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融合：媒体转型发展与人才培养变革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论坛暨新时代卓越新闻人才培养”论坛综述
颜春龙 赖黎捷[1]
科技与文化深刻影响人类进程。当下，信息技术全面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形态，我们已经进入了二者互渗共融的新时代。[2]跨界融合成为各行各业转型发展的一个关键词。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中国广播电视飞速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年头，也是广播电视媒体进入转型发展深度融合的关键节点；2018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开端，也是教育部会同多部门实施系列卓越计划的第9个年头。总结过去，把握时代机遇，是广播电视媒体谋求发展的应有之义；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统领人才培养全过程，为媒体转型发展输送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成为传媒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此背景下，由全国首批部校共建新闻学院之一的重庆新闻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发起，在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的指导下，搭建政府与企业、学界与业界等多主体跨界交流平台，联合主办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论坛暨新时代卓越新闻人才培养”论坛，2018年12月18—19日在重庆师范大学隆重召开。论坛由“改革开放40年与广播电视变革”“智能时代与视听传播”“媒介创新与社会发展”“传媒教育与高校实践”四个版块组成，来自全国近60所高校，近 30多家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和业界单位，150多名专家学者和近70名研究生参加，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转型与创新，新时代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改革展开反思与对话，共议媒体融合守正创新、繁荣发展之路及其与传媒教育跨界合作、协同育人之路。
一 回顾与反思：40年发展历史、现实与突破
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回顾历史，梳理经验与教训，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学者们面对科技与文化互渗共融的社会现实，围绕媒介新生态下广播电视媒体面临的挑战与突围等重要问题各抒己见，共谋发展。
1.从探索到融合：40年发展辉煌历程
关于我国广播电视发展历程，主要有“三阶段”“四个时期”“五阶段”等观点。“三阶段”论认为，中国电视发展和变化过程与逐步成为世界电视强国的轨迹是相吻合的，都经历了起步、辉煌、挑战三个阶段（洪俊浩，中国电视40年发展与变化的回顾与展望）。“四个时期”论从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变革角度将中国传媒发展40年历程划分为起步期、高速发展期、改革期和融合发展期四个历程（杨驰原，我国传媒业40年变革与发展趋势）。“五阶段”论通过全面梳理事业发展、宣传工作、体制改革、产业发展、媒体融合、国际传播等八个方面的成就，提出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经历了探索发展（1978—1982）、规模和影响力扩大（1982—1992）、创新发展（1992—2002）、快速发展（2002—2012）和媒体融合（2012—2018）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认为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启示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覃信刚，改革开放40年：中国广播电视主要成就、主要经验及启示）。
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方向。与会学者还达成以下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导向等是我国广播电视持续稳定发展的宝贵经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播电视，就要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兼顾新闻规律与市场规律；努力使我国广播电视早日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是中国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和再造辉煌的起点。
在40年广播电视发展历程中，以广告业作为表征和重要维度的发展历程受到关注。有业界精英指出，我国广告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从恢复阶段（1979—1981年）到初级发展阶段（1982—1992年），从快速发展阶段（1993—1997年）到高速持续发展阶段（1997—2014年），再到转型升级（2015年至今）共5个阶段。广告主对产品的推广宣传从媒体扩展到移动性社交媒体，交互数据使用户更富黏性、更准确化，微信、微博、抖音大行其道；广告代理公司受到咨询公司和广告主自主设立的市场部巨大冲击而飞速下滑，取而代之的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数字广告企业；职业或非职业用户举报倒逼广告管理以“绿色”广告为愿景，多管齐下；媒体盈利从传统广告盈利向多元盈利模式求突破（赵随意，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经营形态的变革）。
改革开放40年来广播电视研究的发展则是学界较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广播在探索与革新中不断走向成熟，走向繁荣，广播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播的史学研究、理论研究、业务研究都有新的突破；广播史研究由分散的资料搜集向系统研究跨越，广播理论研究由肤浅向深入推进，广播业务研究越来越细化，广播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广播研究队伍与学术平台逐步扩大。（申启武，改革开放40年：中国广播研究的主要成果与存在问题）。
此外，基于媒介融合背景下影视文学品质的发展变化也引起了学者关注，有学者聚焦网络文艺形态的多样化类型的背景，考察影视文学的生产变革，发现影视剧文学品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影视文艺中的受众在扩散性、单向性、批判性、生产性等方面也发生了本质转变。
2.从机制演变到供给侧改革：现实动力与关键问题
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深深植根于其外部环境，其发展与不同时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不可分。在广播电视事业内部，特定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特定的媒介生态环境，以及特定的技术环境都成为影响发展方向与道路的重要因素。与会者分别从电视内容生产与社会变革、广电产业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等宏观视角，电视剧发展流变的动力机制等中观视角以及联欢晚会、真人秀等节目发展等微观视角全方位、多角度探讨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学者们围绕传播理念、传播内容和传播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对40年中国电视新闻生产与社会变革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从宏观视角阐述了中国电视在体制与机制创新上进行了不间断的探索，认为中国电视在管理、经营、内容传播、技术升级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面向新时代，应清晰、全面地认识并担负起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责任（庄森，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视新闻生产与社会变革）。第一条商业广告播出、四级办台、广电产业集团化建设、广电网络上市、人事制度改革、三网融合、制播分离、广电业机构改革、媒体融合时代的广电产业转型、广电业供给侧改革的“四则运算”则被概括为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的十大关键节点（郑勇华，贵州民族大学）。
对电视机制演进和重要电视节目发展动力机制的探讨则从中观视角回顾了广播电视发展。媒介情境变迁搅动媒介生态。媒介环境学和场域理论成为考察40年来电视媒体发展的一个新视角。有学者认为，电视媒体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图像场域下电视复现机制的拟态环境、视听场域下电视仪式机制的超构情境、移动场域下电视时空机制的聚合困境以及融媒体场域下电视嵌入机制的创新拓境，并指出，电视媒介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文化、经济有重大关联，它提供了一个理解、呈现、诠释中国社会的路径（陈文敏，媒介场域视角下电视机制及其演进创新——以改革开放40年为进路）。电视剧作为电视收视市场的半壁江山，受到学者关注。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电视剧产业化路线及制作路线中，电视台的播出需求是推动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最强动力。中国电视剧6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投资、需求/消费与政策的推动是其发展的幕后推手，如何整顿当下电视剧产业的资本乱象，重整电视剧产业昔日雄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三大动力机制的调适（张国涛，从直播小戏到时代艺术——中国电视剧发展流变的动力机制）。
对特定节目特定问题的思考则展现了学者们对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微观观察视角。春节联欢晚会是综艺节目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发展变迁既代表着媒介文化的变化，也蕴含着仪式化传播背后深层的家国意识与族群认同。来自藏区高校的学者以藏历新年电视联欢晚会为例，阐述了“藏晚”的流变以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仪式化表征（袁爱中，改革开放40年来西藏电视台藏历新年电视联欢晚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真人秀节目中的“类媒介事件”现象也受到学者关注，认为类媒介事件的内容虽然缺乏严肃性和仪式化特征，但大众传媒机构利用自身传播系统使其规范化，并达到类似媒介事件的传播效果（张建，改革开放40周年之真人秀娱乐节目回望）。
此外，从传播学、文化学等跨学科视角对当代屏幕文化和媒介生态等问题的学术梳理与反思也带来启迪与碰撞：传统的以语言文本及其作为符号媒介为基础范畴的传播理论、文艺理论，正转向以媒介生态为核心概念的融媒体文化理论（杨尚鸿，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3.新技术塑形下的突围之路
新技术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新技术变革媒介生态。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经历了全面的变革和快速的发展，实现了三次重大突破：第一次是以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和中央批准调整发展方针为标志，以实施“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和推动以新闻改革为龙头的全面改革为主要内容；第二次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技术突破为特征，以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新技术的运用为标志，以有线电视台建立、有线电视网络建设、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和卫星电视频道开播为主要内容；第三次始于新世纪直至当前正在进行，以整体转型为特征，以体制改革、数字化和产业化发展为标志，以体制上从计划事业型向事业产业型转型、技术上从模拟技术体系向数字技术体系转换、功能上从传统传媒向现代传媒转变为主要内容。[3]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广播电视媒体属于国家所有，由政府主办，另一方面，在管理上呈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特点。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媒体发展进入深度融合与转型期，作为运营主体的广播电视媒体面临严峻考验：地域发展不均衡，资源整合受限制，媒体融合不到位等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西部不发达地区省级卫视如何在全国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地方电视台垂直频道如何在视频网站、省级卫视的重重包围中谋求发展，成为业界精英尤为关注的问题。
对此，与会业界精英大都将出路聚焦在媒介新技术上，一致认为，拥抱新的传播方式，充分利用新的传播手段，无疑可以改变落后局面。以内蒙古卫视为例，其在全国排名第26位，作为边疆省份，沿袭传统思路将导致其深陷困境，他们将突破点放到了融媒体产品的创新与制作上，联合人民网、中国社科院打造的融媒体产品——《马克思靠谱》使其在2018年两会期间的排名跃升至第16位。（张轶敏，伟大更要有人懂）与此有类似经验的是重庆电视台少儿频道，其传统运营模式一度遭遇困境，作为核心收视群体的青少年不具备直接消费能力，需要获得家长的同意和帮助才能实施购买行为，这导致少儿频道的节目缺乏广告竞争优势，创收艰难；与此同时，同一城市多个少儿频道落地竞争，央视少儿、北京卡酷、上海炫动、江苏优漫、湖南金鹰、广东佳嘉，都以卫星卡通频道加IPTV的方式实现了重庆市场落地覆盖，使本来就偏少的少儿广告资源再次分割；《新广告法》的出台对儿童媒体广告播出内容作出严厉限制，发布不慎动辄触碰底线。面对上述困局，少儿频道探索出“两圈一链”运营策略：打造少儿媒体融合圈、家庭生活服务圈，发展亲子产业链。（田缨，亲子垂直生态圈的构建与模式探讨——专业少儿频道运营策略）
新技术带来的不仅是业界发展的困局，还掀起了一场视频转向的革命。大部分学者较为关注电视发展，而忽略了广播发展，学界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重视频轻音频甚至认为“广播无学”等极端看法。广播研究存在的学科建设非系统性与学科发展边缘化、业务研究含金量不足、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方法、陈旧单一及理论批评和学术论争意识不强等问题，对广播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申启武）。广东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总编辑赵随意则强调，在发展遭遇挫折的时候，改革是唯一出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
二 融合与创新：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与智能新技术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指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强化互联网思维，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指明了未来新闻业的发展方向。此次论坛汇聚了全国广播电视媒体、广播电视高等院校等各界人士，媒体融合发展与转型创新成为另一个重要议题，其中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现实问题和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媒体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两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1.从相加到相融：媒介生态变革的走向
中国广播电视媒体的融合发展经历了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曲折发展道路，经验与教训并存，困境与希望同行。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通过打造重庆网络广播电视台（视界网）、重庆有线网络和“两江云”平台，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平台网络化、渠道生态化、内容产业化“三化”布局，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推动创新开放聚集融合，谋划新闻内容与产业项目的集群化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为融合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和人才保障，大力探索产业经营与宣传业务分离机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人才激励和引进机制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牟丰京，以“三化”促融合，以融合促发展）。
“融而不得”或“融易合难”等则是不少广播电视媒体在融合发展进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普遍存在如融媒通畅度被区域属性制约、平台大数据的技术支撑薄弱、“庙堂式”文化思想根深蒂固等问题。就整体而言，我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存在四大误区，一是仅仅开辟特区而非整体转制，不能突破体制内外有别发展瓶颈；二是仅仅是中央厨房而非打造一体化平台，陷入全媒体融合的操作误区；三是一股独大而非混合型经济，难以开辟主流媒体转型市场空间；四是固守台网分离而非应变台网合一，不能夯实主流媒体平台稳固基石。惟有认清新常态，方能跨入新阶段（朱剑飞，风起正是扬帆时——历史转折中的中国广电传媒）。
身兼广播电视媒体管理者和研究者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学术部主任张君昌认为，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冲击下必须面向市场进行结构转型、盘活市场资本、采用大数据分析、引进柔性人才策略，使得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则要扎实推进培养互联网平等思维，采用去中心化市场化运作，构建新的产业群。
关于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如何突破困局，业界与学界达成共识：必须把握机遇，内外并举。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洪浚浩教授根据其在CNN的实地调查指出，中国电视要发展，则要与新媒体融合、电视内容与时效的结合、传统电视与其他媒体形式的融合，并用“我们还有机会，但不会太久”强调中国电视媒体应把握机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实现再度辉煌（洪俊浩，中国电视40年发展与变化的回顾与展望）。原云南广播电视台台长覃信刚认为，中国广播电视要有更大的改革，必须再次突破体制改革，进行频率频道的整合，广播电视类型的改变，经济制度的改变，理论研究要走出去，同时还要进行内部的融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副学部长、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金尧教授认为，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今，网络娱乐用户规模高速增长，网络视频的点击量是电视剧播出量所难以比拟的，这都需要电视剧行业得到警醒。电视文艺要向优秀传统文化要生产力，树立历史自信又警惕“伪国风”；向异彩纷呈的现实生活要生产力，要把握古代文艺理论的当代话语权（张金尧，网络文学在对电视文艺的影响及前瞻）。
2.“媒体”与“非媒”：拨开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迷雾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议的意见》，对建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作出进一步指示。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媒体融合发展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成为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学者热烈讨论的议题。
有学者指出，在对政策的趋之若鹜、对媒体融合“跨界”光环的追逐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产生了以“效能”与“产能”的混淆、“媒体”与“非媒”的争议、“技术”与“能力”的迷思、“开放”与“封闭”的两难为主要内容的争议和误区，形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模糊地带，造成资源的浪费与发展的局限。为了理清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思路，规避建设过程中的争议与误区，区县融媒体应把握好“边界控制”尺度，厘清中心各个环节的界限，达到资源和结构的最佳优化，找到融媒体中心发展的最大可能（朱天，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区县融媒体建设的管理者们则围绕建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重庆市武隆县广播电视台台长杨晓涛提出了区县融媒体建设过程中的困惑；重庆市渝中区新闻信息中心主任丁政义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优化流程，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同时要强化内容品质，才能提升县级媒体的“四力”；重庆市沙坪坝区新闻中心主任黄伟认为，区县媒体融合的关键是突破现有体制机制，创新媒体新闻生产流程。
此外，社会化媒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沉浸传播”以及用户在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关于“融媒体”“新媒体”和“全媒体”概念的辨析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3.守正与创新：智能技术开启希望之窗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VR、AI等智能技术和新闻行业的融合推动了传媒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文字、图片等传统报道方式面临来自新兴报道方式的严峻挑战。如何处理好守正与创新，如何借助智能技术实现创新，业界与学界在论坛中积极互动、交流对话，互有启迪。
以内蒙古电视台研发的融媒体产品《马克思靠谱》为例，由于其有意识地利用的新传播手段，将歌曲《马克思是个90后》与电视节目《马克思靠谱》以及同名书籍进行整合传播，突破了传统理论节目的固有受众，引发90后的情感共鸣，成功制造了一次媒介事件。《马克思靠谱》销出15万册，首版印制20002万次，并很快售罄。《马克思是个90后》全网推出后，被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35家网站、15家纸媒以专访的形式进行报道（张轶敏，内蒙古电视台）。藏语卫视的跨喜马拉雅地区传播实践则通过广域实践、借船出海以及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将内容传播出去，深入践行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理念（韩鸿，西南交通大学）。
VR与传统媒体结合，能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在新闻播报中使用VR技术，能将人带入场景，从而提高大众的接受度，是对媒介的一种扩展（苏米尔，VR影像叙事、语言创新与时代变革）。VR能给受众带来沉浸式的体验，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新闻之间的关系来看，现在的AI已经和新闻处于融合的状态（汤天甜，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此外，VR和AI等智能化技术所带来的新闻伦理、新闻真假等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短视频的发展是当今智能时代视听传播革新的一大体现，其发展趋势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与讨论。澎湃新闻社会新闻部记者王鑫认为，虽然短视频迅速兴起，但内容依然为王。无论技术怎么发展，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还是存在的。如果受众有所流失，可以去拥抱一下新技术，做一些改变，但还是需要以内容为主。生产与甄别信息是媒体的本质，新技术只是让新闻呈现的方式变得不同。
与会专家深入剖析了音乐移动聆听行为的生成动因，即媒介动因是技术演化与音乐聆听形式变革，社会动因是隔离空间的主观构建与社会交往的“去陌生化”，文化动因是符号的象征性消费与生活风格的自我展示。（蒋晓丽，音乐移动聆听行为的生成动因：基于媒介、社会与文化）有学者结合传媒发展实际，阐述了当前传媒业十大创新亮点，并分享了对我国传媒业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技术将引发媒体格局剧变，移动优先将变为移动唯一；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影响力将逐步转化实现盈利；区块链技术在版权保护方面将发挥作用（杨驰原，我国传媒业40年变革与发展趋势）。
新技术的运用也改变了单一节目形态的内容生产、审美变迁等多个侧面，如《偶像练习生》《国风美少年》等热门综艺节目经历从“审美性”到“社交性”、从“情感生产”到“快感剩余”、从“生产性”到“话语性”等发展变化（牛鸿英，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三 未来趋势：跨界合作与跨域传播
广播电视媒体的转型发展亟须传媒教育改革，传媒教育的改革离不开传媒行业跨界合作与协同创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媒发展要从广播电视大国迈向广播电视强国，跨国传播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本次论坛在对4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基础上，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了关于未来发展趋势的探讨。
中国记协原书记处书记顾勇华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素养不足会制约两个“四力”：一是个人层面要提高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二是社会媒体要注重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如果学界业界分开就会导致新闻教育与实践脱轨，因此新闻工作者的培养要与时代发展相衔接，以实际需求为向导，应力求跨界合作，协同育人。这一观点得到了高校新闻院校管理者的呼应。与会者认为，大数据、智能传播、自媒体、融媒体等一系列变化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传媒业生态，相应地，国家高度重视网络舆论，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建立现代传媒体系，全面推进媒体融合，在这种背景下，卓越新闻人才的培养愈加重要（董天策，传媒业变革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有学者提出，新型新闻传播人才不仅业务能力过硬，更重要的是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这需要高校不断完善培养体系，注重价值引领，提升全媒化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媒体深度融合与行业创新发展（石磊，全媒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大学融合型、学科交叉型、特色突出型和定制培养模式被视作高校传媒人才变革中的重要问题（刘国强，媒介技术变迁下的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广播电视发展的全球化语境备受关注，中国广播电视应该“走出去”，“把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各地”成为与会者共识。在中国特定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媒介变化的内外因与社会发展存在着微妙关系（李家伦，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改革开放的媒介景观）。近现代跨喜马拉雅地区传播与文化交流频繁，非政府组织担当了跨境传播的重要力量。我国藏语卫视要实现跨喜马拉雅地区传播，需要跨越民族、文化、地域“三重门”，在内容生产上要“内外有别”，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韩鸿，我国藏语卫视的跨喜马拉雅传播）。有学者分析了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历程，认为现在海外传播的内容已经从单一题材转变到更多类型，传播的推动力量越来越强，传播的渠道也趋于网络化（何晓燕，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历程）。围绕“泛亚实践”“世界图景”“华夏形象”的探讨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在亚洲乃至世界合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电视综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兼具娱乐与文化的精神大餐、繁荣文化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还在塑造国家统一、文化自信、工匠精神、包容等多方面塑造了中国形象（王作剩，吉首大学）。
本次论坛还组织了卓越2.0背景下全国师范高校传媒教育交流会、传媒学术前沿与期刊主编圆桌论坛学术专场以及传媒新生代学术论坛研究生专场，行业精英、专家、学者们在论坛中各抒己见，相互碰撞，凝聚了相当的共识。论坛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既有实践的总结，又有理论的思考；论坛对中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与创新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展开了讨论，既有思想的交流，又有观点的碰撞；论坛还对媒体转型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展望，跨界合作与跨域传播已呈必然态势。诚如与会嘉宾在会议总结中所言，本次论坛“是一次中国广播电视观念的盛宴、理念的盛宴、思想的盛宴”。
[1] 颜春龙，男，江西永新人，博士，三级教授，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访问学者，现任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新媒体学院）院长，重庆新闻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环境新闻传播、文化传媒产业、传媒法与社会治理、海外华人传媒、影视传媒艺术。
赖黎捷，女，重庆璧山人，博士，教授，现任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新媒体学院，重庆新闻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广播电视文化，新媒体传播。
[2] 张颐武：《跨界时代：文化与科技相互改变》，《中关村》2012年第8期。
[3] 黄勇：《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和体制改革》，《中国广播》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