所有信息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内在变化机理。其“深描”的魅力和“去弊[170]”的能力是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比拟的。费孝通先生指出选择合适的个案单元,一方面要坚持“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的原则,另一方面个案“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个案研究“一案例一理论”并不具有代表性,且案例描叙冲淡了学术研究的学理性。王先明则认为任何区域个案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个体”存在物,个案与整体区域通过内在有机联结而具有共同性。[171]曹锦清也强调把当下局部的个案经验放在它的整体里面加以解读。[172]在笔者看来,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除了内在有机联结外,更重要的在于其类型研究的意义,研究者所选择的个案都是在某一类型中的典型代表,具备该类型案例的显著特征与要素,通过对个案详细系统的分析,认清其特定的特征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和内在机理,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具有类型学的意义,不同学者通过对该领域内不同类型典型个案的研究,并在类型性意义上进行概括与抽象,就可以逐渐获取对该领域的宏观、深刻的认识与规律。本文主要通过对一个资源型村庄的深度调查,探讨集体煤矿产权变化与村庄治理及其政治生态变化之间的关联。

3.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方法,它在规范收集和分析大量涉及研究对象的文字、图表、影音视频等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研究的初步基础。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有三个方面,第一,各级政府关于乡村小煤矿产权改革、治理整顿、安全环保标准以及采煤沉陷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文件,特别是乡镇留存的下发给辖区小煤窑的“红头文件”以及有关专题会议记录。第二,当地的县志、乡志以及煤矿内部出版的工作周报和村庄会议记录、村矿签订的各种合同和纠纷调解书等档案资料。第三,访谈记录。在笔者四阶段的驻村调研中,累计访谈基层政府官员、新老村干部、煤矿管理人员、原股东代表、其他村民,以及村庄的“上访户”和刑满释放村民等累计50余人次,其中深度访谈30余人,形成20余万字的访谈记录和调研笔记。但由于案例村煤矿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迄今已有30多年,煤矿创建初期的部分相关资料已遗失且直接当事人或者去世或者离开村庄多年难以联系,只能以其亲属好友等特定关系人的回忆和口述为依据。

4.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是按照研究对象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收集研究对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实加以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173]。本研究通过梳理案例村在不同时期的产权变化,追溯煤矿的创建、发展、改制、整合进程中的产权结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村矿关系、乡村治理及村庄政治生态的变化发展过程。全文以煤矿发展变化中重大产权关系变革为依据,总共划分为三个研究阶段:其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村庄在国家“有水快流”办矿政策鼓励下的合股办矿和煤矿联营阶段;其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乡村煤矿改制、托管、承包改革政策的推动下,集体煤矿对外承包阶段;其三是2008年以来在国家资源整合政策的限制下,集体煤矿的国有化阶段。各阶段中国家对煤炭产业和煤矿经营的政策不同,煤矿产权也有所变化,不同阶段之间界限清晰,村庄治理、村矿关系以及政治生态也大相径庭。

(二)个案概况

SD村地处山西省吕梁市X县城东5公里,位于东经111°11′46″,北纬38°27′59″。据说在元朝时此村原名叫贾毛湾村,村内居住贾、毛两姓大户人家,两家相处融洽,并将儿女结为连理。由于贾姓男子早逝,毛姓女子将其儿子抚养成人并考上状元,贾姓人家为答谢毛家人将其子嗣抚养成人,决定将村名改为毛地湾。但状元郎抨击腐败朝政得罪了权贵,被迫带领村人隐名换姓逃到“塬峁纵横、偏僻幽静”之地避灾躲祸,繁衍生息,并将该地取名为“毛恩湾”,一直到1949年后才改名为“SD”村。当地极度缺水,年平均降雨量只有400毫米左右,古时候村里的一些老人甚至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刚出生的时候洗一次澡,结婚的时候洗一次澡,去世的时候洗最后一次澡。由于地处黄土高坡,土地贫瘠,农业生产只能“望天收”,一年的收成好坏与当年的降雨量直接关联,在降雨少的年份,村民说“当地老鼠要吃地里的庄稼都得跪下两条前腿”,在收成不好的年份,一些村民往往到外地投亲靠友甚至沿街乞讨卖艺。然而,贫困的SD村地底下却埋藏着储量巨大的4号主焦煤,该煤因为含硫量低,热量高等特性而成为炼焦的必需能源,因而被赞誉为“煤炭中熊猫”“国宝”。在人民公社时期,村集体为“大炼钢铁”而进行过无序的开采,但后来在当地政府整顿中被迫停产。后来公社和大队干部也多次向上级提出办矿申请,但因为当地没有乡村工业支撑等理由而被否决。村民自嘲为村下有一座金山,但村民只能坐在金山上要饭。

SD村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地处丘陵河谷地貌单元,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山峦起伏,梯田环绕,地形破碎,山高坡陡。地势南北高东西低,地貌类型主要是丘陵、山地。有一处高塬形似雄壮的公牛,村民称其为卧牛山。最高海拔1258米,最低海拔925米,相对高程333米。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村庄主要分布在蔚汾河流域东岸,地势狭窄。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增温快,昼夜温差大,夏季气候温暖湿润,秋季天高气爽,秋季干燥寒冷。常年气候特征为:春季多风少雨,夏季炎热干燥,秋季凉爽多风,冬季严寒少雪,传统农业生产易受干旱、冰雹、霜冻、风灾的影响,其中尤以干旱和风灾最为严重,素有“十年九旱”“八日七风”之说,扬沙天气和沙尘暴天气较为频繁。

SD村总人口629人,其中城镇户口人口27人,农业户口602人。总人口中男性384人,占61%;女性245人,占39 %;14岁以下82人,占13%;65岁以上145人,占23%。全部为汉族。村庄白姓、康姓、尹姓和孙姓人数较多,占到全村人数的33%左右,其他姓氏较杂,村庄内部通婚的人数较多。目前党员人数为53人,其中大部分年青党员是2010年之后入党,在2010年前因为村庄内部矛盾较大,发展的党员人数极少。近五年人口出生率6‰,人口死亡率4.1‰,人口自然增长率2‰。截至2015年年底,全村可耕地面积1887亩,人均3亩;粮食作物以谷子、高粱、玉米、薯类、杂粮为主,主要经济作物有核桃、红枣等。畜牧业以猪、牛、羊、鸡为主。每年春秋季,在荒山,荒沟,荒坡采用直播和水平台阶插扞法造林种植核桃、油松、山桃等经济林木,村中的经济林种植面积较大,核桃等干鲜水果林是村庄的重要收入来源。境内已查明矿产4种,分别为:煤、铝、铁、石灰岩,其中煤炭储量3.2亿吨,采区面积3.6平方千米,主要指标为:含硫0.9%、灰分1.1%、挥发36%、黏结度68%、发热量4400大卡、Y值13%。铝储量、铁矿储、石灰岩储量较小,不具备开采价值。

村民除庆祝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外,最重要的地方性节日属“过庙会”,每年正月二十三到正月二十五,村集体筹资唱大戏、烧火塔、放烟花,村民家家户户皆在室内外设立天地、灶君、祖先神位,供枣山馍,点香祭祀,上午还要到坟上祭祖。门顶上放置柏柴、黑炭、蒜瓣等物,以镇邪祟。水缸和锅都要添满水并放入红枣,祝愿圆满仓流,日子红火。夜里鞋不能放在地上,孩子们枕下还要压上红枣,刀,剪等物以避邪。母亲晚上要给孩子们肩头缀上枣儿花馍,院内灯笼和室内灯火都要常明不息,直到日出。

村中革命英雄辈出,在抗战时期,SD村民李有年被晋绥边区军民誉为“地雷大王”、民兵英雄,依靠自制地雷,大摆地雷阵,痛击日本鬼子,威名远扬。高三小,15岁参加变工队,被推为组长。1949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开展青年工作和民兵工作。1952年出席省军区民兵代表会议受到嘉奖,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立志改变家乡荒山秃岭的面貌,1955年他带领青年民兵一年植树200多亩而受到表彰,并出席了共青团中央在延安召开的九省区青年造林积极分子大会。经过几年连续奋战,到1965年原计划的千亩林场,成片林存活面积已达700余亩。他因积劳成疾,于1973年不幸去世,年仅43岁。此外,SD村庄还有多名革命烈士:康多牛——1940年3月在离石战斗中牺牲;王四儿——1941年方山峪口战斗中牺牲;白康孩——1943年在廿里铺战斗中牺牲;白底杏——1946年在土河战斗中牺牲;王寨成——1948年在绥远凉城县西沟门战斗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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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董江爱:《煤矿产权制度改革与资源型农村治理研究》,中国社会学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119] 李利宏:《煤矿产权结构与资源型村庄治理:影响因素与运行模式》,《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8期。

[120] 董江爱、刘铁军:《产权视角的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问题研究——一个“资源——政治”分析框架的构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3期。

[121] 唐贤兴:《产权、国家与民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22] 张丙乾、李小云、叶敬忠:《基于矿产资源开发的农村社区权力运作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

[123] 冯耀明:《浅谈资源型地区“富人当政”》,《理论探索》2008年第1期。

[124] 于立等:《资源型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10期。

[125] 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26] 黄爱宝:《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内涵比较分析》,《学海》2005年第3期。

[127]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128] 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9] 刘京希:《生态政治新论》,《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

[130] 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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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桑玉成:《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133] 夏美武:《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4年,第21页。

[134] 朱小玲:《抗战时期共产党政治治理的更张与政治生态的改善》,《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35] 赵树凯:《基层政府:体制性冲突与治理危机》,《学术前沿》2014年第5期。

[136] 郑永年:《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气人堪忧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137] 贺雪峰:《论村级权力的利益网络》,《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4期。

[138] 贺雪峰、刘岳、龚春霞、陈柏峰、郭俊霞:《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与治理》,《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139] 金太军、赵军峰:《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与对策》,《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4期。

[140] 陈发桂:《基层维稳运行的路径选择——基于运行机制的制度性缺陷》,《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41] 董江爱、张嘉凌:《基层党建视阈下的农村政治生态优化研究》,《长白学刊》2016年第6期。

[142]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43] 董江爱:《清代基层政治生态的变迁逻辑及启示——基于官、绅、民利益博弈的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3期。

[144] 黄明哲:《论地方政治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优化》,《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1期。

[145] 牛君、季正聚:《试析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的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146] 张学娟、曹景文:《国内政治生态的优化与困境——一个研究综述》,《求实》2017年第1期。

[147] 蔡青荣:《法治:一种良好政治生态》,《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

[148] 王长江:《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6期。

[149] 牛君、季正聚:《试析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的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150] 周铁根:《加强县域政治生态建设的思路》,《领导科学》2011年第6期(上)。

[151] 任维德、乔德中:《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分析》2010年第5期。

[152] [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5页。

[153] [美]罗纳德·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页。

[154]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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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157] 李中秋:《巴泽尔产权界定的逻辑思路》,《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158] 唐贤兴:《产权、国家与民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59] [南]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经济体制的理论》,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0] 孙鸿烈:《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61] 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162] 杨根乔:《当代地方政治生态建设的状况、成因与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163] 桑玉成:《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164] 燕继荣:《政治生态是怎么被污染的》,《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165] 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66] 王习贤:《浅析新型党内政治生态的构建与优化》,《湖湘论坛》2015年第6期。

[167] 董江爱:《产权视角下的政治生态优化机理》,《山西日报》2016年10月11日。

[16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69]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5页。

[170]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页。

[171] 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72]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173]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