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的与意义

汉唐四百年间，经学式微，玄风肇扇，道教方兴，加之佛教东来，渗透朝野上下，中外文化碰撞交融，思想领域异彩纷呈，空前活跃，实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又一关键时期。探讨此期之思想史遂成为经久不衰的课题。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中思想亦存在不同层面，既有官方的意识形态，又有哲人学者精致、系统的思想理论，同时芸芸众生头脑中亦充满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观念。针对不同对象，思想史可探讨不同的问题。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史亦如是，虽然此间佛教不曾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但仍可或专注于教理教义的发展、名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的思想，发赜阐幽，或致力于一般民众信仰与观念，剖析他们的心灵世界。

本书主要探究后者，通过考察高僧大德、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信众的信仰，包括他们对佛教教义的认识与理解，以及他们的愿望与追求，信仰活动的内容、特点，民众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等，来把握这一激变时代的思想脉搏。

近年来国内学界社会史、民众信仰史领域方兴未艾，成果喜人，但涉及的时代多为宋以后，特别是明清近代。宋以前情况不平衡，两汉时期论及这方面的文章有一些，但仍缺乏系统检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仅有个别学者涉及。[1]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名僧劭德、教理教义、知识阶层中的佛教活动与制度仪轨等方面，[2]对一般信众关注不够，致力于研讨佛教信仰的论文并不多见，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弥勒信仰与观音信仰上，涉足其他方面的屈指可数。[3]

日本学者在中国庶民信仰研究方面起步早，成果相当丰富，[4]但对六朝时期这方面的研究仍显薄弱，除对观音信仰、弥勒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疑伪经方面着力较多，个别人的信仰做过专门研究外，[5]民众信仰的综合研究，虽有塚本善隆倡导践行于前，[6]但应者寥寥，成果无多。[7]

与中、日学界相比，欧美学界在中国宗教研究上起步虽晚，但进展迅速。就民间宗教而言，近年来颇受重视，成果频出，但亦以宋以后居多，于北朝时期民众信仰研究上至今未取得实质性成果。[8]欧美学人很早就希望从事这一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但一直苦于资料贫乏，无法开展。马伯乐（Henri Maspero）很早就注意到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认为它从三教中汲取思想但又有别于三教，是独立的体系。[9]谢和耐（Jacques Gernet）曾敏锐地注意到从五世纪起中国民间佛教的发展问题，并从民间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但他所举材料以唐代为主，北朝时期的情况涉猎不多。[10]许理和（Erik Zürcher）虽主要研究四世纪及五世纪初佛教在南方上层社会的传播与接受问题，但仍然认为研究当时不同地区之民间佛教与民间信仰崇拜同样重要，不过囿于资料匮乏，无法展开研究，除非再有一次敦煌遗书的发现。[11]陈观胜以佛教中国化为研究核心，重点在唐代，对于佛教与中土思想的适应只考察了佛法对“孝”的认同问题。[12]谢和耐再次提出需要研究民间佛教，他认为“五世纪末以降中土社会感受到强烈的宗教狂热，其成因无论用哲学及教义之借鉴抑或华北半野蛮的诸专制君主之敬畏神僧都不足以解释。简言之，它们无法解释佛教在中国发展成一影响深远的宗教的原因，这一不易察觉的运动发生在地域性信仰与区域社会的层次上，至今仍知之甚少”。[13]他强调了民间信仰对佛教接受之重要性，但只是提出了问题，未能加以具体研究。近年来备受赞誉的太史文（Stephen F.Teiser）的研究，从剖析盂兰盆节入手，分析日常生活中佛教如何与中土固有的习俗、观念相融合，在研究民间信仰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不过，他研究的重点仍是唐代。其新著考察十王信仰亦属唐宋时期。[14]直至最近，美国学者仍然强调宋代以前的民间宗教问题，限于资料，难见其面貌。[15]尽管如此，美国学者另辟蹊径，在六朝隋唐时期的本土经典（indigenous scriptures，即一般所谓之疑伪经）研究上下功夫，成果显著。[16]本土经典中包含很多中土观念、信仰，但它们多少都经过僧侣加工改造，并不能直接地反映出民众信仰的原貌。

因此，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思想，包括佛教信仰史研究基本属于空白，并非妄语。学者或为研究思路所限，或囿于资料匮乏，难以开展。确切地讲，反映这一时期民众精神世界的资料实非空白。当时人们刻在各种类型的佛教（含少量道教）造像上的铭文，即造像记，至今仍保存不少，这些造像记就是反映他们心声的珍贵资料。

按照佛经的说法，造像是一种可为造像者带来福报的功德，因此，佛徒或以个人名义，或以家庭、寺院为单位，或聚集若干信众组成义邑、法义来造像兴福。他们出资雇匠雕造或购买制成之作品。或就石崖开窟，或制作单体塔、像、碑；佛像小者盈寸，大者丈余，材质或石，或铜，或陶，或木（分见图1～图3）。佛像雕讫、购入后，出资者多刻长短不等文字于像座、像背或龛侧，述兴造缘由、时间、誓愿，并镌出资者姓名，是为造像记（分见图4～图9）。

图1 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的摩崖造像

资料来源：侯旭东摄。

图2 北魏正光二年（521）造像碑

说明：三面有题记。资料来源：现在任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日本学者仓本尚德摄。

图3 东魏兴和二年（540）王市生铜造像

说明：像座上有题记。资料来源：仓本尚德摄。

图4 东魏兴和二年（540）程荣造像

资料来源：仓本尚德摄。

图5 程荣造像像座上的题名

资料来源：仓本尚德摄。

图6 西魏大统十六年（550）九月一日岐法起造像

资料来源：仓本尚德摄。

图7 岐法起造像侧面之一

说明：有线刻供养人像及题名。资料来源：仓本尚德摄。

图8 岐法起造像另一面

资料来源：仓本尚德摄。

图9 岐法起造像侧面之二

说明：有题记、供养人像及题名。资料来源：仓本尚德摄。

造像记之所以可贵，一是它的直接性。它是造像当事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与真实的吐露，[17]非如文献记载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真实地向后人展示了这一时期人们信仰与思想的某些侧面。由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造像者的造像记中，又可以感触到信仰与思想的种种细部变化。尽管造像记反映的不是人们信仰与追求的全部，但至少为今人提供了领略民众心灵世界风貌的一个“窗口”，透过它，多少可以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部分情况。二是它的群众性。从造像记题名看，参与造像活动的人包括官吏、僧尼与一般庶民，除个别官员、极少数僧人见于史传外，绝大部分的造像者名不见经传。迄今为止，史家恰恰对这些在文献中消失的众生知之甚少，而正是他们构成了帝王将相纵横驰骋的历史舞台的“台柱”。现存文献中关注的多是王公贵游、显官权要，偶存论述民众活动的只言片语，则打上了文人俯视及过滤的印迹，无法据以再现民众的心灵世界。造像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

魏晋南北朝造像记资料地域上基本出自秦岭、淮河以北，故研讨的区域范围限于北方。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即公元400～580年间，约略言之为五六世纪。由于信仰发展的轨迹与政权兴衰更迭多非同步，故研究时限采用公历绝对年代。造像记题名中出现官吏、僧尼与庶民，乃是当时社会中除名僧大德、知识阶层佛徒以外的佛教信众的主体，他们构成了本书所说的“民众”。

通过分析造像记，揭示民众的佛教信仰对于全面认识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以往佛教史研究在名僧大德的思想与活动、教理经义的发展、佛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影响、重要的制度仪轨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成果。这些只是整个佛教史中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水线以下冰山躯体鲜有论及，本书的研究多少有助于揭开水面之下冰山躯体的面貌，于全面、整体地认识这一时期的佛教史不无裨益，这是其一。

其二，这一研究对于正确认识这一时期佛教思想的演变以及高僧大德的作用亦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信仰乃是佛教存在发展之基础，民众构成信徒的主体，民众信仰中蕴含着许多教义流行的民众基础与思想源头，考察民众信仰利于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佛教教义的演进。

其三，这项研究有助于从一个被忽视的层面认识外来文化移植中土的具体历程。作为外来文化，佛教与本土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在知识阶层以及儒学、道教的层面已有不少研究，但就一般信徒的层面来认识这一问题，似未尝见，展示这一层面的文化交流，对全面、深入地把握当时中外关系不无助益。同时为今天探究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关系提供一个历史的镜鉴。

其四，揭示五六世纪北方民众思想有益于把握隋唐以降民众思想脉络。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思想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民众思想史亦如是，后代流行民间的许多观念均可溯源于此，了解此期民众信仰对于理解后代思想演变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