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章结语

经过探讨与分析，我们认为：佛山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自然环境为各地戏曲的传入与本土粤戏的演出提供了环境基础；佛山丰富多彩的民俗游艺活动为粤戏的本土化元素提供了文化养分；而佛山发达的商贸生活则为粤戏的孕育与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辅助。因此，乡土粤戏作为城市粤剧的前身自然便诞生于文化生态富饶的佛山镇。“粤戏”要摆脱民俗艺术状态，走向确立风格的剧种状态，需要一个拥有广阔空间、有助于剧种发展市场的城市。广州与佛山邻近，且政治、经济、交通条件优越，有助于外江班与本地戏班的交流；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广州“城市”定位的需求，又进一步地促进了粤戏“城市化”的进展，并为粤戏由农村扩散至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最终使佛山地区的民俗土戏转化为本土风格更为成熟、集中、鲜明的“城市”粤剧，标志着粤剧的正式形成。

粤剧之所以能生存至今，受到了粤语方言区、文化景观与岭南文化性格三方面的影响：粤语方言既是粤剧在不同地域传播储存的语言基础，也是粤剧唱腔得以发展、优化不可或缺的生命纽带；粤戏神庙戏台、粤剧行会会馆、粤剧红船、粤剧戏院与民间私伙局五种粤剧文化景观对不同时期的粤剧储存各自起到了文化承载、规范保护、人才培养、推动发展与文化传承的作用；“包容开放”“反传统”的岭南文化性格给予粤剧“兼收并蓄”“善于抗争”的文化特质，是粤剧艺术赖以生存的精神源泉。

粤剧作为次生性的区域音乐种类经历了由农村扩散到城市的进程，又经历了由“神功戏”到“城市粤剧”的性质转换，其每一步的曲折与变化都与脚下的一方水土有着深刻关联。是环境选择了粤剧，同时粤剧也从环境当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这既是文化的成长过程，也是其与自然关系的深化过程。^[45]

---

[1] 转引自薛永武《礼记·乐记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2] 参见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审美与实践之维》，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126页。

[3] 王耀华等：《音乐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4] 孟凡玉：《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5] 次生性的区域音乐种类，指外来音乐经过当地文化的选择、过滤、接受、吸收、消化、延展、融合、继承等一系列文化过程之后，其中相当一部分音乐在当地生根、发展、积淀，逐步地方化，成为当地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参见孟凡玉《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6] 参见梁威《粤剧源流及其变革初述》，载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粤剧研究中心《粤剧春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黎键等：《香港粤剧叙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1—25页。《粤剧介绍》，2017年3月29日，中国粤剧网（www.yuejuopera.cn）。

[7] 参见王恩涌《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8] 参见王恩涌《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9] 参见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10] 参见马梓能等《佛山粤剧文化》，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1] 马梓能等：《佛山粤剧文化》，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清）张渠撰，程明校点/（清）陈徽言撰，谭郝子校点：《粤东闻见录·南越游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12] 佛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文物（上卷）》（内部刊物），1992年版，第153页。

[13] 参见肖海明《中枢与象征——佛山祖庙的历史、艺术与社会》，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4] 转引自马梓能等《佛山粤剧文化》，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5]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16] 参见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17] 参见罗铭恩等《南国红豆——广东粤剧》，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18] （清）杨懋建：《京尘杂录·梦华琐簿：卷4》，同文书局1886年版，第3页。

[19] 转引自赖伯疆《广东戏曲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20] 参见粤剧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粤剧大辞典》，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7页。

[21] 参见王建勋等《粤剧粤曲群言集》，广州市粤剧粤曲学会编印（内部刊物），第119页。余勇：《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第245页。

[22] 参见王恩涌《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23] 参见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24] 参见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25] 参见赖剑华等《太阳普照粤人，构建“世界粤语文化圈”》，《黄金时代》2010年第9期。

[26] 参见粤剧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粤剧大辞典》，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7页。

[27] 参见龚伯洪《粤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28] 参见王建勋等《粤剧粤曲群言集》，广州市粤剧粤曲学会编印（内部刊物），第119页。

[29]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30] 黎键等：《香港粤剧叙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1页。

[31] 参见马梓能等《佛山粤剧文化》，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32] 申波：《大理古戏台的文化学意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3] 转引自李峄《广州也有琼花会馆》，《南国红豆》1994年第6期。

[34] 转引自欧阳予倩《试谈粤剧》，载欧阳予倩《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香港）戏剧艺术出版社1954年版，第114页。

[35] 参见黎键等《香港粤剧叙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20页。

[36] 参见黄伟《粤剧红船班人才培养模式与习俗》，《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37] 转引自黎键等《香港粤剧叙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5页。

[38] 参见万钟如《“私伙局”名称由来考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9] 参见万钟如《“私伙局”名称由来考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40] 转引自万钟如《佛山地区民间曲艺社团“私伙局”文化研究》，《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4期。

[41] 参见李权时《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42] 参见龚伯洪《粤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43] 参见李权时《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袁钟仁：《岭南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44] 参见龚伯洪《粤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刘靖之：《香港音乐史论》，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95页。

[45] 参见马达、骆丹《音乐地理学视域下广东粤剧形成路径与生存缘由探析》，《艺术百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