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宗教问题——盘根错节的纠葛
在伊朗外部关系中，宗教或许比民族问题影响更大。这和中东地区特殊的宗教格局密切相关。中东是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共同的发源地。长期以来，三大宗教之间发生过数不清的纷争。无以计数的宗教争战，既造就了亚美尼亚以及格鲁吉亚这样一些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整体上的伊斯兰世界中的存在，也造成了民族以及宗教之间的深刻矛盾。更加上几百年的殖民经历造成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巨大落差，以及以色列建国引发的激烈的领土以及宗教圣地之争，中东深深地陷入盘根错节的宗教纠葛之中。
一 伊斯兰世界和西方
宗教对于伊朗外交影响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坚定的反美以及反以立场。反美主义或许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这首先是因为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革命政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极端亲美的巴列维政权，决定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美国的基本态度。反美主义也和霍梅尼的宗教哲学密切相关。霍梅尼的宗教哲学是伊朗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政权一切内政外交合法性的依据。在霍梅尼的哲学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伊斯兰世界一切苦难的根源，西方腐化、商业性的、掠夺性的文化导致了曾经辉煌灿烂的伊斯兰文明在近代以来不断式微，也造成了以伊斯兰教为其灵魂的伊斯兰世界在近代以来的落后。解决伊斯兰世界所有问题的最终办法，就是根除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恢复伊斯兰教在国家以及人民生活中原有的地位。伊斯兰革命期间，霍梅尼号召伊朗关上对美国的大门，声称只要美国的影响存在，伊朗就不会有正常的生活。“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取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的。革命以来双方持续的对立以及美国不择手段的封锁制裁，更使得伊朗对于美国的仇恨纠缠难解。为了反美，长期以来，伊朗一直以整个伊斯兰世界代言人的形象出现，试图动员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力量来和美国对抗。德黑兰一直是各种伊斯兰会议的阵地。20世纪90年代初布什总统推动各方在马德里召开中东和平会议，作为反措施，伊朗也在德黑兰召开针对性的伊斯兰世界会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地出现一波又一波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这一方面和地区的特殊政治动力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也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也不无关系。而伊朗正是培植这种反美仇美情绪的一方沃土。
在反美的同时，伊朗也持极端反以（色列）的立场。两个因素决定了伊朗的反以立场。一方面，以色列是在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基础上建国，并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多次战争和冲突中侵占其领土，导致无以计数的阿拉伯人死亡或者流离失所。伊朗既然自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就不能对此坐视不顾。另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具有特殊的关系。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援助对象。美国不遗余力的支持是以色列能够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中生存的重要依赖。伊朗持极端反美的立场，因而以色列就成为伊朗反美的最直接目标。长期以来，伊朗一直将消灭以色列，将以色列的势力从被占领土上赶出去当作自己的一项使命。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础就是反对以色列。伊朗的一个永久性的任务就是将以色列从这个地区驱逐出去。巴勒斯坦是伊斯兰的土地，现在被反伊斯兰的敌人占领着。按照伊斯兰的习惯，我们必须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是一项宗教命令。”[42]
反以的立场决定了伊朗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比如，伊朗一直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者，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阿拉法特第一个赶去祝贺，并且当着伊朗众多官员的面，在原以色列驻伊朗政府官邸的上空激动地挥舞巴勒斯坦旗帜。霍梅尼也告诉阿拉法特，伊朗不会忘记巴勒斯坦人民对于伊斯兰革命的帮助，伊朗人民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负有道义上的责任。[43]再比如，伊朗对于中东和平进程一直持反对立场，美国也指责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杰哈德等组织破坏中东和平。2002年1月，美国和以色列宣称截获一艘船，该船只装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购买的50吨军火，军火的来源就是伊朗。而自2000年9月巴勒斯坦起义以来，伊朗在2001年4月24日和2002年6月2～3日，分别主办了两次反对和平进程组织会议（Conferences of Anti-Peace Process Organization）。[44]
反以的立场甚至决定了伊朗对于核武器的态度。伊朗核问题波诡云谲，扑朔迷离。在美国看来，伊朗有着发展核武器的强烈动机，伊斯兰核武器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1998年5月巴基斯坦核爆炸后，6月1日，伊朗外长哈拉奇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发表讲话，表示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欢迎巴基斯坦的核测试，宣称伊斯兰世界“应该感到有信心，因为他们的穆斯林弟兄也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就地区安全和平衡而言，巴基斯坦应该进行核测试……，就世界而言，穆斯林都为巴基斯坦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感到高兴”。[45]在几乎全球一致的反对声中，哈拉奇是第一个这样赞誉巴基斯坦核试验的。
二 什叶派和逊尼派
宗教因素影响伊朗对外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之争。如同任何一个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中也存在着激烈的教派之争。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正统地位之争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伊斯兰教中，逊尼派人数居绝大多数，大约占整个穆斯林的90%，什叶派只占10%。就人群比例讲，什叶派在和逊尼派的正统之争上并不占有优势。但是伊朗是一个多数居民信仰什叶派的国家，什叶派人群大概占伊朗总人口的89%（逊尼派占9%，其他宗教占2%）。[46]人群上的优势，再加上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决定了伊朗什叶派宗教立场的强硬，也决定了伊朗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那就是和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正统地位之争。这尤其表现在伊朗和沙特的关系上。
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拥有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和麦地拉，作为阿拉伯半岛上最大的国家，沙特的这种宗教地位直接决定了它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影响力，也决定了它和伊朗之间在宗教观念乃至国家关系上的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伊斯兰的旗帜”。过去由于巴列维国王的世俗化倾向以及沙特和伊朗双方都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国，这种对立并没有显著地影响伊朗和沙特的国家关系。但是伊斯兰革命以后，这种对立和冲突就清晰地表现出来了。[47]正如一位沙特官员所说：“伊朗最激烈的斗争对象是沙特而非美国。伊朗想要挑战沙特版本的伊斯兰，这便是政教分离的伊斯兰。”[48]
这种宗教分歧集中体现在每年对麦加和麦地拉的朝圣活动中。麦加和麦地拉朝圣是伊斯兰教最大的宗教活动，每年参加者都有100万～200万人。在伊朗看来，这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以及政治集会，因而也是弘扬伊斯兰革命的绝佳机会。每年伊朗都派出大量的朝圣者，最多时达到15万人，而且他们在朝圣活动中广发传单，呼吁反对美国和沙特。与此相反，沙特认为朝圣就是宗教活动，不应掺杂政治因素。1981年10月，沙特逮捕了46名伊朗朝圣者，并将其驱逐出境。这个事件引起伊朗和沙特两国关系的紧张。沙特国王和霍梅尼互相致信指责。此后每年的麦加和麦地拉朝圣都出现程度不同的混乱以及骚动。为了控制局面，沙特当局以航班不够、旅馆有限等理由限制伊朗朝圣者入境。而伊朗也以沙特当局管理圣城无方为由，要求剥夺沙特的圣地管理权。这样的事态与历史上发生在法国和俄国之间并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圣地管理权之争何其相似！[49]1987年，这种混乱达到高峰。在7月31日的朝圣中，大约有402名朝圣者在混乱中丧生。[50]这一事件引起沙特和伊朗双边关系的紧张，使得阿曼苏丹卡布斯不得不介入调停。1988年，沙特经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通过一个朝圣配额方案，规定每1000人中，分配一个朝圣者，以此控制朝圣期间入境的人数。伊朗因此得到5.5万人的配额。[51]这与前几年实际去沙特朝圣的15万人的数字相差甚远。因此在1988～1990年，伊朗抵制朝圣活动。双方在此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加深了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双边关系遭到极大破坏，外交关系也时断时续。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沙特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派员参加葬礼的国家。1991年以后，该问题有所缓解，但是在每年的朝圣期间，沙特都是如临大敌，甚至部署坦克严密注视事态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伊朗实行务实外交，伊朗官员从拉夫桑贾尼到后来的哈塔米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要加强和沙特在朝圣问题上的安全合作。1999年5月，哈塔米访问了沙特，这是革命后访问沙特的最高领导人。2000年9月11日，哈塔米又一次访问沙特。虽然沙特和伊朗因为朝圣引发的国家关系紧张得到了缓解，但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以此为代表的争夺却会长期存在。
三 什叶派因素
什叶派因素是宗教之于伊朗外交的第三个影响因素。什叶派只占整个穆斯林的10%左右，在伊斯兰世界中多数时间处于受迫害的境遇。但是什叶派有自己的特点：完善而严密的教阶制、继承权上的正统主义、崇拜圣徒和圣陵的习惯，以及自己的独特节日如阿术拉节，等等。[52]这些都使得什叶派教众的联系和组织性比逊尼派要好。躲避迫害的需要也使得什叶派不得不常常逃往邻国，例如霍梅尼就曾在伊拉克的那杰夫避难，而后从那里到了巴黎。伊拉克什叶派的宗教领袖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吉姆也是在1982年秋在伊朗成立的这个组织。还有，由于历史上伊拉克经历过伊朗萨非王朝的统治，这使得伊拉克什叶派中有为数可观的伊朗人，西斯塔尼就是一个伊朗人。以上特点造成了什叶派之间相对于逊尼派之间更密切的人际、族际以及国际联系。伊拉克前什叶派的领袖巴齐尔·萨德尔就是南黎巴嫩什叶派阿迈勒运动的创始人穆萨·萨德尔的堂兄。而伊拉克马赫迪军的领导人萨德尔就是这一支萨德尔家族的直接继承人。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在伊拉克那杰夫以及伊朗库姆的经学院里接受教育，也因此和伊拉克以及伊朗的宗教圈子有密切的来往。
这样的关系，决定了伊朗对于周边什叶派人群占多数的国家，甚至什叶派人群不占多数，但有什叶派人群存在的国家事态的重大影响力。阿富汗是一例。阿富汗人口中什叶派占20%以上。由于长期以来阿富汗国内政局动荡，伊朗在阿富汗政局的发展中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国王时期，伊朗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纠纷的调停者。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它是什叶派人群的积极支持者。1979年阿富汗什叶派的起义就和伊朗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数以百万的阿富汗人停留在伊朗境内，两伊战争期间接受伊朗训练的阿富汗人也参加了对伊作战。1992年在联合国主导下形成的阿富汗过渡政府中也有数位什叶派的部长，这同样和伊朗的幕后支持有很大的关系。”[53]2001年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在卡尔扎伊过渡政府的形成中，伊朗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2002年2月24日卡尔扎伊还因此对伊朗进行了访问。[54]2002年3月伊朗在美国强大压力下驱逐了阿富汗流亡伊朗的普什图族领导人古布丁·西可马特亚尔（Gulbudin Hikmatyar），又一次反映了伊朗在阿富汗事务上的影响力。
什叶派之间这样的密切关联，在海湾地区尤其具有深刻含义。表1-2显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中都有什叶派人群存在，除伊朗外，巴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人群也占了人口的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林出现了一系列骚乱，其主体就是什叶派人群。而巴林不同于一般的海湾国家，它和美国关系密切，自从1948年以来美国就有军队驻扎在这里。1991年10月28日巴林又和美国签订了防务协定，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正式盟国。1995年重建后的美国第五舰队也将总部设在这里。这样的关系使得巴林国内事态的发展严重影响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巴林事态也成为美国指责伊朗颠覆邻国政权的主要理由。
表1-2 海湾地区各国人口以及宗教构成情况
伊拉克更是这样。伊拉克什叶派占国内穆斯林总人口的60%～65%。但是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什叶派却遭无情打压。由于海湾战争以来和伊拉克之间持续的纠葛，美国一直试图利用伊拉克什叶派的力量。1991年伊拉克什叶派就是在美国的鼓动下发动反对萨达姆的大起义。美国还在什叶派聚居的伊拉克南部北纬32度以南地区设立禁飞区。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什叶派又一度成为伊拉克重建中美国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因素，它决定着美国重建伊拉克的努力能否成功。战争后伊拉克国内出现异常激烈的教派之争，多个什叶派领导人遭到暗杀。普通教众的死伤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反映了伊拉克重建的艰巨性，也进一步凸显了什叶派因素的分量。这一时期在美国国会的听证和研究报告中也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对于伊朗在伊拉克重建中作用的评估。
伊拉克还不是问题的终结。由于伊朗在什叶派中的影响力，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月形”什叶派主导地带里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对阿拉伯北部地区乃至海湾以及大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秩序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55]但反过来说，它也有可能是美国在整个大中东范围内解决什叶派问题的桥梁。[56]
杰弗里·凯普是美国著名的伊朗问题专家，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评价伊朗：“位于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拥有至为关键的一份资产”。[57]“资产”一词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它既意味着伊朗特殊的地缘位置，也意味着伊朗在宗教以及民族问题上的影响力。这或许正是美伊关系非敌即友的缘由之一。所以在论及美伊经久不决的矛盾纠葛时，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著名伊朗问题专家格拉汉姆·福勒在一篇名为《修复美伊关系》的文章中这样说：“美国虽然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反对阿以和平，但是这些貌似直截了当的指责却是事实，或者说是部分事实以及为了政治上方便起见，对事实移花接木的复杂结合体。而真正的问题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使得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失去了一个最主要的盟国，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第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政权。”[58]换言之，美国严重夸大了伊朗的威胁，制造了伊朗威胁的神话。所以福勒将其另一篇论述伊朗问题的文章直截了当地命名为《波斯湾神话》。[59]从这个意义上说，因地缘特质造成的伊朗在石油、宗教、民族问题上的影响力，是它对地区以及国际事务发生影响的特殊方式和渠道。它应该是我们理解美伊关系的出发点。
[1] Graham E. Fuller，The“Center of the Universe”：The Geopolitics of Ira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2.
[2] Ibid，p.7.
[3] Christin Marschall，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From Khomeini to Khatami，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p.4.
[4] 所谓东方危机是指英国和俄国围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地进行的激烈争夺。历史上曾经爆发过数次东方危机，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俄土战争期间（1787～1791年），英国和俄国曾经因为黑海北岸土地以及克里米亚汗国问题爆发激烈冲突，双方几乎战争相向，最后以英国的退让以及俄国吞并克里米亚汗国还有侵占黑海北岸的领土而告结束。1876年俄土战争期间英国和俄国因为巴尔干问题再度爆发激烈争夺，几乎导致战争，最后以俄国退让而告结束。
[5] 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60页。
[6] 波斯是伊朗的古称。为了抵消英国和俄国的影响，礼萨国王执政时期接近德国。礼萨借助古雅利安人的因素寻找和德国的亲缘性，因此将波斯改名为伊朗。
[7] 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2页。
[8]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78页。
[9] 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刘晓明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第204～205页。
[10] 引文中的着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
[11] Suha Bolukbasi，“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Caspian Sea Mineral Resources：Conflicting Perceptions，Clashing Interest，” Europe-Asia Studies，May 1998，Vol.50，No.3.
[12] Ali A Jalali，“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Russia and Iran，” Parameters，Winter 2001/2002，Vol.31，No.4.
[13]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63页。
[14]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98～199页。
[15] 这场争夺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后期，当时英国因为其历史上对伊朗的蚕食，是唯一一个拥有石油特许权的国家。但是苏联继承俄国的传统对伊朗有觊觎之心，而美国更是要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伊朗、向盟国提供大量物资之势将自己的石油公司打进伊朗。于是三方对特许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由于伊朗人在三者之间的巧妙周旋、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勾结、英国对美国的戒心以及美国石油公司的内斗，最后美国和苏联都未获得梦寐以求的石油特许权。英国虽然暂时保留了特许权，但却也为20世纪50年代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埋下了伏笔。鉴于美国最初的地位和愿望，它成为整个事态中最大的输家，所以美国政府的石油专员约翰·利维尔才会带着复杂的心绪说这样的一番话。See James A. 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30.
[16]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Country Analysis Briefs，http：//www.eia.doe.gov，2006.
[17]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Persian Gulf Oil and Gas Exports Fact Sheet，http：//www.eia.doe.gov.
[18]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Persian Gulf Oil and Gas Exports Fact Sheet，http：//www.eia.doe.gov/emeu/cabs/pgulf.html.
[19] 1980年4月11日美国国家交流署华盛顿电。转引自张士智等著《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62～263页。
[20] Michael Mandelbaum，“The Bush Fro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America and the World，Special Issue，1990/1991.
[21] 鲁霍拉·克·拉马扎尼：《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战略通道》，赵祥龄、段稚荃译，傅荫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第7页。
[22]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Persian Gulf Oil and Gas Exports Fact Sheet，http：//www.eia.doe.gov.
[23] 鲁霍拉·克·拉马扎尼：《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战略通道》，赵祥龄、段稚荃译，傅荫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第12页。
[24] 鲁霍拉·克·拉马扎尼：《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战略通道》，赵祥龄、段稚荃译，傅荫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第50页。
[25] 鲁霍拉·克·拉马扎尼：《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战略通道》，赵祥龄、段稚荃译，傅荫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第6页。
[26] 徐小杰：《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31～32页。
[27] Gordon Feller，“Central Asian Leaders Do a Delicate Dance With the Bear From Muscovy，” 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Oct.31，1996，Vol.XV，Iss. 4.
[28] U.S. Census Bureau，Population Division，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CIA World Factbook.
[29] Dana H. Allin，Steven Simon，“The Moral Psychology of US Support for Israel，” Survival，Sep.1，2003.
[30] John P. Miglietta，America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1945-1992：Iran，Israel and Saudi Arabia，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02，p.84.
[31] 海湾合作委员会是1981年5月在阿联酋、阿曼、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之间成立的一个地区性合作组织。这个组织的成立显然和海湾北部地区的两大国家——伊朗和伊拉克之间于1980年9月爆发的战争有关。因此，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宗旨就是加强海湾南部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协调彼此的立场。长期以来成员国之间在以上领域取得了诸多合作成果。1984年成员国之间还建立了联合的半岛防卫军。
[32] Richard W. Murphy，Differentiated Containment：U.S. Policy Toward Iran and Iraq，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uly 1，1997.
[33] 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呼吁要将波斯湾改名为阿拉伯湾。事实上，这是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民族疏离感的一个体现，反过来这又增加了双方之间的设防。正如一家阿拉伯报纸所言：“是有一个巨大的海湾。但是将我们和伊朗分开的最大的一个海湾，伊朗依旧称其为波斯湾，而我们七个海湾国家以及十四个阿拉伯国家称其为阿拉伯湾。”对于这样的呼声伊朗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波斯湾是历史的旧称，没有必要改变。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曾这样指责其阿拉伯邻居：“对于一些国家而言，聚在一起，不经过别人的同意，私自将波斯湾更名为阿拉伯湾，这样的做法是极不明智的。波斯湾是一个历史的旧称。如果让一个邻居感到受到冒犯，并因此产生了不安全感的话，此举又有何意义可言？”See Christin Marschall，op. cit.，pp.4-5.
[34] 1828年2月10日，在俄国和波斯的战争后，俄国和波斯签订了《土库曼查伊条约》（Treaty of Turkmenchay）。阿拉斯河（Aras）作为两国的界河，阿塞拜疆被一分为二，北部归俄国，南部归伊朗。这个条约造成了后来伊朗和苏联以及伊朗和今天阿塞拜疆之间的边界状况。
[35]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位于阿塞拜疆境内的一个以亚美尼亚人居多数的地区，亚美尼亚人占当地居民的80%左右。1988年纳卡州的全民公决要求将纳卡州并入亚美尼亚，这遭到了当时的苏联当局以及阿塞拜疆当局的反对，由此引发了争端。这场争端很快就演变为武装冲突，并在苏联解体后愈演愈烈，成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一场战争。
[36] 1992年上台的阿塞拜疆前总统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是一个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他不仅坚决反对纳卡州的独立，而且还主张建立一个大阿塞拜疆人的国家（包括伊朗境内由阿塞拜疆人居住的地区），并且说不到五年阿塞拜疆就会统一。他的上台并非偶然，而是和阿塞拜疆国内激烈的民族情绪以及民族主义势力相关，比如他得到了阿塞拜疆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Azerbaijan Popular Front，APF）的支持。不过由于立场太过激进，1993年6月，执政仅仅一年后，他在和后来的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被后者所取代。
[37] Svante E. Cornell，“Iran and the Caucasus，” Middle East Policy，January 1998，Vol.5.
[38] Kenneth Katzman，Iran：Current Development and U.S. Policy，July 25，2003，CRS Report for Congress，Order Code IB93033.
[39] 部分报道称，美国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合作开始于1969年，美国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领导人巴尔扎尼在那时就达成过协议。这种合作到1972年5月30 ～31日尼克松访问伊朗时正式确定。在和国王的会谈中，伊朗答应和美国合作向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提供援助。伊朗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第一，伊拉克是伊朗包括库尔德等反对派组织在国外的主要活动基地。第二，伊拉克是伊朗国内包括阿拉伯以及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的主要煽动势力。第三，伊朗和伊拉克在边界等问题上有持续的纠纷，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支持是削弱伊拉克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和伊朗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合作后来又卷进了以色列。以色列将缴获的苏制武器装备通过伊朗转交给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以掩视听。这种三边合作一直持续到1975年伊朗和伊拉克达成解决边界纠纷的协定才得以停止。See John P. Miglietta，op.cit.，pp.79-80.
[40] Robert A Berry，“Turkey's Kurdish Question/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ish-Iranian Relations：From World War I to 1998，” The Middle East Journal，Summer 1999，Vol.53.
[41] 劳伦斯·迈耶等著《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第13页。
[42] Shaul Shay，The Axis of Evil：Iran，Hizballah and the Palestinian Terror，Transaction Publisher，New Brunswick，2005，p.159.
[43] Shaul Shay，The Axis of Evil：Iran，Hizballah and the Palestinian Terror，Transaction Publisher，New Brunswick，2005，p.130.
[44] Kenneth Katzman，Iran：Current Development and U.S. Policy，July 25，2003，CRS Report for Congress，Order Code IB93033.
[45] Anthony H. Cordesman，Iran's Military Forces in Transition：Conventional Threats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Westport：Praeger，1999，p.266.
[46] U.S. Census Bureau，Population Division，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CIA World Factbook.
[47] 沙特实行的是瓦哈比教派。所谓瓦哈比教派是18世纪上半叶由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谢赫创立的一种伊斯兰法学主张和理论。这一学派以严谨和保守著称，主张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反对个人意见以及自由意志。提倡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方式，回归正确的伊斯兰教。1744年，沙特的统治者德尔伊亚埃米尔伊本·沙特与阿卜杜·瓦哈卜达成协议，结成政教联盟，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派提供保护和支持，谢赫家族为沙特家族的统治从伊斯兰法学理论上提供合法依据。瓦哈比教派因此成为沙特官方的宗教派别。这种政教联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延续至今，从而形成了沙特独特的政教分离的统治方式。参见钱学文《沙特的瓦哈比主义》，《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3期。
[48] Christin Marschall，op. cit.，p.48.
[49] 所谓圣地就是耶稣诞生地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教堂以及墓地耶路撒冷。历史上基督教的两大支教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都以此作为朝圣之处。在圣地由谁掌管的问题上，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经常发生争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僧侣之争”。但是“僧侣之争”背后又有深刻的大国背景。1740年法国从土耳其手中获得了圣地保护权。1774年在和土耳其的战争结束后，俄国通过《库楚克-开纳吉条约》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建一个东正教堂并保护东正教徒的权利。事实上，“僧侣之争”的背后是俄法之争。1853年6月，借口圣地保护权之争，俄国出兵占领了摩尔多瓦以及瓦拉吉亚黑海两公国，由此开始了俄土战争。由于事关重大，英国和法国都随后介入，导致了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地区的又一场大战。
[50] Christin Marschall，op. cit.，p.52.
[51] 考虑到朝圣活动的规模，沙特方面做这样的配额限制是可以理解的，它至少可以减少每年因为拥挤以及集会中人为的破坏而导致的无谓的人员伤亡。每年朝圣期间都有人员伤亡，而大规模的死伤也不鲜见。在1987年朝圣期间，就有402名朝圣者死亡。1991年朝圣期间，又有1426人在一个隧道中因为拥挤死亡。1994年又有270名朝圣者死亡。See Christin Marschall，op. cit.，pp.56-57.
[52] 什叶派有和逊尼派完全不同的传统。按照中国学者黄民兴的归纳，大约有以下几点：第一，继承权上的正统主义和迈赫迪观念。认为阿里及其后代为合法的哈里发，前三任哈里发均属非法。阿里及其后代是政教合一的首领伊玛目，他们从不犯错，其地位甚至高于穆罕默德。主张末代伊玛目已经遁世，将以救世主的身份（马赫迪）重现，在末日来临前消灭世界上的一切非正义现象。逊尼派则尊崇穆罕默德。第二，对统治者的含混态度。什叶派认为在伊玛目遁世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间的统治者具备合法性。而逊尼派一般尊重统治者，即使是独裁者，强调秩序。第三，独立的经典。第四，完善而严密的教阶制。什叶派有相对严密的教阶制，包括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中层和中下层宗教人员共四级，以大阿亚图拉为代表的宗教上层威望很高。第五，崇拜圣徒和圣陵。圣徒即阿里、侯赛因及其他伊玛目，他们的陵墓即圣陵。伊朗的马什哈德以及库姆都拥有自己的圣陵，因而同样也是圣城。第六，独特的宗教节日，例如阿术拉节。第七，为了应付逊尼派的迫害，允许隐蔽个人的信仰。参见黄民兴《什叶派：历史、现状与伊拉克的重建》，《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3] Hafizullah Emadi，“Exporting Iran's revolution：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Shiite Movement in Afghanistan，”Middle Eastern Studies，London：Jan.1995，Vol.31，Iss.1.
[54] Kenneth Katzman，Iran：Current Development and U.S. Policy，July 25，2003，CRS Report for Congress，Order Code IB93033.
[55] Juan Cole，Kenneth Katzman，Karim Sadjadpour，Ray Takeyh，“A Shia Crescent：What Fallout For The United States？” Middle East Policy，Winter 2005，Vol.12，Iss.4.
[56] Yitzhak Nakash，“The Shi'ites and the Future of Iraq，” Foreign Affairs，Jul/Aug 2003，Vol.82，Iss.4.
[57] Geofferey Kemp，“The Challenge of Iran for U.S. and European Policy，”in Richard N. Haass ed.，Transatlantic Tensions：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d Problem Countrie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1999，p.60.
[58] Graham E. Fuller，“Repairing U.S.-Iranian Rel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Oct.1998，Vol.6，Iss.2.
[59] Graham E. Fuller，“Persian Gulf Myths，” Foreign Affairs，Vol.76，May/June 1997.